区域经济分析的一个劳动经济学视角——以山东省为例

区域经济水平差异普遍存在,导致区域差异的因素也很多。本文首先对山东地域按地区及县域从经济水平角度进行聚类分析,分析了区域经济水平的空间分布。然后利用相关的人口普查数据及统计数据考察劳动年龄人口、城镇化水平、人口迁移、教育水平等因素对地区及县域经济水平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区域差异的人口因素影响。     

西部地区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演进分析

笔者首先对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人口迁移的规律和特征做出分析和判断,在此基础上运用内生人口迁移经济增长模型,实际测算了近十几年来西部各省区省际人口迁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强度。结果显示,各省区的人均产出与人口净迁移率之间存在较高的正相关性,但人口迁移对经济影响的强度有所差别,从整体来看,西南地区净迁移人口的作用更大一些。此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省际人口迁移伴随有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收敛(趋同),相反,正是因为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扩大,才会形成以四川、新疆、陕西等为流入中心的省际迁移人口聚集地。     

兵团人口分布状况对其城镇化发展影响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推动新疆生产建设发展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新时期下,兵团城镇化的发展符合党和国家的号召,有利于进一步推动新疆整体稳定,从而带动其经济进一步增长。兵团人口分布对于兵团城镇化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分析兵团人口分布状况、各团场人口发展情况等,研究其存在的问题,在加快人口迁移及人口流动角度提出对于优化兵团人口分布的策略,从而为兵团合理规划人口迁移及其城镇化的发展提出建议。     

人口迁移流动对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作用

经济的发展与人口再分布是相互关联的:一方面,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成为影响人口迁移最重要的因素;另一方面,人口迁移流动引起的人口再分布影响着迁入区和迁出区的经济发展.为此本文主要对人口迁移流动与区域经济均衡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论述.     

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口入迁及城市化的区域经济因素分析:基于面板数据的研究

以“人口迁移和人口就地非农化是中国城市化两种并行不悖的实现形式”为立论,运用面板数据模型方法,从人口入迁和人口非农化两个角度对影响中国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的区域经济因素做了分析。第二和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对推动长三角地区城市化进程的作用显著;工资水平是影响长三角地区人口入迁的最重要因素;人均GDP虽然对长三角地区人口非农化的作用显著,但对人口入迁的作用是不确定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依存度等开放经济因素对长三角地区城市化的作用非常有限。     

基于因子分析的陕西省人口迁移影响因素研究

人口迁移的显著性和活跃性日益明显,并已成为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文章利用因子分析方法对影响陕西省人口迁移的因素进行定量研究,确定地区经济与教育因素和城市基础设施与环境因素是影响陕西省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利用主成分回归法探寻两个影响因子与人口迁移指标的关系,发现经济教育因素是人口迁移的内在动力,基础设施环境因素是次要因素,并对如何促进人口合理有序迁移流动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人口迁移与地区经济压力差异性探析

经济因素,一直是影响人口迁移的重要因素,而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又是影响人口迁移的重要方面。文章首先从人口跨地带迁移的现状入手,指出其迁移的动因主要是经济因素,即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存在地带间显著差异。其次,借助人口经济压力指标,与其他相关指标一起分析人口迁移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联,进一步证实了人们的迁移行为有很大的地域经济选择性。     

边境民族地区人口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以云南省为例

借助云南省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云南省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及合作单位提供的数据,从人口规模、人口结构、人口分布三个角度对边境民族地区人口空间格局演化特征进行分析。从经济环境、民族成份、医疗卫生条件等角度研究边境民族地区人口空间格局演化的影响因素。运用VAR模型对边境民族地区人口空间格局演化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与相应启示之处。     

我国的人口迁移与环境人口容量

环境人口容量是指在某种消费水平下,保证某一地区的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社会经济环境良性发展的最高人口数。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地区差异性极大,各地区的环境人口容量与实际人口数有很大差别。这种差别对我国的人口迁移起重要的作用。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探讨环境人口容量与人口迁移的关系,对了解我国未来人口迁移的趋势及人口迁移的内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努力构建口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格局

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言,社会是由人群组成的一种特殊形态的群体形式,是按照一定的规范发生相互联系的生活共同体.解决好人口数量、人口质量、人口结构、人口分布、人口迁移等人口安全问题,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实现人口的和谐发展.带着这一课题,近期我们对福州的情况进行了调研.     

基于百度迁徙数据的长春市春运人口流动时空格局与动力机制

基于2015年春运期间长春市与省外城市的人口迁移数据,结合GIS空间表达、自然断裂法、等级钟等方法,分析长春市人口流动的层级特征、空间格局、时序特征及动力机制。研究表明:①春运期间其他城市与长春市间的人口流动具有明显的层级特征,高层级城市的组成遵循拉文斯坦的经济律,低层级城市的空间布局遵循距离律。②长春春运人口流动高度集中于"胡焕庸线"以东区域,其中长春人口联系的重点区域集中于京津冀与长三角地区且分布形态呈现出金字塔式层级分布结构。③春节前后人口流动存在差异,节前迁移城市集中化,节后迁移城市多样化和分散化。④经济律和距离律在人口迁移中起核心作用,而地理认同、适应性及部分特殊城市的特殊职能对迁移方向也存在明显影响。⑤长春市承担吉林省人口流出的门户功能。⑥百度迁徙数据在人口流动研究中具有很好的表征作用,但仍然存在偏向和缺乏个体信息等固有缺陷。     

努力构建人口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格局

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言，社会是由人群组成的一种特殊形态的群体形式，是按照一定的规范发生相互联系的生活共同体。解决好人口数量、人口质量、人口结构、人口分布、人口迁移等人口安全问题，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实现人口的和谐发展。带着这一课题，近期我们对福州的情况进行了调研。     

国内外人口性别结构研究综述

人口性别结构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两性人口数量的比例关系,会受到育龄妇女生育率、出生婴儿性别比、男女分别的死亡率以及人口迁移等的影响.人口性别结构从某种程度上会对结婚率和妇女生育率造成影响,进而影响人口出生率和人口再生产速度.     

中国省际人口迁移流场及其空间差异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加剧引发了大规模的省际人口迁移。利用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和2000年的10％人口普查数据,分析近10年来的中国省际人口迁移流场及其空间差异。研究发现,近10年来省际人口迁移规模逐步增加,以从四川、湖南、江西、河南和安徽等重要辐散区向东南沿海的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等沿海发达地区迁移为主,且有增强的趋势。长三角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区域迁入规模增加,迁入总量接近广东省,而广东省的迁入规模在大规模增加的同时,向周边省区迁出的人口规模也在大规模增加。     

浅谈社会经济对人口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家庭因素、现代化经济环境及人口迁移和城市化度都是影响子女需求多少的因素,由需求而导致人口总量的变动,又关系到未来人口劳动力的供给。本文从社会经济的角度分析了影响劳动力供给的因素。但是随着经济的发达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深入,人口素质不断地提高,同时技术进步、生产要求效率的提高,我国未来劳动力供给减少不会影响到经济增长。     

经济人口重心的动态转移与区域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到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经济重心的主要变动方向由北向南,区域经济差距的矛盾主要体现为南北矛盾.90年代中期以后,南北差距逐渐缩小,而东西差距有所扩大,区域经济差距的矛盾由南北转向东西,人口重心主要在南北方向上不均衡.由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是导致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人口重心滞后于经济重心的变化,人口迁移的流向是影响人口重心迁移的重要因素.有计划地促进沿海和内陆地区间较均衡的经济发展,将有利于实现人口迁移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当代中国女性人口迁移的发展及其结构特征

近年中国的人口迁移得到了大发展,其中女性的增长速度显著超过了男性,人口迁移中长期的男性优势基本上已不复存在。女性迁入人口对经济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城市化地区有很高的集中度,主要迁出源是位于中西部的江西、湖南、安徽、四川等省区。在不同的女性人口之间,较年轻的未婚者迁移率明显高于已婚者,此外,受教育程度、民族成分等对迁移率也有一定的影响。     

1990年以来湖南人口与经济重心及其演化

人口应与经济协调发展,以湖南省为例,采用重心理论分析了湖南省1990年以来的人口、GDP、三大产业重心的区域分布特征,并探讨了重心动态演化的原因。实证表明:1湖南省人口、经济分布存在不均衡性,主要表现为西南与东北的差异。2从移动方向上来看,人口重心与经济重心的移动方向一致,均由西南向东北移动;从移动幅度和移动速度上看,人口重心的移动滞后于经济重心的移动。3均衡性表现为偏移距离按第一产业产值重心、GDP重心、第三产业产值重心、人口重心、第二产业产值重心的顺序逐步降低,且各要素分布逐渐均衡化。4第一产业是影响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是经济重心移动的主要力量。最后对湖南的人口合理分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提出建议。     

安徽省内人口迁移的空间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引入迁移选择指数概念,利用安徽省人口、社会和经济发展数据,计算了2007-2010年安徽省各地级市的人口综合迁入指数、人口综合迁出指数、人口净迁移指数和各地级市间的人口迁移选择指数,并建立了关于人口净迁移指数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着重从迁出地、迁入地和迁移流的视角,揭示了安徽省省内人口迁移的空间规律及其影响因子.研究表明:“环省会迁出圈”、“皖南迁出区”是主要的迁出地;“省会迁入区”、“马芜铜迁入区”和“两淮迁入区”是主要的迁入地.省会合肥和“马芜铜”沿江城市带是人口迁移强度最大的区域:在空间上,它们呈现出“点—轴”形态;省会合肥的辐射范围覆盖全省,而“马芜铜”沿江城市带是安徽南部地区最主要的人口迁入地;各主要迁入地之间的人口对流较弱.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的分布、城镇从业人员比重,以及城市公园数量是安徽省省内人口迁移的重要“推—拉”因子.     

1990-2013年国际人口迁移特征、机制及影响研究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人口迁移呈持续增长态势。利用"2013年全球国际人口迁移趋势"和"2013年经合组织国家国际人口迁移展望"数据,分析1990-2013年国际人口迁移的规模、流向、结构等的变动趋势及区域特征,揭示国际人口迁移的主要动力机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差距、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变动、国际移民政策调整和人口规模等,以及国际人口迁移对迁入国和迁出国经济发展、劳动就业、财政收支、人口增长等方面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