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间非对称关系的实证分析

利用1985—2012年中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数据,采用门限自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通货膨胀门限效应明显存在;在门限值以上,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起阻碍作用;在门限值以下,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利用平滑转换回归模型进一步检验了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不同模型的实证结果都支持通货膨胀门限效应存在。     

中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间非对称关系的实证分析

利用1985—2012年中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数据,采用门限自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通货膨胀门限效应明显存在;在门限值以上,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起阻碍作用;在门限值以下,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利用平滑转换回归模型进一步检验了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不同模型的实证结果都支持通货膨胀门限效应存在。     

股票市场的非对称价格传递

文章运用门限自回归(TAR)和动态门限自回归(M-TAR)模型,解决股票市场的非对称性问题。非对称性误差修正模型扩展了最初的协整模型,解决了单位根低解释功效和在非对称性调整下的协整检验问题。     

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多重均衡:理论与中国经验

在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的理论框架下,通过构建包含环境保护部门和实际生产部门的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应用动态优化理论探讨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多重均衡关系。而后利用我国2007-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两者关系进行实证分析。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波特假说"在我国得到了经验支持,环境规制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不同的环境规制强度下,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有所差异。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产业集群竞合关系研究

在竞合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以高新区产业集群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复杂的竞争与合作关系,构建高新区单一产业集群、两个产业集群竞争与合作的动力学模型,结合产业集群不同的生命周期进行数值模拟,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调整建议。     

我国高新区扩散功能不足的表征、原因及对策研究

通过高新区的率先发展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但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新区的扩散效应不明显、辐射带动能力较弱,主要表现为"孤岛经济"、"体制回归"和"边界阴影"等现象大量存在。分析认为,其根本原因是高新区经济位势不高、扩散渠道不畅和高新区周边地区承接能力不强。针对我国大部分高新区扩散功能不足的表征和原因,提出了5点对策建议。     

城市化对房价的影响:线性还是非线性?——基于四种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文章从线性和非线性两个角度分析了中国城市化进程对房价的影响。通过对各省历年房价和城市化的核密度估计空间分布分析,发现城市化和房价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并且各省份的城市化和房价水平存在"双峰"分布特征和空间相关性。这说明在分析城市化对房价的影响时应考虑可能的门限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这两种非线性关系。据此,文章基于中国30个省份1998-2009年的面板数据,使用普通面板回归、空间面板回归、门限面板回归和平滑门限面板回归这四种模型进行分析发现,城市化水平对本地区和相邻地区的房价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在经济增长水平较高、人力资本集聚的地区,城市化对房价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中国高新区主导产业选择的研究述评

文章从产业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角度对主导产业选择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并通过分析我国区域主导产业研究状况,找出了我国的特殊经济区域——高新区主导产业选择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1)对高新区主导产业的理论研究明显不足;(2)对高新区主导产业的内涵尚无明确定义,以及缺少符合高新区功能和产业特色的选择基准及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3)缺少高新区主导产业选择的定量评价模型。     

全要素生产率、国际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研究——基于我国经济的实证分析

利用协整理论、方差分解和自回归滑动平均模型,研究了国际直接投资、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的规律。研究结果表明,国际直接投资(FDI)、全要素生产率(TFP)和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协整关系,我国的经济增长是由要素、投资和全要素生产率共同推动的。此外,通过自回归滑动平均模型(AR-MA)发现,FDI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率最大,据此提出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建议。     

货币流动性与经济增长:时变影响及门限效应

通过构建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TVP-VAR)和反映流动性过剩与否两种状态的门限回归模型,考察了货币流动性对经济增长的时变影响,并从货币流动性的供给渠道出发,具体分析了外汇占款及信贷规模对经济产出的影响变化。结合中国1996年至2018年的季度数据,实证研究发现,样本期内M2、国内信贷以及外汇占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变特征,对经济产出的影响随时间变化存在结构性变动和显著的单门限效应;在受到外部冲击时,各流动性变量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和实际GDP的响应程度明显减弱;经济产出对货币流动性具有长期的正向影响,并且受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支配,对M2及国内信贷的影响呈现出"V"型时变特征;经济货币化程度较低时,货币流动性对经济增长影响显著为正,超出一定阈值后影响减弱且不再显著。     

蓝色经济区碳排放对经济增长的阈值协整效应

构建了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及其相关影响因素的阈值协整模型,利用完全修正的最小二乘法对该模型进行估计。得出如下主要结论:碳排放随着经济增长周期的发展表现出非线性变化特征;蓝色经济区的碳排放对经济增长的阈值协整效应发生在人均GDP增长率为9.54%和13.46%之处;从产业结构和能源使用效率对碳排放的阈值效应可看出蓝色经济区正在走产业升级和转型之路,因此需要注重培育高新产业发展环境。     

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影响要素测度与阶段性特征分析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提升我国国家竞争力的战略制高点。本文利用单方程计量经济模型,就资金、人才和技术三要素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定量分析;并进一步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三种要素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动态影响,有力地论证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国家高新区创新国际化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

创新国际化是增强国家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构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新国际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以2014-2016年我国“一带一路”沿线68个国家高新区为研究对象，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二次指派程序方法对国家高新区创新国际化水平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国家高新区创新国际化以创新主体交互、创新活动融入、创新资源流动、创新绩效提升为本质特征；国家高新区创新国际化水平存在显著的区域不平衡性，东部沿海高新区创新国际化水平较高，中西部高新区创新国际化水平较低；国家高新区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技术水平、政策质量等差异对创新国际化水平差异影响显著，自然生态环境差异对创新国际化水平差异影响不显著。     

国家高新区自主创新效率空间关联网络的实证研究

在对国家高新区自主创新效率测度的基础上,通过改进的万有引力模型建立国家高新区自主创新效率空间关联网络,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西部和东北部高新区自主创新效率最高,中部居中,东部最低;战略新兴产业自主创新效率较高;大部分高新区属双向溢出板块和净溢出板块,珠三角高新区属于净受益板块;自主创新空间关联网络呈典型的凝聚子群特征;各高新区在不同网络层次中扮演不同中间人角色。     

国家高新区对外贸易、高新技术企业占比影响创新效率的实证研究

加快推进国家高新区发展，是提高创新竞争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运用超效率DEA模型测算2013-2017年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利用面板数据模型考察对外贸易、高新技术企业发展与创新效率的相关关系及地区差异。研究表明：我国东部地区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相对较高，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高新区创新效率差异明显；国家高新区对外贸易、高新技术企业占比对高新区创新效率提升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且存在显著正向时滞效应；国家高新区对外贸易、高新技术企业占比对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新时代全面提升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应以高新技术企业为主体，以进一步扩大开放为路径，注重开放贸易、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相关政策的阶段性与针对性调整。     

高技术产业集聚对产业效率的影响

高技术产业集聚对产业效率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二者关系还受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基于1995—2016年我国内地多个省市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构建交互项和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就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对高技术产业集聚与效率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高技术产业集聚与经济发展的交互项系数为负，与对外开的放交互项系数为正，对产业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门限效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升，高技术产业集聚对产业效率的正向影响会减弱，证明了威廉姆森假说在我国高技术产业中的存在性；随着对外开放程度提升，高技术产业集聚对产业效率的正向影响会增强，否定了开放性假说。     

贸易开放、多渠道FDI与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空间计量及VAR脉冲分析

在新经济增长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聚焦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基于2006—2018年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采用Super-SBM模型测度环境约束下中国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分解出纯技术效应部分和规模效应部分。基于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构建VAR（向量自回归）模型探索其长期效果。结果表明：目前，我国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主要由纯技术效应贡献；FDI资金和物力流入均通过提升规模效应促进本地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而在邻地则通过提升纯技术效应实现这一过程；FDI技术流入主要通过提高纯技术效应推动绿色技术进步；高质量人力资本和严格的环境规制均在本地显著促进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在邻地则无此效应。贸易开放本身能够显著促进本地高技术绿色技术进步，但与FDI资金和物力流入交互影响均抑制本地绿色技术进步，而与FDI技术流入交互作用在本地和邻地均对绿色技术进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贸易开放、多渠道FDI与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空间计量及VAR脉冲分析

在新经济增长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聚焦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基于2006—2018年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采用Super-SBM模型测度环境约束下中国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分解出纯技术效应部分和规模效应部分。基于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构建VAR（向量自回归）模型探索其长期效果。结果表明：目前，我国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主要由纯技术效应贡献；FDI资金和物力流入均通过提升规模效应促进本地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而在邻地则通过提升纯技术效应实现这一过程；FDI技术流入主要通过提高纯技术效应推动绿色技术进步；高质量人力资本和严格的环境规制均在本地显著促进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在邻地则无此效应。贸易开放本身能够显著促进本地高技术绿色技术进步，但与FDI资金和物力流入交互影响均抑制本地绿色技术进步，而与FDI技术流入交互作用在本地和邻地均对绿色技术进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高技术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协同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空间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探究高技术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协同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结果表明：区域间产业集聚特征差异显著，高协同集聚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低协同集聚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水平、高技术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协同集聚水平均具有显著空间正相关性，二者协同集聚有助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协同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双重门槛，当高技术制造业集聚度和高技术服务业集聚度均介于第一、二门槛之间时，产业协同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最强。仅少部分省域两产业集聚度介于第一二门槛之间，能够有效发挥协同集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