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代会召开、监察力度变化与中国经济波动

本文通过对1978年到2008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后发现,中国经济波动与每五年召开一次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密切相关。每次党代会召开前一年,各省名义GDP增速较平时下降约3.3个百分点;而党代会召开后一年,各省名义GDP增速高出平时约2.6个百分点。进一步研究表明,党代会前后的经济波动与政府对官员的监察力度变化有关。党代会召开之前,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官员的监察力度加强,这会限制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总量并改变财政支出结构,导致各省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速双双下降。党代会之后,相关压力的减轻使得政府监察力度下降,在晋升激励下,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总额和偏向于投资建设的财政支出增加,使得经济增速上升。     

预算偏离的周期性:典型事实、影响机制和空间关联

作为周期性现象的预算偏离,受政治周期和预算规则的影响。本文针对1995—2019年预算收入偏离度和预算支出偏离度的实证分析发现:第一,在党代会召开前和召开后,政治周期对预算收支偏离度的影响方向相反;在党代会召开前期、当期和后期,地方政府普遍存在"保守—中性—扩张"的周期性预算收支偏离现象。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借助调整预算规则,显著降低了预算收入偏离度和预算支出偏离度。第二,预算收入偏离是政治周期影响预算支出偏离的重要传导渠道。预算收入偏离度更多受到经济周期因素的影响,预算支出偏离度更多受到趋势因素的影响。与预算收入偏离的周期性特征和快速衰减相比,预算支出偏离具有更强的持续性和内在制度刚性。第三,在空间关联上,各省份预算收支偏离度都有竞争性同向扩张作用,政府竞争对本省和邻省预算支出偏离度的影响方向相反。本文对认识和治理预算偏离,建立现代预算制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地方主官更替与城市空间增长——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中国政府决策对经济活动具有重要作用,作为地方政府的主要决策者,各市域主政官员的更替会较大程度地影响城市经济增长和空间增长。基于2000—2013年250个地级市数据,研究了地方主官对城市空间增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地方主官更替年份比非更替年份的城市空间增长率平均低2个百分点;地方主官在更替1年后对城市空间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会使城市空间增长提高1.5个百分点。进一步分析显示,东部地区地方主官更替年份空间增长波动较大,东北和中部次之,西部保持均衡;大城市和小城市地方主官更替对空间增长波动的影响较中等城市大。(2)地方主官通过土地出让和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城市空间增长。主官更替的年份城市土地出让面积会显著下降,而后土地出让面积增加;地方主官更替年份对基础设施的影响不显著,在更替后的两年显著为正。上级决策者要采取相关政策,避免官员换届更替带来的城市增长波动。     

地方政治权力转移与企业社会资本投资周期--基于政企关系重构的动态研究

文章以2007－2012年我国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政企关系重构的视角研究了地方政治权力转移对企业社会资本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地方政治权力转移当年,企业会显著提高社会资本投资力度。随着主政官员任期的增加,企业社会资本投资呈现下降趋势。这说明在主政官员任期内,企业社会资本投资呈现先增后减的周期性特点。这种周期性特点仅在民营企业中存在。(2)民营企业社会资本投资的周期性特点在地方官员来自外地、继任官员预期任期较长、管制行业以及融资约束程度高和无政治关联的企业样本中更加显著。(3)在地方政治权力转移当年,民营企业提高社会资本投资力度能够帮助其获得政府补助,但这种优势并不会立刻体现出来;同时,企业提高社会资本投资力度也会对自身的研发投入产生挤出效应,且挤出效应持续存在于继任官员的整个任期中。文章的研究为理解企业建立政企关系的手段、过程与效果提供了新的视角。     

官员更替、政治身份与民营上市公司的风险承担

基于官员更替的视角,本文检验了宏观政治环境对企业微观行为的影响。我们采用2004—2008年民营上市公司样本,考察了市委书记更替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及民营企业家政治身份的作用。结果表明,相比非更替年份,官员更替年份企业的风险承担更大,且这种作用不会提前或滞后。同时,更替的效应会因官员特征如来源、籍贯以及外部环境如产权保护和行业特征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此外,民营企业实际控制人的政治身份能够显著弱化官员更替的作用。     

钱随官走:地方官员与地区间的资金流动

本文检验了地方官员对地区间资金流动的作用。利用中国人民银行大额支付系统的数据,在匹配省委书记个体特征的基础上,本文考察了官员政治关联地区即出生地、第一工作地和来源地的资金是否会跟随官员流动,并进一步检验了官员异质性的影响。结果显示,相比非任职年份,在官员任职期间,其出生地和来源地的资金会更多地流入任职地区,存在"钱随官走"的现象,但第一工作地的资金未显著增加。而政治关联强度越大的地区,"钱随官走"的效应也越大。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基于情感和理性的平衡,这一效应还会因官员的任期、年龄及来源而有所不同。总体而言,本文的结果表明地方官员与资金流动的关系可能是源于官员情感与理性的平衡。本文的结论为完善我国地方官员治理及深化地区协调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财政支出偏向是否促进了土地出让规模扩张

本文运用2008-2016年中国28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偏向对土地出让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偏向显著促进了土地出让面积和土地出让收入的增加,在剔除异常样本、替换核心解释变量以及考虑潜在内生性后结论依然成立;(2)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财政支出偏向对协议土地出让的促进作用大于"招拍挂"土地出让;(3)基于城投债能缓解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的事实,进一步考虑城投债发行的调节效应,发现发行城投债削弱了财政支出偏向对土地出让的促进作用,表明发行城投债能缓解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     

“营改增”、需求冲击与土地出让

基于“营改增”试点的外生政策冲击，本文采用三重差分法研究“营改增”带来的用地需求增加对土地出让的影响。研究发现，“营改增”促进土地出让，即“营改增”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使土地出让面积平均增加6.3%。然而，“营改增”带来的暂时需求冲击只具有短期效应。机制分析进一步发现，与财政压力假说相比，需求拉动假说更可能是“营改增”促进土地出让的关键机制解释。此外，由于“营改增”政策本身具有行业异质效应并且不同行业对土地依赖程度存在差异，“营改增”对土地出让的促进效应存在行业异质性。本文的研究发现不仅有助于深刻理解在地方政府主导土地出让的同时市场所起到的交互作用，而且有助于更好地落实“房住不炒”的战略定位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地方政府换届对地方财政收入预决算偏离的影响

建立现代预算管理制度是新时代财税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而科学编制和规范执行是现代预算管理制度的关键环节。预算是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政策工具，在地方官员集中换届时期，理性的地方官员有动机策略性地利用预算工具实现其政治经济目标，进而造成预决算周期性偏离。利用全国30个省份的数据，研究发现预决算偏离具有随地方政府换届而变化的预算周期性，预决算偏离在换届前后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规律。换届前人事变更不确定性较高，中央监察力度较强，地方官员的经济行为更偏好“留有余地”；换届后人事变更已确定，中央监察力度减弱，晋升竞争和财政增收激励着地方官员选择“积极进取”的经济政策。为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进一步规范地方官员预算行为，需要改进官员晋升激励机制，完善经济目标责任管理制，规范财政收入预算管理，并强化对政府预算的监督机制。     

谋发展弘扬“广东精神” 促转型建设幸福广东

编者按:中共广东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召开以来,省府发展研究中心迅速掀起学习贯彻会议精神的热潮,及时召开传达会议和党组中心组(扩大)专题学习研讨会。研究中心汪一洋主任在会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研究中心作为省政府决策研究咨询部     

全会召开有何规律？

●一中全会：一般在党代会闭幕的第二天召开，会后新中央领导班子与中外记者见面。党代会闭幕当天，选举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随后就在人民大会堂，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一般中午之前就能开完，之后，新任的政治局常委们将与中外记者见面。●二中全会：一般在党代会第二年的两会前召开，为其提交中央机构人选。此次会议提出新的各中央机构人选，然后将名单推荐给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     

官员晋升激励推动了城市空间扩张吗——基于26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

将地方政府官员特征的微观数据和26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6-2016年的宏观数据相匹配,实证分析了市委书记的政治晋升诉求如何导致城市空间扩张。结果发现,以官员年龄衡量官员晋升激励,其对城市空间扩张的影响呈显著的倒"U"型:当市委书记年龄在52岁以下时,有强烈的晋升激励,为了促进辖区内经济增长,地方政府官员不断寻找增量土地以扩大国有土地面积,推动了城市空间扩张;当市委书记年龄在52岁以上时,晋升激励较弱,城市空间扩张速度会放缓。分样本结果显示,晋升压力较大的市委书记和在低行政级别城市任职的市委书记在晋升激励作用下,更有可能推动城市空间快速扩张。     

谋发展弘扬“广东精神”促转型建设幸福广东——正确认识公平与效率

中共广东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召开以来，省府发展研究中心迅速掀起学习贯彻会议精神的热潮，及时召开传达会议和党组中心组（扩大）专题学习研讨会。研究中心汪一洋主任在会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研究中心作为省政府决策研究咨询部分，要忠实履行职能，充分发挥参谋助手作用，结合工作任务，全面深刻领会党代会报告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深入研究，有效服务，     

工业用地挂牌出让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县域层面的证据

本文关注工业用地挂牌出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利用2007—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土地出让数据,研究发现县域挂牌出让工业用地的面积比例越大,辖区内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受到的抑制效应就越大。该结论通过了工具变量的两阶段估计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同时,该抑制效应在中西部企业、远离省会城市企业以及高资产企业中会被强化。机制分析表明,工业用地挂牌出让会通过预算支出缺口效应、企业利润收缩效应和劳动力平均报酬下降效应这三种途径,降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分析显示,工业用地挂牌出让还会加剧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离散程度,不利于缓解地方经济资源错配问题。基于以上结论,我国应当持续推进土地出让制度市场化改革,建立垂直化管理的土地出让效果评估机制,从而提升土地资源配置效率。     

任命制下的官员经济增长行为

本文考察地方官员的经济增长行为.在理论上,本文证明了在政治上集权、经济上分权的经济体,即中央任命地方官员、地方官员为增长而竞争的经济体里,不仅会出现竞争效应,还会出现极化效应,正是极化效应决定了理性的地方官员在增长竞争中将采取不同的经济增长行为.在实证上,本文贡献了一种度量极化效应的方法,并基于中国省级官员数据证实了极化效应的存在.     

土地出让总收入预测模型的检验、评价与优化研究

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土地供给会直接或间接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进而成为中国调控经济运行的手段之一。但这一重要决策依据截止目前,仍只是从土地使用面积角度给予计量分析,对于与经济运行统计分析关系更匹配的土地出让收入指标(虽然是土地供给制度的经济产出之一),却由于各种条件限制,相关研究处于空白。本文首次将土地出让收入做为研究标的,采用格兰杰因果分析、脉冲检验、自回归滞后分布模型等方法,检验其与宏观经济的实证关系并据此检验修正其预测模型,以期进一步明确土地供给与经济运行的关系,为土地资源有效利用提供政策改进依据。     

任命制下的官员经济增长行为

本文考察地方官员的经济增长行为。在理论上，本文证明了在政治上集权、经济上分权的经济体，即中央任命地方官员、地方官员为增长而竞争的经济体里，不仅会出现竞争效应，还会出现极化效应，正是极化效应决定了理性的地方官员在增长竞争中将采取不同的经济增长行为。在实证上，本文贡献了一种度量极化效应的方法，并基于中国省级官员数据证实了极化效应的存在。     

官员偏爱籍贯地的机制研究——基于资源转移的视角

本文旨在探索官员偏爱籍贯地发展现象背后的机制。在理论上,本文证明了,当官员关注其籍贯地发展时,资源在竞争性的要素市场上将向其籍贯地转移,从而出现籍贯地偏爱现象。在实证上,本文把1998—2013年间制造业企业样本在县级层面加总,识别出制造业资本从省内其他地区向省级官员的籍贯地转移。具体而言,省级官员在任期间,其籍贯地的制造业资本平均增长约1.5%,制造业企业数量增长约9%,进入率提高约4个百分点,退出率下降约13个百分点,制造业企业的平均资本规模则没有显著变化。本文还发现,随着制造业资本向籍贯地转移,无论是采用工业总产值还是夜间灯光亮度度量,籍贯地的经济增长快了约2%。这些发现验证了本文的理论预期,揭示了籍贯地偏爱现象是官员通过资源转移影响经济发展的特例。     

官员任期、政治关联与城市商业银行的贷款投放

基于官员与银行的视角,本文以2006-2009年我国各地市委书记与城市商业银行的对应样本,考察了市委书记任期与银行贷款投放的关系,同时考虑了官员董事这一特殊的政治关联行为对任期与银行贷款关系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官员董事行政级别的作用。结果表明市委书记任期越长,当地城商行的贷款投放越多;官员董事则会强化任期与银行贷款之间的关系,且官员董事级别越低,强化作用越大。我们还考察了地区财政状况的影响,表明官员任期在不同财政状况下的作用存在差异。我们也检验了样本选择偏差问题,证实了结论的稳健性。     

独立董事“政商旋转门”之考察:一项基于自然实验的研究

本文利用2013年中组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下称"禁令")引发的上市公司"官员独董"辞职潮这一自然实验,来探讨离退休官员到上市公司担任独立董事的"政商旋转门"现象这一问题。研究发现:第一,与一般独董辞职相比,官员独董因禁令辞职导致公司市值在公告日前后5天下跌超过2%;第二,负面市场反应随着官员政治级别提高而增大;第三,公司既有的政治关系,无论是国企背景还是高管政治关系,都不足以抵消官员独董辞职带来的市值下跌;第四,官员独董的价值至少部分来源于给公司带来的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公共资源;第五,无论监督还是咨询,官员独董的表现均不优于(甚至差于)一般独董。综合这些证据,意味着官员独董的价值主要来自于官员身份所带来的资源获取和寻租功能,而不是更好的监督和咨询作用。本文不仅从寻租的新视角补充和拓展了独立董事的现有研究,而且从政策效果(市场反应)上为政府部门在其他领域规范官员兼职以及通过遏制"政商旋转门"从制度层面抑制官员腐败提供了可行性和有效性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