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与中国纺织业就业

本文研究FDI通过竞争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和制度变迁效应三种渠道对纺织业就业产生的间接影响,并综合考察FDI通过直接渠道和间接渠道对就业产生的总体效应。研究结论表明,FDI促进了纺织业就业,其中FDI对纺织业就业的直接影响是正向的,间接影响是负向的;FDI通过竞争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阻碍了纺织业的就业增加;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程度没有对纺织业就业产生影响。     

FDI对中国服务业技术进步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中国服务业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了FDI与中国服务业技术进步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了中国服务业所吸引的FDI对其技术进步的影响比较复杂.但FDI总体上促进了中国的技术进步,即每增加1%的FDI,对中国服务业技术进步的综合效应为8.7%.从技术溢出效应和直接效应来看,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对中国服务业产生的主要作用在于间接效应,即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     

FDI、要素市场扭曲与碳排放绩效——理论与来自中国的证据

考虑到中国转型期要素市场存在扭曲的典型事实,首先从产业结构、环保技术、要素市场扭曲及经济发展等渠道,阐释FDI对碳排放绩效的影响机理;然后构造联立方程组,检验FDI和要素市场扭曲影响碳排放绩效的机制;最后采用弹性分析法测算FDI对碳排放绩效的总效应及细分效应,并基于反事实检验法评估要素市场扭曲引发的FDI环境效应的损失。结果发现:(1)FDI通过产业结构与要素市场扭曲途径恶化了碳排放绩效,但能通过推动环保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改善碳排放绩效;(2)要素市场扭曲不仅强化了FDI负面的产业结构效应,且弱化了FDI对环保技术正向的溢出效应,因此不利于发挥FDI对环境的积极影响;(3)FDI总体上改善了碳排放绩效,消除要素市场扭曲可使FDI的环境福利效应提升约102.4%。因此,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对促进FDI正向的环境效应,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环境规制、FDI与出口贸易结构升级

通过分析环境规制、FDI对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本文探讨了从环境规制和FDI的角度优化出口贸易结构问题。从环境政策来看,环境规制会削弱各种出口产品的竞争力;由于FDI流入产生的资本补缺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的存在对出口贸易产生了促进作用,"环境规制的创新贸易效应"也发挥了作用,政府应在大力引进外资的同时实行较严格且合理的环境政策,以促使贸易结构升级。     

双重环境规制对不同进入动机FDI的影响效应研究

本文构建环境规制综合指数,考察了环境规制对于FDI的影响效应。全国样本数据检验显示:正式和非正式的环境规制对垂直型FDI呈现负效应,对于水平型FDI影响不显著。门槛效应方面,只有正式环境规制对于垂直型FDI存在显著的单门槛效应,说明正式环境规制与垂直型FDI存在非线性关系,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强,对于垂直型FDI的抑制作用上升。     

外商直接投资、收入差距与就业转移--基于联立方程模型的分析

基于CES生产函数,推导出就业的决定方程,构建FDI、收入差距与就业转移的联立方程模型,测算了FDI流入对就业转移的直接效应及其通过收入分配因素对就业转移的间接效应,建立FDI流动→收入差距→就业转移的分析框架。结合1995～2012年统计数据,测算FDI差异对我国三大区域内和区域间就业转移的直接效应及其间接效应。结果表明：FDI因素对三大地区内部就业转移的总效应分别为0.0728、-0.006和0.24;对区域间就业转移的总效应为0.3276。 FDI促进了就业在东部地区内和三大区域间的流动,收入差距是FDI差异导致就业转移的重要传导渠道。     

外商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基于中国工业行业数据的研究

文章通过构建多维度的FDI工业行业碳排放模型,对FDI对中国工业碳排放的影响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并从FDI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管制效应四个方面进行了综合考察。研究表明,FDI增加了中国工业行业的碳排放,总效应是负的,但FDI的规模、结构、技术和管制效应存在差异。FDI通过推动行业规模扩张和资本劳动比的上升显著增加了各行业的CO2排放,其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为负,通过推动技术进步降低了行业碳排放,技术效应为正,但FDI的环境管制效应对各行业碳排放的约束作用不明显。     

环境管制、环境效率与FDI——基于成本视角分析

环境管制和环境效率均从成本角度影响着FDI的流向,前者通过直接增加外资企业成本,降低投资东道国的环境成本优势,引致FDI外流;后者则直接通过减少非期望产出从而提高外商投资企业的环境成本优势。此外环境效率还通过减少污染物排放影响地区环境管制的强度,进而促使环境管制程度降低,间接影响FDI。本文试图在理论层面证明环境成本是决定外资企业是否转移的重要原因,从经验层面研究环境管制、环境效率对FDI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结果表明:从直接效应上看,环境管制的加强对FDI表现为消极影响,而环境效率提高则有利于吸引FDI;从间接效应上看,环境效率的提高通过降低环境管制强度间接有利于FDI流入,而这一效用以OLS、FGLS、FE和GMM等四种方法估计分别为0.03%,0.04%,0.04%和0.02%。     

中国利用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及提升策略

FDI作为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等一揽子要素的综合体,对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都产生了积极深远的的影响.如何更好的利用外资,优化外资利用方式和结构,畅通FDI技术溢出渠道,改善内资企业技术吸收能力,进而提升FDI技术溢出效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阐述了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四种表现方式,分析了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进而为提升FDI溢出技术效应、推动国内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提供对策.     

环境规制下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基于不同行业组的比较研究

本文利用2001-2016年我国34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将工业行业分为资本、劳动、能源和技术密集型四类,探究环境规制下FDI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在不同行业组的差异和变化。研究发现:FDI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在不同的行业组呈现不同特点,在资本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呈"正U型"关系,在技术密集型行业呈"倒U型"关系,对能源密集型行业的影响不显著;环境规制使得FDI改变了其对环境质量影响路径的作用大小和方向,并总体上改变了FDI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导致资本密集型行业FDI对环境质量的影响由改善作用转化为恶化作用,促使能源密集型行业FDI对环境质量的影响由不显著转化为改善作用,弱化了劳动密集型行业FDI对环境质量的改善作用,削弱了技术密集型行业FDI对环境质量的恶化作用。因此,应根据行业特点设置环境规制强度,促进FDI对环境质量的改善。     

环境管制、区域差异与中国FDI工业企业技术效率

本文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根据中国2001-2009年30个省区的相关面板数据,对包含环境管制在内的影响FDI工业企业技术效率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基于效果衡量的环境管制对FDI工业企业的技术效率有着显著的正的影响,基于污染治理投入的环境管制对FDI工业企业的技术效率有着显著的负的影响,而且企业投入在污染治理投资中的比重越高则负面影响越大。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市场自由化程度以及对外开放程度,对FDI工业企业的技术效率也有着显著的正的影响。全国FDI工业企业的平均技术效率水平不高,虽然呈现出整体上升的趋势,但增长率却呈现出波浪下降的特点,并且在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间呈现从高到低的阶梯性。     

环境规制下中国工业绿色转型的技术路径选择:自主创新或技术外取?

为加快推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本文根据2001-2015年中国34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运用联立方程模型检验了不同技术进步路径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差异化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大部分工业行业仍趋于粗放、外延型发展模式,缺乏绿色转型的自发性;在技术引进、模仿创新路径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影响;在自主创新路径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呈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影响。随着政府监管力度与公众环保意识的增强,技术进步路径应逐渐从技术引进、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过渡;建立强化能有效推动企业新技术探索、新产品研发的监督和激励机制;针对不同类型企业制定差异化环境规制政策。     

出口退税与就业增进——基于我国数据的协整研究

在一个出口决策模型的基础之上,建立了一个出口退税的就业影响模型。并采用我国1985-2009年的数据,研究了出口退税政策对我国就业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的出口退税政策显著促进了国内就业的增长。进一步把出口退税分解为增值税退还与关税退还两部分,研究了不同类别出口退税对国内就业的影响,结果仍然稳定。结果同时表明:国内投资、FDI以及汇率贬值显著促进了国内就业的增长,而技术水平的提升则抑制了国内就业的增长,这一结果说明,我国的技术发展选择的仍然是劳动节约型而非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     

外商直接投资、环境管制与环境污染

本文就外商直接投资、环境管制和环境污染的关系建立联立方程模型,并运用中国1992-2006年的数据对其进行计量检验,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影响中国的经济规模、结构和技术进步从而对环境产生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增加扩大了经济规模,使工业污染排放增加,同时其存量增加也优化了经济结构和提高了技术水平,进而又减少了工业污染排放,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环境的总效应是正面的,但影响程度较小。另外,宽松的环境管制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一个重要因素,已经显现出一定"污染避难所"效应,但中国并未成为"污染避难所"。     

开放条件下的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技术创新

本文利用30个省市1999-2008年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就全国层面而言,单独的FDI并未对我国专利申请量产生促进作用;进一步的分区域的检验表明,FDI对专利申请量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即FDI对东部地区技术创新无显著影响,却能显著促进中部地区技术创新,对西部地区则存在显著负向影响;本文还发现非国有化程度、城市化程度和对外开放度等制度因素对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有直接促进作用,同时制度因素通过增强FDI的吸收能力间接提高了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我们的研究警示,引资政策应充分考虑中国区域的异质性,不可盲目引资。同时强调制度因素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外商投资、市场分割与收入差距——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文章基于我国1995-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对外商投资、市场分割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首先,近年来我国各地区基尼系数均有所增加,收入差距显著扩大;其次,外商直接投资（FDI）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就业结构效应、经济增长效应和国际贸易效应来影响东道国收入差距,FDI的收入分配效应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并存在区域差异;再次,地方政府对各产业的保护程度不同,因而市场分割因素将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其收入分配效应同样存在区域差异。同时市场分割通过限制劳动力、资本和商品的流动以及技术溢出,抑制FDI的收入分配效应。     

人力资本流动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基于吸收能力的实证研究

人力资本流动对增强东道国自身技术吸收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来华留学生数与留学回国人数以及外资就业率作为人力资本流动的代理指标,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来测算技术进步,就人力资本流动对FDI技术吸收能力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FDI和人力资本流动相结合与技术进步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正效应并不显著。因此,我国应当提高人力资本流动质量,提升其总体水平,为FDI技术溢出创造优越的人才环境。     

国际直接投资的就业结构效应研究——基于东道国视角

国际直接投资引起了世界各国经济和社会的变革,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对各国国内就业的影响和冲击。本文以东道国为视角,通过理论模型和计量分析两种方法,重点研究FDI对东道国国内就业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FDI对东道国就业结构具有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取决于各部门所占的劳动比例、各部门中劳动生产率对劳动的弹性以及FDI在各部门中所占的比例;FDI对中国就业结构优化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环境管制与外资区位分布的实证分析——基于中国1985-2004年数据的协整分析与格兰杰因果检验

从理论上看,环境管制与外资区位分布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从实践上看,我国近年来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且各地区的环境管制水平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本文通过采用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与外资分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得出如下结论: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与吸引外资之间存在着稳定的正相关关系,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则表现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同时,环境规制不是引起外资变化的格兰杰原因,但外资是引起环境规制变化的格兰杰原因。     

国际技术扩散、自主创新与我国工业技术进步

本文利用我国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比较分析了国际技术扩散和自主创新对我国内资部门技术进步的影响。通过比较研究技术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和自主创新对我国内资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自主创新对内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都有显著的正面效应;技术引进对内资部门的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面效应,但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没有显著影响;外国直接投资促进了内资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但并非由于技术外溢,而是由于市场竞争等其他效应;外国直接投资对内资部门的自主创新有着显著的抑制作用;此外,本文从实证结果判断,我国引进的技术主要是适宜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