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

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提高各类群体的金融可得性,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助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系统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呈现出西中东部作用效果逐渐升高的地区差异,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影响金融资源配置、技术创新、消费增长、减贫增收等机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实体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充分释放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的重要政策着力点。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新华三集团发布的2016—2019年城市数字经济指数和沪深A股实体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实体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实体企业创新,且对企业实质性创新的促进作用大于对策略性创新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主要通过提升吸收能力和缓解融资约束两条渠道促进实体企业创新。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对已经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实体企业和规模较大的实体企业的创新驱动效应更大。     

普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区域异质性及机制检验

基于2011-201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分析普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效应,研究发现: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双双持续提升,两者发展水平均呈现东部高于中西部地区的格局;普惠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非线性关系,普惠金融的适度发展显著增强实体经济的经济效益、优化实体经济的产业结构和促进实体经济的科技创新,但普惠金融的过度泛化发展却会抑制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二者的分位数回归结果可知,随着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从促进到抑制转变的临界点不断优化.因此,需要加快中国欠发达地区普惠金融体系的建设步伐,有序地、倾向性地推进差异化的普惠金融体系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和科技创新提升,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机制、经验证据及政策选择

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基于2011—202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借助系统GMM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资本配置效率、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和金融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和促进技术创新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融发展水平是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调节变量,不断提高金融发展水平有利于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金融能否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机制分析与中国经验

选取中国2011—2020年28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使用面板、中介和空间计量模型等考察了数字金融对我国狭义、一般和广义三个层次实体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和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我国一般和广义层次实体经济的发展,并且对中西部地区的赋能作用更强。机制检验发现：数字金融可以通过减缓资源错配、促进技术创新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间接地赋能实体经济发展。空间计量的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在促进本城市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还会对邻近城市产生显著的正向空间外溢效应。进一步探索后发现：数字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的空间外溢效应具有明显的空间衰减特征,在950 km以内为空间外溢的密集区域,当超过这一阈值后逐渐消失。     

成渝城市群数字金融发展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效应分析

金融与数字技术的结合催生出具有普惠特性的数字金融,为经济高质量转型注入新活力。本文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利用2011—2019年成渝城市群面板数据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测算,并对成渝城市群内数字金融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效应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成渝城市群内数字金融发展可以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但数字金融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成渝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应以科技创新为着力点,进一步提升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持作用;同时,应明确城市群内各城市的发展定位,提升各城市在城市群协同发展中的参与度,进一步激发数字金融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促使成都、重庆两中心城市更好地发挥对城市群的辐射带动作用。     

数字金融、技术创新与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基于长三角地区的实证研究

运用熵权法对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基于中介效应模型对2011—2019年长三角地区数字金融、技术创新与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水平与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数字金融能有效驱动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影响机制上表明数字金融可通过技术创新这一传导机制促进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长三角不同区域数字金融作用于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异质性,其中对安徽省作用效果最大。     

数字普惠金融、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影响机理研究

新型城镇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识，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已成为大势所趋。为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及驱动机制，基于我国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并结合中介效应检验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新型城镇化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这种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分维度来看，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新型城镇化发展起促进作用，而数字化程度则不利于新型城镇化发展；科技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基于此，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激发区域科技创新活力对于新型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     

区块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基于对168家苏州中小企业的调查

中小企业融资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薄弱环节,区块链金融的创新发展为纾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行的新路。通过调查168家苏州中小企业发现,实体经济中小企业融资存在需求满足率不高、效率较低、成本和风险较高、缺乏抵押担保和有效征信等问题,而区块链技术与实体经济融资的结合有助于解决上述问题。区块链金融可以通过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提升金融服务效率、拓宽供应链融资渠道、构建数字征信新体系等路径,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新兴技术,区块链在金融中的应用仍存在一些不足,需要完善区块链治理与监管,加大前沿技术攻关与应用力度,探索构建以区块链为基石的“金融元宇宙”,全方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促进高质量发展:生产效率提升与消费扩容

数字经济在推动我国效率变革和激活消费市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逐渐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新引擎.文章实证研究了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进一步基于中介效应模型对数字经济通过促进生产效率和消费提升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首先,数字经济整体上可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其次,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拉动消费水平间接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但消费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却不显著;最后,在测度我国三次产业的生产效率后发现,与第二产业相比,数字经济通过促进第三产业驱动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更大.因此,把握数字经济战略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融合,加快数字化消费转型,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促进就业质量提升吗?

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是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根基与保障.近年来,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快速应用持续影响着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结构.然而对于数字普惠金融与就业质量的关系,现有文献却缺少微观证据.文章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相匹配,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总体上能提高就业者的小时工资率与工作自主性,降低工作时长;但同时也会抑制其社会保障项目的参与,这种抑制作用在非标准就业者群体中较为显著.数字普惠金融对工作满意度的提升效应集中于自雇群体,并通过降低工作时长、增加小时工资率的途径实现;但社会保障项目的参与不足,抵消了数字普惠金融对非标准就业者工作满意度的正向影响.进一步考察特定的就业人群,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女性和农民工的小时工资率具有促进作用,但不利于女性参与社会保障项目.研究结论为中国数字经济背景下的"稳就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指向.     

数字经济与中国对外贸易质量

随着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及向外贸领域的加速渗透,数字经济在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高对外贸易质量等方面的优势逐渐凸显。研究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数字经济与对外贸易质量指标体系,并对其指数进行测度,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对外贸易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正向地促进中国对外贸易质量提升,而且该结论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剔除特殊地区样本、采用工具变量法分析检验后依然稳健;数字经济不仅能够直接推动中国对外贸易质量提升,而且能够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中国对外贸易质量;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东西部地区对外贸易质量受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更为显著,且数字经济对于中国对外贸易质量的提升效应在经济发达省份中更加突出。     

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降低家庭储蓄率吗？

目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的家庭储蓄率偏高,不利于内需增长。数字金融的出现和发展为降低家庭储蓄率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但现有文献对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家庭储蓄率的机制研究不足,相关经验证据也较为缺乏。本文认为,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提供更多融资渠道和降低融资门槛为家庭承担风险和应对不确定性提供了更多途径和便利,有助于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进而降低家庭储蓄率,且这种效应对于流动性约束较强的家庭（如收入和社会资本较少、预防性储蓄动机较高的家庭）更为显著。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年、2015年、2017年数据和2012年、2014年、2016年城市层面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分析发现：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家庭储蓄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效应显著,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的影响不显著;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会降低家庭面临流动性约束的概率,而面临流动性约束的家庭有较高的储蓄率,因而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的路径降低家庭储蓄率;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家庭储蓄率的负向影响具有显著的家庭异质性,对有预防性储蓄动机家庭、收入较低家庭、社会资本较少家庭的边际影响更大,而对储蓄率很低家庭（储蓄率最低的20%样本家庭）的影响不显著。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做了如下拓展和改进：一是探讨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拓展了数字金融的经济效应和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并为中国储蓄率呈现下降趋势提供了一种解释;二是采用多期家庭储蓄数据和城市层面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实证检验,为数字金融发展的家庭储蓄率降低效应及其缓解流动性约束路径和家庭异质性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研究表明,发展数字金融能够有效降低家庭储蓄率,释放家庭消费潜力,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应积极推动数字金融发展,进一步提高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多渠道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有效缓解收入较低、社会资本较少家庭的流动性约束,促进弱势群体的消费增长。     

沿着数字“一带一路”实现高质量发展

深化数字经济领域合作是“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基于数字“一带一路”的理论和实践,探讨数字“一带一路”推动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理。结合数字经济的内涵和特征,文章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制度环境、数字商业生态三个维度构建评价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全球各国和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实证检验数字“一带一路”对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了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水平；“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正向作用于高质量发展；差异化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的高质量发展效应显著存在于高收入组国家,但不存在于低收入组国家；无论对海上还是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邻近还是非邻近沿线国家,“一带一路”倡议都具有显著的高质量发展效应。文章提供了“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进而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经验证据,对发挥“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发展协同效应有所启示。     

数字经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30个省份2012—2019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固定效应面板模型与空间误差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显示:第一,数字经济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存在地区差异,数字经济对东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对中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第二,数字普惠金融与数字应用的发展显...     

高速公路建设会促进县域数字经济发展吗?

数字经济是振兴实体经济和提升居民福利的重要因素。在建设交通强国的背景下,研究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数字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利用2014—2019年全国1 994个县的高速公路建设数据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考察了高速公路建设对县域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高速公路开通对县域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对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具有明显的提升效应,这一基本结果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之后依旧稳健。第二,在使用深度方面,高速公路开通主要促进了货币基金服务、保险和信贷业务的发展。第三,通过机制分析发现,高速公路建设可通过电子商务发展和资本流动来促进县域数字经济水平的提升。第四,高速公路开通更有助于提升中西部、贫困、初期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数字经济水平,促进了城市各区域数字经济收敛和空间均等化发展。上述研究结论为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数字金融发展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融资约束和研发投入的链式中介效应与异质性分析

新创企业在资源获取和配置方面存在相对弱势,尤其是传统金融排斥带来的融资约束不利于其持续成长。具有普惠性和精准性的数字金融则可以为新创企业提供更多更低成本的金融服务,进而促进其成长。然而,现有文献关于数字金融发展影响新创企业成长的专门研究较为缺乏,更缺少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数字金融发展能够为新创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提升其金融资源获取和配置能力,从而促进新创企业成长。以2012—2020年中小板和创业板新创企业为样本的分析显示：（1）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新创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融资约束的部分中介效应和“融资约束—研发投入”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新创企业成长,并存在“数字金融发展→缓解新创企业融资约束→增加新创企业研发投入→促进新创企业成长”的传导路径;（2）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新创企业成长的正向影响,在东部地区和数字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和数字化水平较低的地区不显著,表明地区市场规模、市场化程度、对外开放水平以及数字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数字金融功能和作用的发挥;（3）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受融资约束较强的非国有新创企业和更依赖技术创新的高新技术新创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国有新创企业和非高新技术新创企业成长没有显著影响,反映出融资约束是新创企业成长的主要障碍之一,而技术创新是新创企业提升成长能力的主要路径之一。相比现有文献,本文探讨了数字金融发展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为数字金融发展促进新创企业成长及其链式作用机制和异质性提供了经验证据,拓展和深化了关于数字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研究以及企业成长的影响因素研究。本文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存在“长尾效应”,有助于解决企业早期融资中的“最初一公里”堵点问题。因此,各地应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不断提高市场化和数字化水平,充分发挥数字金融的积极效应;金融机构要关注各类企业的金融需求,有针对性地优化金融服务、创新金融产品,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新创企业应充分利用数字金融发展带来的便利与机会,强化技术创新,进而实现高质量持续成长。     

数字技术、服务业升级与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大力发展数字技术、推动服务业转型升级是加快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本文基于2010—2018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技术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准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技术显著提升了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且这一结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对东部和中部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更明显的提升作用,而对西部和东北部未有显著影响。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技术通过促进服务业就业和增强服务业产业链韧性等机制提升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相比于生产性服务业等新业态,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更加依赖于生活性服务业。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加快服务业转型升级、更好发挥数字技术应用的价值驱动作用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是否促进了中国工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已成为工业增长的新动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下,工业高质量发展不仅体现着增长的速度,还体现着工业创新发展、结构优化、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和区域协调发展,数字经济能否促进我国工业高质量发展受到数字技术创新效率和工业科技与数字经济协同水平的限制。立足这一背景,文章从数字经济与工业经济融合视角出发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工业高质量发展的“U”型影响效应。研究发现,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迈进,数字经济对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由抑制向促进转变;调节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技术创新效率、数字经济与科技协同发展对数字经济与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U”型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我国东部地区工业高质量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对我国中西部地区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U”型关系。     

数字技术赋能农民增收：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

基于区域异质性视角,利用2014—2021年我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重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考察数字技术与农民增收之间的影响关系、作用机制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技术显著促进了农民增收且具有长期增长效应,而推动城乡融合、促进农民非农就业和助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是数字技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路径;区域异质性显示,经济发达地区数字技术对农民增收的促进作用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