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基于STIRPAT模型的空间计量分析

基于STIRPAT模型,将人口老龄化、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三者纳入同一系统进行分析.利用2006—2018年省域面板数据,使用动态空间SDM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区域碳排放的空间效应显著;从全局效应看,人口老龄化会促进碳排放,产业结构升级会抑制碳排放;从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来看,人口老龄化和产业结构升级会分别促进和抑制本地碳排放,但二者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显著,且在区域上存在差异性.通过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检验证实,产业结构升级是人口老龄化影响碳排放的中介变量.因此,推动人口老龄化倒逼产业结构升级有助于释放人口老龄化的"碳减排效应".     

绿色金融降低了中国城市二氧化碳的排放强度吗？——基于26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实证研究

碳排放强度是连接经济增长和绿色低碳的桥梁,因而探究绿色金融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基于中国2013—2021年26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面板门槛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绿色金融对CO₂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及机制。结果发现：绿色金融能够显著地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多种稳健性检验后发现上述结论依然成立,但在不同地区城市、不同资源类型城市、不同规模大小城市,绿色金融的碳减排效果存在异质性;并且绿色金融降低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效应存在非线性特征;进一步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促进碳排放强度降低的三条间接渠道中,只有产业结构绿色化升级、能源结构清洁化升级显著,而绿色技术创新渠道还不显著,其中产业结构绿色化升级是主渠道。最后提出了发展绿色金融,降低碳排放强度的政策建议。     

人才聚集视角下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区域碳排放的影响研究

“双碳”目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在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是否也能促进我国区域碳减排？文章选取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人才聚集为中介变量,运用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区域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降低我国区域碳排放,且作用机制分析显示,人才聚集是数字经济发展促进我国区域碳减排的重要机制;从不同区域来看,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显著促进我国东部、中部地区降低碳排放,而对西部地区碳排放影响并不显著。     

消费结构升级有助于降低碳排放强度吗？——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分析视角

文章基于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消费结构升级影响碳排放强度的分析框架，并探讨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及数字普惠金融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消费结构升级有助于降低碳排放强度，其中农村消费结构升级对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比城镇更强，且这一结果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消费结构升级对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在西部及低收入地区更大；产业结构升级在消费结构升级影响碳排放强度的过程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即消费结构升级可以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来间接抑制碳排放强度的上升。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不断发展，消费结构升级对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是逐步增强的。最后文章从大力倡导绿色消费与产业结构升级，从消费与生产两端同时着手实现碳减排，加快推进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区域创新视角下数字经济赋能产业结构升级研究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对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此，采用2012—2021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和传导机制。结果表明：一是数字经济能够有效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并且区域创新水平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二是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表现出边际效用递增的非线性特征，各产业部门在获得优化升级的红利后，逐渐增加对数字经济的需求，这种正向反馈和相互作用循环不断，最终使其具有边际效用递增的特点；三是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对于东部和高互联网发展水平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推动作用更大。研究结果对地方政府制定数字经济和区域创新发展战略，更好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数字经济改善了区域碳排放水平吗？——基于减排和增效两个视角

发展数字经济是开展新一轮产业变革与科技革命的必然之举，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引擎。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数据，探究发展数字经济能否改善区域碳排放水平，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对于碳减排与碳增效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减少区域碳排放量，提升碳生产率。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有效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激发公众环保意识从而改善区域碳排放水平。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资源型省份以及政府支持水平较高省份的碳排放量和碳生产率的影响更为显著。本文建议采取差异化、动态化的数字经济发展政策，为低碳减排赋能。     

数字普惠金融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与空间溢出研究——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数字化是时代特征，数字普惠金融将金融体系与数字科技融合，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动力机制。本文通过采用中国30个省份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碳排放量的影响机制和空间效应。通过本文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中国各省的碳排放量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及更换控制变量后结论依然成立；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普惠金融抑制碳排放的重要中介机制，通过推动各省产业结构升级来减少碳排放；对中国各省以经济发展区域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东、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碳排放量关系显著，中部地区系数为负但不显著；通过对空间面板模型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碳排放和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作用，其中对碳排放表现为负自相关性、正空间溢出性；对产业结构升级则表现为正自相关性、负空间溢出性。     

低碳、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VEC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的实证分析

通常情况下认为碳排放强度降低是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结果,但本文通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30年相关数据,基于VEC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对低碳、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并定量分析了碳强度、TFP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具体影响,发现碳排放强度是产业结构升级的格兰杰原因。碳排放强度变动对第三产业比重具有显著影响,降低碳排放强度,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最后文中提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应与发展低碳经济相结合的政策建议。     

碳交易市场运行与煤电行业碳减排效应研究

碳排放权交易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落实“30·60”目标的重要着力点,而煤电行业由于下游产业庞杂且依赖度较高,其高碳排放特征所带来的经济负外部性逐渐扩大,引入市场机制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方式。本文采用双倍差分法评估了碳交易市场运行对煤电行业产生的碳减排效应,并引入中介变量建立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碳排放交易市场运行对煤电行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路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2014年以来碳交易市场的运行显著降低了煤电行业的碳排放强度,且碳交易市场运行可以通过提升科技创新水平、降低能源消费水平、提高清洁能源发电量比例来降低煤电行业碳排放强度。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地区碳绩效的影响——基于链式中介效应的检验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碳排放权交易作为我国重要的市场型环境规制手段,在提升地区碳绩效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此,运用我国30个省份2001—2020年的面板数据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我国的碳交易政策对地区碳绩效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采用链式中介效应模型,解析碳交易政策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碳交易政策可通过减少碳排放量、促进技术创新和优化产业结构改善碳绩效,并且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表现为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碳排放量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技术创新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的升级可以减少碳排放量,但是技术创新对降低碳排放量的作用并不明显。因而应当对各区域碳配额进行协调管理,并且严格控制核证自愿减排量的交易占比。     

绿色金融发展提升碳减排效果了吗——基于2012～2022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梳理绿色金融对碳减排的支持机制和路径,用熵权法计算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从能源消费角度进行碳排放量测算,从因素分解角度分析碳排放影响因素,然后用GMM法、门槛效应模型实证分析绿色金融发展对碳减排效果的影响程度。实证结果显示,人口规模、城镇化水平、能源强度、人均收入水平是导致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能源结构、外商投资水平、对外贸易水平是导致碳排放减少的主要因素;绿色金融发展对提升碳减排效果具有显著的驱动力,可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技术改造、减少能源消耗、优化产业结构方式实现其正向效应;但在经济发展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绿色金融发展对碳减排的推动效应、支撑效果减弱,推动碳减排的正向效应不足以抵消经济高水平发展中能源消耗量的增加,从而对碳减排带来负向效应,导致碳排放量增加。     

金融深化、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基于我国30个省市1997～2014年面板数据分析

基于金融深化、科技创新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响现状,采用我国1997~2014年30个省市统计数据,运用耦合模型和耦合协调模型,进行金融深化与科技创新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分析,以金融深化、科技创新及二者耦合度、耦合协调度为核心解释变量,同时引入控制变量和哑变量,构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三个动态面板模型,并利用两阶段系统GMM方法进行估计。主要结论有:金融深化、科技创新与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均尚未形成内生互动发展机制,但是金融深化与科技创新耦合系统与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初步形成了内生互动发展机制。最后根据实证结论,提出了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政策建议。     

金融发展、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长江三角洲数据的中介效应模型分析

基于长江三角洲地区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4个省市2005-2019年数据,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金融发展、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影响关系.结果 表明: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科技创新能够显著促进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并且科技创新能够通过提升金融发展水平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为此,推动长江三角洲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应当继续激发科技创新活力,保持创新驱动效益;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确保资金保障功能;统筹金融科技融合,助力释放综合效益.     

金融科技对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基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经验数据

文章基于2011—2021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经验数据,将金融科技纳入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框架,并运用面板固定效应和中介效应模型开展研究。通过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发现金融科技对成渝双城经济圈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的推动作用;金融科技通过资本积累、技术创新和收入差距三个效应影响产业结构升级;金融科技的不同维度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差异性影响。因此,文章建议通过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金融科技人才培育体系、提高金融监管强度、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推进金融科技的发展,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产业结构升级。     

绿色金融、技术创新与碳排放

摘要：绿色金融作为一种结合了金融与环境保护的金融创新工具,已经成为助推碳减排的新动能。基于2009－2021年我国30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结合双向固定效应、调节效应和分位数回归等方法,实证检验绿色金融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能够有效抑制碳排放强度,且这一结论具有稳健性;绿色金融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来减少碳排放;绿色金融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先增加后减少;中西部地区和工业化水平更高的地区,绿色金融能够更有效地发挥碳减排效应。要通过积极开展动态的绿色金融实践工作,建立健全绿色金融体系,推动多元主体协同推进绿色金融发展。     

绿色金融、结构调整和碳排放——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碳减排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绿色金融和结构调整是影响碳排放的重要途径.选取2003—2018年我国大陆30个省际面板数据,采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研究绿色金融对碳排放的影响,进一步使用面板分位数模型对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之间的异质性关系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发展和结构调整(能源和产业)优化能够显著抑制碳排放;能源结构调整在绿色金融对碳排放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产业结构调整在绿色金融对能源结构调整的影响以及能源结构调整对碳排放的影响中起到了显著的调节作用;能源结构的不合理将会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产生负面影响.     

数字金融发展能降低城市碳排放吗?--兼论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

基于2011—2019年中国24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并重点考察了制度环境在数字金融与城市碳排放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证实:(1)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降低城市碳排放,并且经过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2)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绿色技术创新、能源消耗强度是数字金融改善城市碳排放的有效机制,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和降低能源消耗强度进而降低碳排放。(3)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中,财政分权、对外开放程度在数字金融与城市碳排放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而市场化水平未起到调节作用。(4)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的碳减排效应仅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显著,而西部地区不显著。     

我国银行中介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分析

本文基于我国金融体系以银行中介占主导地位的客观现实和产业结构升级中银行信贷资金的重要作用,利用1990-2005年的分省面板数据,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我国银行中介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从全国整体看,银行中介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从区域看,银行中介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影响效应大于其对东部发达地区的影响效应.     

金融科技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

在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时代目标下,金融科技可以凭借其数字技术提高金融服务绿色产业的广度与深度,为绿色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有效支撑。利用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数据,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金融科技的碳减排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金融科技可以降低本地区的碳排放强度,但不会对周边地区的碳排放强度产生显著影响。从中介效应来看,金融科技可以通过助力能源结构优化来减缓碳排放强度。从空间溢出效应来看,金融科技与碳排放强度均存在正向空间外溢。基于此,我国应注重引导传统金融数字化转型,继续推动金融科技发展,利用其数字技术精准实现绿色项目高效落地,通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助力新旧能源平稳转轨,助推“双碳”目标实现。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

数字普惠金的发展为实现“双碳”背景下绿色农业提供了可行的数字化路径。本文选取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以上结论依然成立。(2)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减排通过农业技术进步效应得以实现,存在部分中介效应。(3)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对农业碳排放强度起负向影响,但影响程度大小存在差异。覆盖广度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4)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减排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数字普金融的抑制效应最高,其次是西部地区,而中部地区的抑制效应最低。本文丰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减排的理论机制和实践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