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控制、实际控制人性质与社会责任履行——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笔者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视角研究了内部控制的溢出效应,认为内部控制作为公司治理的制度基础和自律系统直接作用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对提升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水平有着正向影响,并利用我国上市公司2009年~2010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国有控制企业在社会责任履行方面优于非国有控制企业,内部控制对国有控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强于非国有企业是重要因素之一。     

产权性质、企业社会责任与资本市场认可度

本文以5·12地震后发布捐款公告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资本市场对企业特定社会责任履行行为的认可程度。研究发现,一般来讲,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行为的质量越高,资本市场认可程度越高;同时,资本市场对这些企业的产权性质也有所区别;进一步分析发现,产权性质的这种影响来源于因政府干预所导致的不同捐款动机。另外,经济发展程度的地区差异也影响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行为及相关信息披露行为的认可程度。     

社会责任承担与企业投资效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解释

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经济后果是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重要话题.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解析社会责任承担对企业投资效率的作用机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社会责任综合指数实证检验发现:社会责任指数与投资效率显著负相关,表明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抑制了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问题,并在投资不足企业中作用更显著;企业短期社会责任变化对投资效率作用不显著;在内部利益相关者、非国有企业、非发达地区样本中社会责任承担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更显著;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与独立董事声誉在其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盈余管理程度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直接影响.研究丰富了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经济后果研究,拓展了企业投资决策前置因素,为当前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提升投资效率提供了有意义的借鉴.     

试论政府对引导规范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作用

与跨国公司相比，我国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仍存在一定差距，企业公民意识淡薄。应对跨国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和我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现状进行分析，构建企业社会责任的成本与收益关系模型，并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探讨中国政府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中应发挥的重要作用。     

传统善会善堂的历史遗产——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善会善堂作为民间慈善组织,兼具施善与教化功能,这种历史上的非正式制度是否会持续影响当代企业行为？文章将上市企业精确坐标匹配到古代府级层面,并结合史料中的善会善堂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善会善堂密度越高的地区,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2）进一步基于企业是否需要强制披露社会责任以及自主第三方鉴证等视角剥离机会主义动机,发现地区善会善堂密度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推动作用依然存在。（3）从作用机制来看,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善会善堂形成了个体利他的文化观念,并通过塑造企业管理者的利他价值观进而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文章的研究结果表明,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善会善堂依然会对当今经济活动产生深远影响,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     

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异象及其分析

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中普遍存在一种异常现象,许多社会责任年报中表现较好的企业,同时实际存在很多不负责任行为(CSI).这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存在对冲动机,即通过战略性地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披露高质量的社会责任年报来弥补或掩饰其他的CSI.然而,投资者并未充分认识到上述异象.企业的社会责任战略制定越好,社会责任履行越好,以及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越高,市场评价均越高.制定与实施更好的社会责任战略,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披露更高质量的社会责任报告均能减弱市场对其CSI的消极评价.     

宗教传统、法治化进程与企业风险承担

本文从企业风险承担角度切入,考察中国转轨经济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相互关系.具体而言,即测试上市公司总部所在地宗教传统是否会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的外部法律环境下是否存在差异.本文选取2000-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总部所在地区宗教传统氛围越浓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低,且上述关系在中小规模企业中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法治化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宗教传统对企业风险承担的负向影响有所削弱,这表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研究结论为理解中国转轨经济体运行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也可以唤起学界对宗教这种典型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在转轨经济中作用的重视.     

制度压力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作用——基于高层管理者视角

利用新制度主义理论、注意力基础观和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理论,研究了外部制度因素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采用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探讨了高层管理者的注意力和价值观在其中的作用机制,并利用来自161家上市公司的问卷调查数据和企业文本分析结果进行实证分析,从外部制度合法性的视角提出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驱动机制,并从企业高管者注意力和价值观的视角揭示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形成的具体路径。结果显示:制度压力能够直接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制度压力的3个维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制度压力通过企业高层管理者对社会责任的注意力这一中介变量正向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在此过程中高层管理者的价值观对制度压力与高层管理者注意力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企业社会责任与产品市场表现

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后果,一直存在"股东价值假说"和"管理层自利假说"的争论。文章从产品市场角度对此进行了分析,发现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能够提高产品市场表现,支持了"股东价值假说"。截面检验发现,这种价值效应在产业链下游的企业、信任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以及拥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中更加显著。路径分析表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通过改善与大客户和员工的关系以及外部监督环境,帮助其获得产品市场竞争优势。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的价值效应具有跨期持续性,且不存在避税效应,排除了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的替代性解释。文章的研究对厘清企业社会责任的真实影响具有积极意义,也为政府倡导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提供了依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企业社会责任与居民消费北大核心CSSCI

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引导企业更好履行社会责任,是推动消费扩容提质,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效途径。本文采用2008—2017年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基于企业对消费者承担的社会责任,探究消费者权益保护、企业社会责任与居民消费的关系。研究表明:(1)消费者权益保护不仅会直接促进居民消费,同时还通过督促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促进消费,由此产生的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占比约为20.5%。(2)企业社会责任的中介作用还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当某地区企业社会责任承担者占该地区规模以上企业总数比重超过一定的门槛值时,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监督效应"相对于"搭便车效应"占据主导地位,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3)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消费促进作用随时间逐步增强,具有长期性。为此,要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其长效机制,督促和鼓励更多企业履行"守合同重信用"社会责任,为促进消费扩容提质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企业社会责任自律与型构:非正式制度的嵌入

非正式制度是被忽略的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变量,在对企业社会责任、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做一般性阐释的基础上,认为企业社会责任需要非正式制度的嵌入,并分析非正式制度嵌入企业社会责任的作用机制。构建和谐社会、提高正式制度有效性、节约交易费用、指引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激励企业家行为、凝聚利益相关者,非正式制度的研究应涉入其中。中国文化传统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需要他律,更需要自律。非正式制度嵌入视角下的企业社会责任自律与型构包括以下五个方面:塑造道德自律、形成企业家群体共享的责任价值观和信仰、充分发挥第三方组织与舆论的他律作用、发展低碳经营模式、塑造企业社会责任文化。     

企业社会责任对公司绩效和风险的影响效应 ——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基于2010-2017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及第三方企业社会责任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公司绩效和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与公司绩效正相关,与风险负相关;（2）非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绩效和风险的积极效应更显著;（3）低市场化程度地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有效减轻财务风险和违约风险;（4）社会责任履行表现的评价越高,公司股票市场表现更好,但现有融券卖空机制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无反应。     

社会信任与企业多元化经营

本文以2003—2018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了社会信任这一非正式制度与企业多元化经营的关系。实证检验发现,社会信任与企业多元化经营显著正相关,说明社会信任有助于提升企业多元化经营。同时,当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企业治理水平较弱时,社会信任对企业多元化经营的促进作用更大。机制检验表明,提高银行借款规模以及吸引高级人才是社会信任促进企业多元化经营的重要途径。此外,社会信任能缓解多元化经营与企业价值的负向关系。本文丰富了社会信任对企业行为影响的文献,并从非正式制度视角补充了企业多元化经营影响因素的研究,有利于深入理解社会信任在微观企业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在实践上对于中国推动诚信社会建设也具有启示意义。     

数字化转型、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

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要兼顾社会责任履行才有可能获得持续竞争优势。文章以技术创新为切入点，考察了社会责任履行是否有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创造。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检验发现：社会责任履行有助于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创造，即企业社会责任正向调节了“数字化转型—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水平越高，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越明显；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调节作用不仅体现在技术创新的数量上，也体现在技术创新的质量上；在研发密集度较高的行业，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调节作用更突出；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调节作用均存在。文章有助于全面认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也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否有益的研究争议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基于利益相关者的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以宁波永发集团为例

本文以宁波永发集团为例,对家族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的特征、成因及社会响应方式进行了探索性研究,研究以利益相关者为分析中心。研究发现,家族企业对利益相关者履行社会责任呈现出差序格局;履行社会责任主要出于企业家利他动机并能有效地与企业战略结合;社会回应方式比较主动,体现出很强的适应性;随着企业影响力的扩大、企业文化的创建,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也发生相应的变化。企业老板个人对社会责任的履行影响很大,中国传统文化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政治关联影响农业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吗——基于中国农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如何有效引导农业企业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是解决农业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关键。以中国农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面板数据进行回归模型分析,实证检验政治关联、制度环境和农业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政治关联与农业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制度环境负向调节政治关联与农业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具体而言,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政治关联对农业企业社会责任的积极影响增强,反之亦然。     

浅谈"合同农业"的非正式履行机制

法律社会学的研究证明,法律只是影响人们行为的一种强制制度,同时非正式的制度也制约着社会主体的行为.本文探讨了"合同农业"的非正式履行机制--自我履行机制.它是以信誉为基础、以文化传统及习俗作为约束方式的非正式制度,在"合同农业"的顺利运行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政府俘获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研究综述

政府、企业、社会各界均是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力量,但无论企业、政府还是社会方面均存在其固有的缺陷,从而导致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资源依赖理论、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从不同角度对企业俘获政府的动机以及政府被精英企业俘获的条件进行了解释;而战略社会责任、企业战略的政治行为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可能是政治俘获的一种有效途径;为获得企业持续竞争优势,基于互惠性原则,企业可能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以加强与政府的联系;而政府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各项规制是政府与地方精英企业相互博弈、合谋的结果。     

企业社会责任与思想政治工作探究

企业需要依法履行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然而我国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过程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本文主要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和思想政治工作进行了探究,首先介绍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然后提出了以思想政治工作引导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策略。     

中国医药制造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竞争力水平——承担社会责任是“纾困保险”还是“成本负担”?

聚焦中国医药制造业，探讨技术创新投入、社会责任承担与企业竞争力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以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具有正效应，企业社会责任承担行为增强了这一正向作用。企业社会责任承担行为的这种增强效应仅在小规模企业、民营企业、高风险企业以及高不确定性企业中发挥作用。社会责任承担更多地发挥纾困效应与保险效应，正向调节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竞争力的促进作用。高水平的内部治理和外部监督有助于发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带来的积极作用。鉴于此，企业应当建立起长期的战略性社会责任观和科技创新发展观，政府应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激励企业加大技术创新投入，进而更好地提升企业竞争力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