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冲击与中国外贸波动——基于多国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文章使用全球向量自回归模型方法对世界主要经济体构建一个增广的VAR模型,分析了主要发达经济体宏观经济波动对中国外贸进出口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就单个经济体宏观变量波动的影响程度而言,美国和日本GDP波动对中国外贸进出口的影响要高于欧盟。美国金融市场变量冲击对中国外贸进出口产生了显著且复杂的影响效应。人民币汇率波动在应对外部冲击时发挥了一定作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可能会对外贸发展产生长远影响。在以一般贸易为主的外贸结构下,外部经济波动的传导效应会更加明显。这将为未来的宏观经济调控带来更大挑战。     

金融周期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机制——基于时域和频域相结合的分析

本文通过建立两变量SVAR模型，采用时间序列时域和频域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金融周期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包括如下四个方面：(1)金融周期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是非对称的，在经济衰退期和繁荣期，金融周期冲击可以分别解释经济波动的57.78%和18.01%;(2)金融周期冲击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呈现时变性，在2011年之前，造成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冲击是金融周期冲击，可以解释经济波动的60.79%,而在此之后，只能解释经济波动的17.88%;(3)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在不同的频域内存在着双向的影响关系，但在二者的主要周期部分金融周期领先经济周期波动，说明存在着从金融周期影响经济周期波动的传导机制；(4)金融周期的中周期和短周期分别与经济周期的中周期和短周期重合，表明二者存在着周期共振。上述研究结论对于应对金融周期波动以及维持经济稳定具有良好的政策含义。     

中美两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差异性与协同性研究

文章基于HP滤波等多种周期项分解方法,对1960～2016年中国和美国经济波动的周期特征、持续性等进行比较,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和交叉相关系数检验研究中美两国经济的协同关系。研究表明,中国人均GDP波动幅度超过美国,持续性(时间序列相关)短于美国;中国经济收缩深度和扩张深度超过美国;中国分类经济指标的波动性从大到小排序为进口贸易、出口贸易、企业投资、政府支出、居民消费,居民消费平滑度低于美国。中美两国经济的协同关系有不断加强态势,居民消费是中美两国协同程度最高的分类经济指标。美国经济波动是中国经济波动的格兰杰原因。基于SVAR模型的脉冲响应过程显示,双边贸易是美国经济波动影响中国经济的重要渠道; 1单位美国人均GDP正向波动在当期会对中美双边贸易总额产生1. 0041单位的正向冲击,对中国人均GDP造成0. 3635单位的正向冲击。在中国省区和美国州区,高收入地区的经济波动(波动持续时间和波动深度)低于低收入地区,收入水平与经济周期波动呈负相关关系;中国省区之间的经济协同高于美国州区;中国省际经济与美国国家层面经济之间总体上呈负相关关系,美国州际经济与中国国家层面经济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中美两国高收入地区经济的外部相关性比较低,经济独立性高于中低收入地区。     

货币政策与风险偏好关系研究——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

为了研究中国货币政策与家庭风险偏好之间的关系,在DSGE框架下运用方差分解和脉冲响应等方法分析不同风险偏好条件下利率冲击和货币供给冲击等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首先,货币政策方面的冲击解释了中国经济的大部分波动;其次,代表性家庭风险偏好越小,经济对货币供给变动的反应越灵敏。     

美国经济波动对东亚经济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使世界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各国经济也更易受到外部经济冲击的影响。本文考察了美国经济波动对东亚8个开放经济体的影响,结果显示,东亚经济大约有18%的波动来源于美国经济的冲击,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和东亚保持着紧密的贸易和金融联系。由于各经济体在经济总量、汇率制度安排等方面的差异,造成受美国经济波动的影响也不相同。总体看,这些冲击持续的时间大约在15个季度。     

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分析

开放经济中,金融发展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把影响经济波动的国际因素传导到了国内。可以预见,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会强于经济波动的冲击。金融发展所具有的功能可以提高资本积累和促进技术创新,本文在理论基础之上,通过分析中国1978-2006年的数据,证明金融发展对我国贸易具有显著影响。     

商业银行税负、信贷规模与宏观经济波动——基于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分析

商业银行是经济活动的金融中介,是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来源。通过构建面板向量自回归(panel vector autoregression, PVAR)模型考察商业银行税负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及传导路径,研究表明,商业银行税负显著降低了信贷规模,对经济波动的直接冲击效应显著且存在一定滞后性。同时,信贷渠道会放大商业银行税负对经济波动的影响,该冲击效应要远大于银行税负的直接冲击效应。在结构性减税背景下,应进一步降低商业银行总体税负、强化税收政策逆周期调节作用、充分释放税收“红利”,从而降低经济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     

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分析

开放经济中,金融发展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把影响经济波动的国际因素传导到了国内.可以预见,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会强于经济波动的冲击.金融发展所具有的功能可以提高资本积累和促进技术创新,本文在理论基础之上,通过分析中国1978-2006年的数据,证明金融发展对我国贸易具有显著影响.     

房地产市场、银行体系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基于多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

本文建立了一个包含异质性家庭、企业、零售商、商业银行、中央银行等多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模型中企业以房地产抵押向银行借贷,普通家庭通过银行借款提前消费房地产,将房地产市场与银行体系引入模型,两者构成模型中经济波动传导的主体。我们模拟了各种冲击（包括房地产偏好、存款准备金率、通胀等）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动态影响,模拟的一些结果和现实中国经济反应非常一致。模拟结果表明:房地产需求的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经济衰退,影响经济最重要的变量是央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和通胀冲击,银行体系将外生冲击分散传导,导致经济主体在冲击下形成其不同经济表现,在我国,银行体系是我国经济波动不可忽视的传导途径。     

政府投资与经济周期波动实证研究——兼论三次产业的政府投资效应

本文借助主成份分析法,构建了一个包含经济增长、就业增长和物价稳定等社会目标在内的经济周期波动指数,利用计量分析方法实证研究了政府投资与经济周期波动之间的动态关联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政府投资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在前期具有有效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作用呈不断减弱趋势;经济波动更多地来源于自身冲击,政府投资激励贡献度偏低且不稳定。分产业分析发现,政府投资冲击引起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经济波动效应非常微弱,而对第三产业经济波动的影响强劲,并且表现出较长时期的持续性。中国现阶段的政府投资政策对经济发展的激励作用是有限的,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不能起到有效激励作用。本文认为,政府在利用投资调控经济运行时,不仅要关注投资规模,更要重视投资效率及投资效应。     

应对美国对华贸易保护政策的路径选择

文章指出,金融危机以来,伴随着全球贸易的急剧萎缩,贸易保护主义也风起云涌,特别是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近期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措施更是纷纷出台,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制约因素。文章认为,面对日益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政府、企业应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建立健全贸易救济系统、充分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实现对外贸易保护前置化和鼓励创立自主品牌等,以突破美国对华贸易保护的藩篱。     

中国摆脱依附式发展与中美贸易冲突根源

中美贸易冲突根源的探寻不应停留在国际贸易层次,而是应该从当下的国际分工结构和国际生产关系中去寻找。作者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分工及其相应的国际生产关系是决定国家在世界舞台上政治经济地位与利益的基础。发展中国家在传统的国际分工结构中长期处于外围、在生产关系上处于依附地位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落后,特别是技术水平落后。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生产链作为一种新的国际生产组织方式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在这一新的国际分工生产中,发展中国家的依附地位并没有改变,但是具体的依附形式不同于历史上的依附形式,呈现出“技术—市场”依附的特点。在这种新的依附形式下,广大参与全球生产链分工的发展中国家只能从中获得微薄的附加值,进而形成一种依附式发展,而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却能够主导全球生产进程并从中获得高额的附加值。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就需要摆脱依附式发展模式,实现在全球生产链中从中低端向中高端的攀升。近年来中国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提升世界市场地位方面的努力及其获得的相应成就触动了美国作为现有国际分工主导者的既得利益。为了维护其霸权的经济基础,美国不惜发起贸易战以遏制中国的发展有其必然性。中国摆脱依附式发展以及美国相对衰落所导致的国际分工格局现实和潜在的变化正是中美贸易冲突爆发的根源所在。     

新冠疫情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与应对措施

当前,新冠疫情已经演化为"全球性大流行病",对全球经济的威胁和冲击性影响已经变为现实问题。全球新冠疫情的蔓延和升级,很有可能对既有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造成重要的冲击性影响,迫使地区性生产贸易网络体系发生被动式调整。全球新冠疫情在短期内会对中美经贸关系造成重大影响,从中长期来看,中美之间经贸关系取决于双方战略竞争格局和博弈结果。当前中国新冠疫情已经到了基本可控的阶段,进入刺激国内需求全面恢复的状态,必须充分利用刺激内需政策谋求中国经济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率先走出危机的这个先发优势,将之作为应对美国针对中国经济发起的战略竞争和遏制战略的重要手段。     

Bilateralism and Regionalism in Japanese and U.S. Trade and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Patterns

We apply a modified "gravity model" incorporating measures of factor endowments to analyze Japanese and U.S. bilateral trade flows and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positions with a sample of around 100 countries for the period 1985–1990. Country features that our analysis takes into account are population, income, the land–labor ratio, the average level of education, and region. We find that features of a country associated with more trade with either Japan or the United States also tend to be associated with more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DFI) from Japan or the United States. U.S.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Japan and Western Europe provide an important exception. Despite U.S. concern about its trade deficit with Japan, we find Japan to be much more open to the United States, not only as a source of imports, but also as a destination for U.S. exports than most countries in Western Europe. Taking other factors into account, however, Western Europe is more open to U.S.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We also find that a country′s level of education tends to increase significantly U.S. interaction of all types with that country, even after correcting for per capita income. Education does not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Japanese trade patterns. As factor endowment theory would predict, the United States tends to trade more with densely populated countries, while Japan tends to import more from sparsely populated countries. Even after taking into account population, income, factor endowments, and region, there is a substantial degree of "bilateralism" in Japanese and U.S. economic relationships in that the residual correlation among exports, imports, and outward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is much larger than would be the case if these magnitudes were independent across countries. J. Japan. Int. Econ. December 1994, 8(4), pp. 478–510. Boston University, Boston, Massachusetts 02215; and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02138.     

中美反补贴争端的起源与发展趋势

随着中美两国贸易的快速发展,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也日渐频繁,不断增加。中美两国有关反补贴争端就是近年来新产生的一种贸易争端。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奉行不对"非市场经济国家"适用反补贴法的政策,然而,在美国贸易保护政策进一步抬头、国会压力不断增大以及国内一些产业的产品竞争力不断减弱的背景下,美国政府首次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进口产品适用反补贴法。这一做法,必将使中美反补贴争端愈演愈烈。中国政府和企业必须高度重视,认真对待,决不能掉以轻心。     

金融危机下的加工贸易研究

当前,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对我国来说,虽然金融机构直接受到的冲击不大,但由金融危机引起美、欧等国经济衰退会对我国的出口企业带来较大的冲击,出现货款被拖欠、外需下降、订单减少、贸易摩擦加剧等现象。正是这一背景下,本文从我国加工贸易的历史和现状入手进行分析,并结合我国当前的经济政策,对加工贸易的出路进行分析,以其对加工贸易的发展中转型升级提供一些借鉴。     

经济全球化下国际贸易措施与投资措施的相关性研究

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之间的密切联系又导致贸易措施与投资措施之间的交叉影响,即贸易措施对投资或投资措施对贸易将发生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加入世贸后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以贸易与投资为主要内容的对外经贸合作获得了长足发展。我国应当顺应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发展趋势,有效地将贸易政策措施与投资政策措施结合起来,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     

霸权异化与贸易政策的选择

2018年以来美国联合欧盟和日本强力推动“高标准”贸易规则,使其贸易政策呈现出显著的修正主义特征和偏执性。对此,霸权周期理论、国内经济周期变化、权势集团的操控和国际经济体系的特征等分析视角难以就其贸易政策倾向和风格的选择进行有效解释。资本和霸权的关系是影响美国贸易政策的核心因素,其主线是资本向霸权渗透并利用霸权力量寻租,以此为理论基础可以构建霸权异化与贸易政策选择的分析框架。霸权异化包括两个维度,即资本向霸权渗透的结构性或制度性路径和霸权国家的经济集中或分散嵌入国际生产体系的方式。其中,渗透路径影响贸易政策的风格,嵌入方式影响贸易政策的倾向。制度性渗透带来灵活性,而结构性渗透带来偏执性政策。集中式嵌入带来维护现状政策,而分散式嵌入则会刺激修正主义政策。从现实经验看,1986年至今美国对待跨国投资保护规则和“高标准”贸易规则的政策,经历了从灵活地修正到偏执地修正国际经济秩序的转变。霸权异化的分析框架揭示了美国在霸权优势动摇时期贸易政策选择的复杂性,有助于新兴大国有针对性地应对美国贸易政策调整带来的挑战。     

Exchange Rate Sensitivity of U.S. Trade Flows: Evidence from Industry Data

Previous research that investigated the relation between U.S. trade flows and the value of the dollar either employed trade data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or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her major trading partners. In this paper we use monthly import and export data from 66 indust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SITC Commodity Groupings over the January 1991-August 2002 period as well as cointegration analysis and show that in the long run real depreciation of the dollar stimulates export earnings of many U.S. industries, whereas it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most importing industries.     

美国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启动的背景及影响分析

2012年9月美联储公布QE3经济刺激措施,期望以此鼓励人们贷款和开支,减少失业率,促使经济走出低迷增长困局。与以往有限期的计划不同,本次计划不设时间,采取行动直到经济改善。美国已经债务累累,大量债券的购买是否会进一步推动通胀?美国经济状况究竟如何?再次推出量化宽松政策的背景是什么?QE3可能会给他国尤其是中国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本文对此进行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