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本地与迁移劳动力工资差异变化:“天花板”还是“黏地板”?

文章使用中国城市劳动力抽样调查(CULS)2001年、2005年和2010年数据,采用重设权重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对城镇本地与迁移劳动力在不同分位数上的工资差距进行了分解。研究发现:第一,从纵向变化来看,在工资分布的不同分位数上,工资差距的构成效应呈现逐渐减弱的趋势,而由市场歧视造成的结构效应则呈现逐渐增强的趋势;第二,城镇本地与迁移劳动力的工资差距存在不对称现象,工资收入分布末端的工资差距较大,符合"黏地板效应",并且工资差距来源中的结构效应显著大于构成效应;第三,"黏地板效应"与低收入迁移劳动力群体的一些特征相联系;第四,在收入分布的顶端,城镇本地与迁移劳动力的工资差距较小,原因是可观测特征(如受教育水平)的差别较小,并且结构效应也较小。     

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工资收入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受资源禀赋、历史文化等因素影响,工资决定模式存在着较大差异,主要表现为性别差、城乡差、区域差等。采用基于均值回归的O-B分解和基于分位数回归的M-M分解,对形成工资收入差异的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结果表明:教育对低收入人群更为重要;工作经验对中等收入的男性群体和高收入女性群体更为重要;工资收入的性别歧视在低收入人群中最为严重;地域歧视是城乡工资差距的主要原因;教育和经验不是造成城市群体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教育在农村收入群体收入差距中起着"马太效应"。     

制造业数字化扩大了企业间工资收入差距吗——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00—201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的匹配数据，采用无条件分位数回归的方法，系统性地研究了制造业数字化对中国不同收入分布企业工资收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制造业数字化有助于企业工资收入的增长，但对高工资收入水平的企业影响最大，从而显著扩大了企业间工资收入差距，并且呈现出强烈的“马太效应”。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讨论后，这一结论依旧成立。制造业数字化对企业间工资收入差距的影响因企业所有制类型、地区分布、资本密集度和内部管理成本而异。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证明，制造业数字化通过生产率渠道、创新渠道和产出规模渠道扩大了企业间工资收入差距。本文为客观评估中国制造业数字化的经济效益提供了微观证据，对分配关系合理调整、制造业平稳数字化转型亦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互联网使用与工资收入差距*——基于CHNS数据的经验分析

基于2004—2011年的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CHNS）,本文使用最小二乘法和控制自选择偏差的倾向性得分匹配法详细估计了互联网使用对工资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对个体工资收入有积极的影响,尤其对于拥有高中学历的个体而言,这种影响更大。本文进一步使用基于RIF回归的FFL分解方法考察了互联网使用对工资不平等的影响。本文发现,2004—2011年间互联网使用比例的增加降低了整体工资不平等,且使用过互联网的高中学历人员比例增加有助于降低高工资与中等工资收入人群的工资差距。同时,互联网使用收益率的下降也有助于降低工资不平等,尤其有助于降低高工资与中等工资收入人群之间的工资差距。因此,普及互联网使用,尤其是提高低收入群体的互联网使用比例和普及该群体的高中阶段教育对于抑制不平等的扩大有重要的意义。     

市场歧视对城镇地区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

本文使用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反事实分析方法研究了中国城镇地区的性别工资差距问题,发现了以下三个结论:第一,性别工资差距在工资分布不同位置上存在不对称现象。从横截面数据来看,在工资分布顶端性别工资差距较小,在工资分布末端性别工资差距较大。从时序数据来看,在工资分布顶端性别工资差距越来越小,在工资分布末端性别工资差距越来越大。第二,性别工资差距在横截面数据上表现出不对称现象的原因是,女性在工资分布顶端受到的歧视程度低,在末端受到的歧视程度高。第三,性别工资差距在工资分布末端越来越大的原因是,女性受到的歧视程度越来越高;在工资分布顶端越来越小的原因是,男性和女性个人特征方面(如受教育水平)的差别越来越小。     

就业稳定性视角下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工资差距

本文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2年的数据,采用Fairlie分解方法确定了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就业稳定性差距的成因,在校正了就业选择所产生的偏误之后,采用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分析了不同就业稳定性下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工资差距.结果表明:市场分割、人力资本差异和行业差异对就业稳定性差距给出了显著性解释,其中人力资本差异解释了近50%的就业稳定性差距;人力资本差异也是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工资差距的主要原因,市场分割对工资差距的影响很小;市场分割对工资差距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稳定就业中,在非稳定就业中不存在.本文的结论表明,对城镇劳动市场就业分割的关注应转向更为隐性的分割问题.     

中国城镇就业收入差距的扩大及其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城镇国有企业改革和私营企业的迅速发展,中国城镇就业者收入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本文采用1988年和2007年中国住户收入调查(CHIP)城镇数据,分析了城镇个人就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幅度及其影响因素。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市场对就业者人力资本的回报显著提高,成为收入不平等扩大的主要贡献因素。除此之外,性别间、省份间收入差距的扩大,都对城镇就业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有显著的影响作用。     

两种就业类型农民工工资收入差距的比较研究

近年来,农民工就业逐渐呈现两种不同类型,即稳定就业和非稳定就业.本文利用对农民工调查的数据,对两种就业类型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差距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发现,稳定就业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收入水平高于非稳定就业农民工的,并且非稳定就业农民工的内部收入差距高于稳定就业农民工的.两种就业类型农民工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就业行业、单位所有制、人力资本、性别和城市等;在稳定就业与非稳定就业农民工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中,40.52%的工资差异是由禀赋差异形成的,59.48%的工资差异要归结于禀赋回报率差异.     

我们的“橄榄”在哪里？

目前,我国收入最高10%群体和收入最低10%群体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7.3倍已经上升到23倍,行业差距达到8倍,地域差距近3倍。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转折期的中国收入分配》报告显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不到0.3,到2001年攀升到0.45左右,至2007年进一步上升到0.48。而由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发布的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也指出,企业高管与农民工工资收入差距最大达4553倍,企业内部近5年来高管工资增幅明显超过普通工资增幅。国有和私营部门员工的收入也差距巨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42452元,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24556元,仅相当于城镇非私营单位年平均工资的57.8%。理想的社会形态应该呈现＂橄榄形＂,     

海外留学经历是否提高了个人收入?

本文采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考察了海外留学经历对中国居民个人工资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海外留学经历在中国有着较高的经济回报,并且这种回报在不同地区、公费自费之间以及男女之间存在着差异,有海外工作经验的公费和自费留学经历均能显著提高其工资收入,但海外留学经历对中西部地区工资收入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文章进一步利用分位数回归方法考察了海外留学经历对不同收入人群工资的影响,发现海外留学回报率随着收入分布状况而变化。海外学历在达到硕士之前,其主要有助于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工资收入,且回报率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而递减;而硕士及以上层次的海外留学经历对不同收入人群的工资收入都有显著影响,其回报率呈现出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上升的趋势。这一结果有助于深化我们对海外留学的经济价值及其在劳动力市场上作用的理解。     

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的"美貌经济学":身材重要吗?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库(CHNS)中的城镇居民收入和体检数据,分析了我国劳动力市场中的外表歧视问题。结果表明,我国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的外表特征存在明显的歧视行为。身材"偏胖"对女性的工资收入和就业都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女性身高每增加1厘米,其工资收入会提高1.5%—2.2%。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在不同收入水平上,身高和体重对收入的影响存在差异,身材对中等收入阶层女性的收入影响最为明显。身材对男性就业和收入的影响并不明显。     

关于我国建筑业劳动生产率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统计分析软件StataMP,建立多元线性的回归模型,对我国建筑业2006年~2015年企业技术装备率、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城镇单位的就业人员工资对劳动生产率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和回归分析,并采用多种检测方式对模型进行了检验,得出了企业技术装备率、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对我国建筑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均是正向的,且相关系数很大的结论.     

我国劳动力工资收入差距的统计分析——对工资基尼系数的测算与分解

本文通过计算地区工资基尼系数、行业工资基尼系数、城乡工资基尼系数及构成来源工资基尼系数,并对它们进行相应的分解,以考察工资收入分配的均等状况.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工资基尼系数基本上都未超过0.3,这说明我国目前的工资收入分配状况比较均等,但工资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值得注意.本文最后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劳动力流入对本地居民工资的影响研究——基于劳动力技能分化的视角

流动人口对推动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伴随着流动人口规模的增长,城市内部工资收入增长差距却在扩大。文章从劳动力技能分化视角构建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阐释了劳动力流入对本地居民工资的异质性影响及作用机理。文章以中国健康与营养微观调查（CHNS）数据为基础,利用无条件分位数回归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劳动力流入对本地居民产生的福利效应非中性,而是技能偏向性的。具体来说,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竞争关系只发生在低技能劳动力之间,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入会降低工资分布底端本地居民的工资。而无论是高技能劳动力还是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入,都促进了本地高技能居民的工资上升,特别是处于工资最高分位点的本地居民。劳动力流入对本地高技能劳动力的促进作用显著强于本地低技能群体,扩大了工资差距。这种劳动力流入更有利于高技能本地人的影响可以通过技能交叉互补性、劳动力流入外部性和户籍制度来解释。文章的研究结论对进一步完善中国户籍制度和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经济转型下的中国城镇女性就业、收入及其对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本文利用1988、1995和2002年的中国城镇家庭收入调查数据,旨在比较改革的渐进期(1988—1995年)和深化期(1995—2002年),城镇已婚女性的就业和就业收入对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我们发现在两个时期,已婚女性的就业明显下降,其就业收入都起到了缩小家庭收入差距的作用。在改革渐进期,已婚女性就业收入缩小家庭收入差距的作用不断加强;而在改革深化期这一作用是下降的。和改革渐进期相比,已婚女性就业收入的变化在改革深化期成为了缩小家庭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     

最低工资标准的就业效应研究--基于30个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构建一个由最低工资标准等因素共同决定的劳动力就业函数,从理论层面分析最低工资标准提升等因素对城镇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同时基于中国2004_201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引入技术进步、城镇化、老年抚养比等指标,运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综合比较来看：现阶段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与城镇劳动力就业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技术进步对城镇劳动力就业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具有不确定性。其他控制变量如城镇化发展有利于提高城镇劳动力就业,而老年抚养比、对外开放度的提高却与城镇劳动力就业呈负相关关系。其对策含义为：要充分考虑相关因素对劳动力就业的冲击,理清不同地区、不同企业类型以及不同性别可能存在的有差异的劳动力就业效应,主张通过就业政策和劳动力市场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实现劳动力更加充分的就业。     

为何改革没有提高国有企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

本文用一个国有企业工资和就业决定模型为不同所有制企业间劳动生产率差距越来越大的现象提供了一个理论解释。本文认为,在国有企业的工资和就业决定受到管制的情况下,一些通常被认为有效的改革措施(如提高管理者固定收入和利润分成比率)反而会阻碍企业重构。另外,在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的产值份额越来越小,但其就业份额却仍然非常之大,这就使得政府更加强调国有企业稳定社会的功能。因此,放松管制对于成功的市场化改革和企业重构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经济转型下的中国城镇女性就业、收入及其对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要本文利用1988、1995和2002年的中国城镇家庭收入调查数据，旨在比较改革的渐进期（1988--1995年）和深化期（1995--2002年），城镇已婚女性的就业和就业收入对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我们发现在两个时期，已婚女性的就业明显下降，其就业收入都起到了缩小家庭收入差距的作用。在改革渐进期，已婚女性就业收入缩小家庭收入差距的作用不断加强；而在改革深化期这一作用是下降的。和改革渐进期相比，已婚女性就业收入的变化在改革深化期成为了缩小家庭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     

农村迁移劳动力就业与工资决定：教育与培训的重要性

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村劳动力根据个人的人力资本积累状况和当地的劳动力市场条件,在成为自我经营者和工资收入者之间进行就业选择。简单的Mincer工资方程回归结果显示,工资收入者比自我经营者的教育回报率高出2个百分点左右。在矫正了样本选择偏差之后,拓展的Mincer工资方程对工资收入者的教育回报率估计结果在5．3％--6．8％之间。从培训角度看,简单培训、短期培训和正规培训对农村迁移劳动力再流动都有显著作用,但简单培训对农村迁移劳动力的工资收入作用不显著,而短期培训和正规培训则对其工资收入有着重要的决定作用。此外,工资拖欠等权益保护问题也对农村劳动力再流动有重要影响。在处理农村迁移劳动力的个人异质性和教育内生性问题时,本文还发现父母受教育年限不是一个理想工具变量。     

农村迁移劳动力就业与工资决定:教育与培训的重要性

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村劳动力根据个人的人力资本积累状况和当地的劳动力市场条件,在成为自我经营者和工资收入者之间进行就业选择。简单的Mincer工资方程回归结果显示,工资收入者比自我经营者的教育回报率高出2个百分点左右。在矫正了样本选择偏差之后,拓展的Mincer工资方程对工资收入者的教育回报率估计结果在5.3%—6.8%之间。从培训角度看,简单培训、短期培训和正规培训对农村迁移劳动力再流动都有显著作用,但简单培训对农村迁移劳动力的工资收入作用不显著,而短期培训和正规培训则对其工资收入有着重要的决定作用。此外,工资拖欠等权益保护问题也对农村劳动力再流动有重要影响。在处理农村迁移劳动力的个人异质性和教育内生性问题时,本文还发现父母受教育年限不是一个理想工具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