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进程、金融摩擦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

新常态下,以长周期为视角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一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条件,而市场化进程及金融摩擦对全要素生产率会产生显著影响.构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并使用数据模拟方法,分析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过程中的经济特征发现:市场化过程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其贡献率超过30％;私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得益于金融摩擦的存在,融资约束由于限制了某些低才能经商者的进入而提高了民营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金融摩擦的存在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稳定性;市场化进程所释放的改革红利会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而降低,改革红利将无法长期持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生产要素绩效的国际比较研究

基于多国历史投入产出数据,在总量生产函数框架下,测度改革开放以来100个经济体生产要素绩效,比较中国经济生产要素绩效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异同,得出如下结论:(1)在过去近40年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中国经济出现资本绩效不断下滑、劳动力绩效和全要素生产率绩效于近年来稳步上升的趋势。(2)中国劳动力绩效和全要素生产率绩效在全球仍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在资本绩效降低、人口结构转型的背景下,如果无法切实提高劳动力绩效和全要素生产率绩效,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将受到影响。(3)通过国际比较研究发现,生产要素绩效的变化实质上是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体现,面对传统依靠投资驱动经济增长模式的红利效应日益减弱现象,中国经济需要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激发自主创新能力等途径寻找经济增长新动能。     

交通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交通基础设施通过促进地区间要素流动而对经济发展具有空间溢出效应。采用2005—2015年我国30个样本省域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慢于GDP增长,交通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高于直接效应,高速公路密度和铁路密度的正向溢出效应显著,短期溢出效应尤其明显,但各等级公路密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存在“中部坍塌”现象。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应实现各地区间的协同,以充分发挥其促进要素流动的作用;同时,要努力减少交通基础设施原材料生产、建设施工和维护使用中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以促进绿色经济发展。     

技术水平、产业结构布局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

本文运用＂转换份额分析＂和方差分解方法将1985～2008这二十四年间地区与经济总体劳动力要素生产率之差分解为产业结构布局效应、产业生产率效应和配置效应,以分析各地区经济增长和发展差异的原因;此外,本文还详细分析了各产业各自的技术水平和结构布局对地区经济差异形成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产业生产率差异不仅是地区经济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而且还是各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相比于其它产业,第二产业的技术水平和布局对地区经济差异的形成和各地区经济的增长有更重要的影响。     

中国服务业结构变迁是否合理——基于产业关联视角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服务行业的感应力系数和影响力系数在总体上呈现下降的趋势。服务各行业就业和产值结构对中国农业和服务业自身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正引致弹性系数。虽然从总体上对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表现出了比较显著的正引致弹性系数,但引致弹性系数都相当小,说明了中国服务业结构变迁还不具有合理性。因此,政府产业管理部门应把服务行业是否促进了其他产业以及服务业自身的全要素生率提高作为评判服务业结构是否合理的主要标准。     

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供给结构变化不利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会促使企业转变发展方式,并通过对其他因素的影响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因此,人口老龄化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是多种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是非线性的,并有异质性表现。以200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样本的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倒U型”非线性关系;现阶段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促进效应在中部地区最为显著,东部地区次之,而在西部地区不显著;人口老龄化会通过提高劳动力成本、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增加R&D投入等路径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应优化和完善人口、教育及劳动政策,积极发掘和创造人口红利,以弱化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结构的消极影响;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从依赖人口红利的要素驱动转向利用技术红利的创新驱动,进一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中国资本利润率的变动趋势及其影响因素

在对我国资本利润率的时间变动模式进行描述,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后提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决定资本利润率的主要因素,资本深化假说和非国有企业过度进入假说均不能解释我国资本利润率的时间变动特征。因此,要提高资本利润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关键是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财政资源再配置的结构红利效应研究

以税收和补贴作为切入点,考察制造业内部财政资源再配置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并进而对其结构红利效应进行评估,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各地区的制造业内部存在着较为显著的财政资源再配置,其中补贴的再配置尤为明显;补贴在制造业内部的再配置,显著促进了要素向生产率较高和增长较快的行业流动,符合“结构红利假说”的方向,而税收再配置的作用则倾向于是负面的;对体制性约束的考察表明,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权以及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均有利于强化财政资源再配置的积极作用,并缓解其负面影响。     

能源配置结构变迁对能源效率增长影响的实证比较——基于中国1985—2012年30个省际数据

利用偏离—份额分析模型对中国1985—2012年间30个省域的能源效率变化分别进行三次产业与不同阶段的分解与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各省域能源效率增长主要是由内部增长效应推动的,结构变迁效应对能源效率增长的贡献较小,且普遍存在结构负利现象,但就作用程度大小而言,2002年以后结构负利的作用小于结构红利,中国市场化改革在能源方面的结构效应正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现。本文认为,为了有效提高能源效率及其增长率,应当进行适当的能源价格调整,放松对能源价格的管制力度,并加快建立省际间能源自由流动机制的步伐,促进能源在省际间的自由流动。     

利益集团视角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中国制造业为例

文章首先分析了在资本利益集团驱动下形成的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其次运用非参数DEA—Malmquist指数测算了2005-2011年中国制造业中13个两位数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最后应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利益集团视角下的产业集聚对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基于利益集团的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及技术进步率有显著影响。国有资本主要通过影响技术效率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国际资本则主要通过影响技术进步实现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升级。     

出口贸易、人力资本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基于ＧＭＭ估计的经验分析

通过构建出口贸易、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模型,利用动态面板数据的ＧＭＭ回归方法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中国出口行业存在要素配置效应,其中制成品出口的要素配置效应大于初级产品出口的要素配置效应。中国出口产业技术水平高于非出口行业,对非出口行业产生了技术外溢,人力资本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正向作用,但因其与出口产业发展不相匹配,出口行业不能通过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我国就业结构变化对劳动生产率影响效应分析

本文分析了我国1978—1992年、1993—2001年、2002—2013年三个阶段的劳动生产率变化和产业结构的演进,发现了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之后利用偏离—份额法得出了在三个阶段劳动生产率的各影响因素的变化数据。本文发现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自产业内部,即来自内生增长效应,而第二产业表现最为突出;劳动力在产业之间流动过程中也存在明显的"结构红利"现象,但是这些特点在不同的阶段又有很大不同,即存在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2008—2018年淮河生态经济带2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SBM-ML模型对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并实证分析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结果表明：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增长状态,并且东部海江河湖联动区增速最高;财政分权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技术进步具有负向作用,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进步增长;财政分权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技术进步存在门槛效应,当采取过高环境规制强度,财政分权通过降低经济增长水平,进一步加深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作用。     

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溯源：人口红利还是教育红利?

在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过程中,充分挖掘人口资源优势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影响作用至关重要。文章利用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2000—2021年劳动要素在中国经济中的贡献作用与门槛特征。结果表明：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口红利与教育红利长期存在,教育红利一直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素;而在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人口红利的波动特征更为明显,人口红利与教育红利随着产业合理化水平的提升而减弱,随着产业高级化的推进而增强。由此提出,要在优化产业结构的同时稳定人口增长速度,促进教育人力资本的持续提升以及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所有制结构对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DEA-Tobit模型

论文用DEA方法测算了2005年—2015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自治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将不同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对比分析,然后,通过Tobit模型重点分析了所有制结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各个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差异较大,但普遍呈上升趋势,东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率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除了西部地区,所有制结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即国有企业占比越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越快。东部地区所有制结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明显高于全国水平。     

工业机器人、全要素生产率与制造业增长

基于中国制造业以及CRIA工业机器人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中介效用模型,实证检验全要素生产率在工业机器人与制造业增长之间的中介传导作用。工业机器人对制造业增长的影响可分为直接效应和全要素生产率中介传导效应,其中:工业机器人对制造业增长的直接效应解释了总效应的82.45%,而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中介效应仅解释了总效应的17.55%。进一步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促进制造业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中介效应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传导,而非技术效率。     

西北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比较分析——基于三次产业的研究

运用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了2000--2010年西北地区三次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贡献度,研究了三次产业间要素流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西北地区三次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存在阶段波动性,TFP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而西北地区的资源再配置效率为正,但自2006年以来呈现下降趋势。西北地区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应该放在第三产业．     

环境约束下的甘肃省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

随着低碳经济成为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忽略与环境相关的碳排放,就会对生产率度量的准确性和可持续发展性带来影响。通过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模型,对兼顾碳排放和3类工业废物排放量(工业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排放量)的甘肃省2000年—2010年间工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计算,结果表明综合考虑碳排放环境约束的实际全要素生产率比不考虑碳排放环境因素的估算低,技术进步是推动甘肃省工业全要素生产增长的主要因素。     

对外贸易、劳动力转移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源泉。文章运用经验数据和实证检验分析了对外贸易、劳动力转移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总体影响并对其进行了结构分解。研究结果表明:对外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倒U型影响,主要源自于进出口贸易对技术进步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与此影响相反,进出口贸易对综合技术效率呈正U型影响。劳动力转移可以显著提高综合技术效率而对技术进步具有直接负面效应,但通过推动对外贸易进而提高技术进步的间接促进效应不应被忽视。随着技术势差的缩小,通过对外贸易等渠道获得技术溢出的效应日趋减弱,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应转变为主要依靠自身技术研发和制度创新,同时应注重进一步挖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潜力。     

上海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变动分解——基于shift-share方法的分行业实证分析

2012年,上海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60%,达到“服务经济”的国际标准。采用shift-share方法对2002—2011年上海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变动进行分解,结果表明：“结构奖赏”和“结构负担”效应并存,且“奖赏”强于“负担”;服务业内部结构转换有助于提升产业总体劳动生产率,但力度有限;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主要来源于内部各行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而市场化改革是其主要推动力;内部劳动生产率增长最快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而公共服务业内部增长效应偏低;在生产性服务业中金融业内部劳动生产率增长最快。因此,上海应加速市场化改革以推动服务业各行业按自身规律协调发展,而不能刻意追求片面性的结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