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干预下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的有效性研究

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国有企业受到来自政府的各种干预.由于政府干预的刚性和滞后性,可能会对国有企业的薪酬契约产生外溢的效果,即隐形契约的形成.文章对国有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政府干预影响高管薪酬激励的作用机制及对高管薪酬激励有效性产生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在地方国有企业,政府干预影响了货币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的有效性,强化了在职消费、政治晋升等隐形激励对货币薪酬激励的替代,过度的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产生了负面影响.     

产权性质、技术创新投入与高管薪酬

以2011-2015年上市高科技企业为样本构建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不同产权性质背景下技术创新投入与高管薪酬激励及薪酬绩效敏感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科技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高管货币薪酬和在职消费均显著正相关,且与在职消费相比,货币薪酬激励效果更好,说明高管更倾向于谋求货币薪酬。进一步研究发现,减弱高管货币薪酬和在职消费与绩效的敏感性可以更好地促进技术创新投入,这一表现在高科技国有企业中尤为突出。因此,高科技企业应建立多元化薪酬体系,考虑产权性质的影响,适度增加货币薪酬激励,并制定适合技术创新活动的薪酬业绩敏感性绩效体系。     

房地产行业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研究——基于国有与非国有企业的对比分析

以我国2007—2014年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国有与非国有企业的视角,从货币薪酬、持股比例和在职消费三方面分别检验了高管薪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同时,通过国有企业改革前后数据的对比分析进一步检验了改革是否有成效。研究结果表明:货币薪酬、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正相关,且其相关程度均在国有企业中更显著;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负相关,且其对国有企业的负面影响更大;国企改革对货币薪酬的管制及对在职消费的抑制初显成效。研究结论对完善企业薪酬激励机制、深化国有企业薪酬制度改革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创新是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有力保障,文章研究企业高管薪酬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发现,无论是通过货币薪酬、股权薪酬,还是通过在职消费激励高层管理人员努力工作,都能鼓励企业开展自主创新活动。此外,高管薪酬结构也会作用于企业创新,具体表现为高管薪酬中股权激励占有的份额越大,越能推动企业自主创新。     

建筑类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相关性分析

高层管理者作为企业的核心决策层高层管理者作为企业的核心决策层,对企业的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36家建筑类上市公司所披露的相关数据类上市公司所披露的相关数据,说明我国目前的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建筑类上市公司高管货币薪酬与企业业绩存在较显著的正相关管货币薪酬与企业业绩存在较显著的正相关,企业大多没有实行高管持股制度,且普遍存在着高管薪酬总额披露不全的现象。研究认为研究认为,完善我国建筑类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机制,必须从构建合理的高管薪酬机制、建立健全的高管持股制度、提高高管薪酬信息披露程度三个方面着手。     

高管薪酬激励影响业绩预告质量吗?

高管薪酬激励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促进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但高管薪酬激励是否能够提高业绩预告质量,目前并未得到明确结论.文章以2007—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了高管薪酬激励对业绩预告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货币薪酬激励、股权激励与业绩预告质量呈正相关关系,薪酬结构中的股权薪酬占总报酬的比重越高,业绩预告质量越好.进一步分析发现,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中高管薪酬激励对业绩预告质量的影响程度更大.研究丰富了高管薪酬激励和业绩预告的相关研究,能为上市公司业绩预告质量的提高提供对策建议,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高管薪酬、在职消费、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来自2010～2012年沪深上市中央管理企业的经验数据

本文以2010~2012年沪深两市中央管理企业的经验数据为样本,系统分析了高管薪酬、在职消费、薪酬差距和企业绩效之间的相关性。经过研究发现:央企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单纯限制高管薪酬实际上并不利于企业绩效的整体提升;在职消费与高管薪酬负相关但不显著,仅仅从两者之间的相关性角度分析来看,薪酬的增减会影响在职消费,但是当纳入其他可能影响在职消费的因素做整体回归后,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变得不再显著,这说明薪酬的增减并不是诱发在职消费的主要动因;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负相关但不显著,缩小高管与一般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但对于企业绩效提升在短期内没有实质性作用。     

政府补贴、债务治理与高管在职消费——基于政企“资源互换”视角

立足于中国经济转型期的实际情况，从“资源互换”的视角考察了政府补贴对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以及债务治理在两者关系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政府补贴会对高管的在职消费产生正向影响，政府补贴规模越大，高管在职消费水平也越高，但企业债务治理对高管在职消费具有明显的抑制效应，且这种抑制效应在制度环境好的地区中尤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补贴之所以会导致高管的在职消费，主要是因为政府会要求获得补贴的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形成一种“资源互换”的关系，但社会责任的承担又会损害企业绩效，削弱高管薪酬激励机制的有效性，因此，企业往往会允许高管进行较多的在职消费，以弥补高管货币薪酬损失带来激励机制的失灵。由此可见，在职消费作为一种替代性激励机制可能是政府与企业“资源互换”的产物，是企业应对资源依赖环境的一种适应性激励策略调整。     

基于内部绩效与市场价值的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控

本文以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构建企业内部绩效综合指标和企业市场价值综合指标,将高管薪酬与综合指标相结合,构成与企业业绩相联系的业绩薪酬指标,然后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业绩薪酬指标进行对比,实证检验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控的必要性。同时,本文认为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控应参考高管为企业创造的市场价值,企业实际经营状况与市场估值差距越大,则国有企业高管经营成果与市场预期差距越大,通过构建企业内部绩效和市场价值对高管薪酬影响的模型,发现企业市场价值对高管薪酬有负向影响,进而可以以企业市场价值作为高管薪酬管控的参考依据。     

不同政府控制层级下高管薪酬的业绩敏感性

本文以2007～2010年国有上市公司的2 891个样本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不同层级政府控制下高管薪酬与业绩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央控股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与业绩的敏感性要低于地方控股国有企业;中央控股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与业绩不存在粘性,地方控股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与业绩则存在较为明显的粘性特征。     

在职消费、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公司绩效--基于浙江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10-2012年浙江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以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为传导媒介,深入研究在职消费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浙江民营上市公司中,在职消费和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之间显著负相关,表明高管在享受在职消费的同时,也考虑了员工的公平性需求。本文研究还发现,在职消费对民营上市公司的高管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但这种激励作用会随着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缩小而降低。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制的问题研究

笔者阐述了国内外学者对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制问题的研究。以沈阳市不同性质企业的高管薪酬为研究样本,对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与其他性质企业的高管薪酬是否存在差异和不同行业之间的高管薪酬是否存在差异进行研究。针对研究结果提出了结论和建议。     

盈余管理、产权性质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文章选取2007—2019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公司作为主要研究样本,研究了不同盈余管理方式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结果表明:盈余管理会影响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且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都会显著提升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中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更加明显.     

上市央企财务业绩差异性、高管权力与薪酬分配

针对上市央企高管权力与薪酬分配进行了实证分析,在静态视角考察下,研究发现高管权力能够有效提升自身薪酬水平,对普通员工薪酬水平的作用则不明显,进而拉大了企业的内部薪酬差距。在此基础上,从企业财务业绩变化的动态视角出发,发现企业财务业绩水平在高管权力与高管薪酬水平和内部薪酬差距关系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具体的调节作用机理为在企业财务业绩水平较低时,基于责任压力的高管权力与高管薪酬水平和内部薪酬差距的关系并不明显,但在企业财务业绩上升后,对高管监管的疏漏导致高管能利用自身权力迅速获取额外收益,并导致内部薪酬差距扩大,财务业绩上升成为高管发挥自身权力以获取利益的"跳板"。     

公允价值计量对高管薪酬有影响吗?——以中金岭南为例

薪酬契约是公司治理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已有研究大都集中在高管薪酬对企业整体业绩敏感性方面,而对不同风险性质业绩与高管薪酬的关系却鲜有研究。文章以2007年新会计准则引入公允价值为背景,以中金岭南为例来研究检验高管薪酬与不同风险性质业绩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发现,高管薪酬对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敏感性要小于对正常营业利润的敏感性,且高管薪酬对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敏感性存在粘性,这说明上市公司对高管薪酬的考核存在"重奖轻罚"现象,因此建议上市公司改进现有薪酬契约,建立综合业绩考核指标,增加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高管薪酬的敏感性,以此避免管理层的过度投资行为。     

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研究综述与展望

作为高管薪酬制度研究重要话题之一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引起学术界和实践界的广泛关注,国内外学者围绕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因素及经济效果等话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的探讨。通过收集整理近年来以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为主题开展研究的大量文章,基于现有研究成果发现,信息披露、董事会特征等企业内部治理因素以及媒体、分析师关注等外部治理机制均会影响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表现,而企业的创新活动投入、高管机会主义行为、对风险持有态度也会受到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在现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和反思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研究现状,提出有待深入探究的研究方向。     

企业避税对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

文章以我国2009—2013年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高管业绩—薪酬敏感性和高管薪酬粘性两个角度考察了企业避税对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的避税程度和高管业绩—薪酬敏感性显著负相关,即避税程度越高,高管业绩—薪酬敏感性越低。进一步研究发现,避税程度加重了高管的薪酬粘性。文章的结论拓展了目前对企业避税的研究,也对高管薪酬制度的优化有一定的实证参考意义。     

我国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影响因素分析

国有企业高管员工薪酬差距是当前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调查发现,我国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呈现不断加大趋势,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公司的经营业绩显著正相关,说明当公司的业绩上升时高管将获得更高的薪酬,企业业绩上升的好处主要是高管获得了。我们还发现,控股股东的股权集中度和董事会规模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制约薪酬差距加大的作用。本文建议进一步加强国有控股股东及董事会对薪酬的制约作用,并改进当前我国较单一的业绩薪酬激励制度,在高管薪酬激励制度设计中可以考虑员工薪酬及福利改善等因素,从而促进企业提高员工待遇,缩小高管员工薪酬差距。     

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过度投资的实证研究——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

文章以2009—2014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过度投资的关系。结果显示: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过度投资呈U型关系,即适当扩大薪酬差距能够抑制过度投资,但超过一定程度将产生负效应。同时,两者间关系受异质性因素影响: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的薪酬差距对过度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与地处非中心城市企业相比,地处中心城市企业的薪酬差距与过度投资的关系更紧密。     

“限薪”后央企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的相关性

2009年9月16日,国务院六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简称"限薪令"),以规范央企高管薪酬中存在的问题。基于此,本文实证检验了该法规对央企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相对业绩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限薪令"对高管薪酬有影响,我国央企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呈正相关关系;在以行业为参照对象后,无法得到央企上市公司在设置高管薪酬时使用行业相对业绩的证据;同时,不同行业间的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的相关性不同。另外,"限薪令"的效用具有短期性,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高管薪酬激励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