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收能力对FDI技术溢出的调节效应研究——来自广东省制造业企业层面的证据

本文基于2001—2007年广东省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运用Levinsohn—Petrin半参数方法估计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考察了吸收能力对本土企业TFP的影响以及吸收能力对外商直接投资（FDI）溢出效应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发现：本土企业的吸收能力对生产率提升有显著正向作用;吸收能力通过后向关联渠道对溢出效应起正向调节作用,而在水平方向和前向关联渠道上,调节效应呈现负向影响。研究结果还发现,吸收能力的这种作用对私营企业尤其明显。     

企业更替和生产率增长的效应——基于我国部分竞争性行业的实证研究

21世纪以来,我国部分竞争性行业的企业更替和生产率增长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而行业内部的竞争实际是不同生产率的企业竞争,竞争过程中生产率较低的企业退出,生产率增长较快企业取代生产率增长较慢企业的市场份额,企业更替的过程不断重复,使得行业生产率保持不断增长的趋势.我们用近年来相关行业的数据研究表明,企业更替不仅通过选择效应,而且通过激励效应促进了行业生产率的增长.然而,随着进入潮的逐渐消退,选择效应的作用有所降低;但企业更替主要通过选择效应中的动态转移效应和激励效应推动行业生产率不断增长.     

规模经济、集聚效应与高新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

高新技术产业是现代产业体系的高端组成部分,其高质量发展关键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基于2009-2016年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测算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结果显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下降态势,下降的主要诱因在于技术进步的衰退。回归结果显示:高新技术企业平均资产规模和研发经费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有显著制约作用,而平均收入规模、区位熵、有效专利数量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有显著促进作用。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关键在于提升技术创新效率,突破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培育特色化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注重发挥产业集群的正向外溢效应;扶持中小企业和培育龙头企业并举,建设规模庞大、结构合理、和谐共生的高新技术企业体系。     

进口贸易与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利用我国三位码工业行业的月度面板数据,依据扩展的R&D与生产率方程同时控制物化型、非物化型溢出与竞争效应,发现进口竞争与物化型溢出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还发现进口贸易对三位码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具有直接的负溢出效应;而且,大部分三位码工业行业面临着日益激烈的进口竞争,引致了行业内和行业间正向的要素再配置过程,并通过提高技术效率的方式最终促进了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产业集聚、企业规模与农产品加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江苏的证据

本文基于2000～2008年江苏农产品加工业12个细分行业的数据,测算12个细分行业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并在此基础上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产业集聚和企业规模对农产品加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企业规模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显著负向影响。因此,必须积极培育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同时注意优化农产品加工企业的规模结构。     

金融科技与上市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基于三阶段SBM-DEA模型

本文运用基于非径向和非角度及包含非期望产出的三阶段SBM-DEA模型三阶段对我国28家上市商业银行2009—2018年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和分析,并依据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属性进行异质性分析。同时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金融科技对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商业银行金融科技的发展对上市银行全要素生产率有明显正向促进作用,主要的作用路径是通过促进商业银行产品与服务上的创新;(2)相较于城市商业银行,这种促进作用对国有银行和大型商业银行表现更大,尤其是大型商业银行;(3)效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后,商业银行金融科技的发展对银行纯技术效率的提升有正向促进作用,说明金融科技的发展对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更多表现在技术进步方面。     

中间品进口与中国本土制造企业生产率——基于中国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2000—2005年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面板数据和高度细化的海关进口数据,来考察中国本土制造业的中间品进口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使用OP方法更为准确地估算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果表明,使用进口中间品能促进本土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并存在显著的短期和中长期进口学习效应。因此,在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过程中应重视进口中间品。     

“营改增”政策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溢出效应吗

基于"营改增"改革的准自然实验,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为切入点,利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营改增"政策对制造业上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溢出影响及其中介机制。研究发现:"营改增"政策提升了制造业上市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税改前增值税税负越重,政策效应下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幅度越大。异质性检验表明,"营改增"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溢出效应在非国有企业、高成长性企业以及小规模企业中更显著。中介机制分析发现,"营改增"政策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增强规模效应、提升劳动产出效率以及促进研发投入这四条路径来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且非国有企业、高成长性企业以及小规模企业在上述路径中受益程度更显著。研究结论为减税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经验证据,对政府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财政补贴能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溢出效应?

统筹财政可持续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客观上要求明确财政补贴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溢出效应。本文构建溢出-吸收模型，从要素配置效应、示范效应、竞争效应等维度，剖析财政补贴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溢出效应的理论机制及路径，进而构建企业层面空间权重矩阵，利用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测度。结果表明：财政补贴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溢出效应，与考虑内生性后的稳健性检验结果一致。进一步提出溢出企业财政补贴核算方法，并结合变量重构和多重中介效应理论思想，构建溢出效应形成机制检验框架，基于该框架的实证检验支持财政补贴通过要素配置效应、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溢出效应这一论断。本文拓展了财政补贴的相关研究，并为财政政策提质增效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效果与预期不一致,往往受到要素禀赋约束而导致偏离。该文探讨了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机制与约束条件,建立了以人地比例和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并基于2004-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非线性影响。结论表明:(1)生产性服务业投入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存在以资源禀赋为门槛的非线性效应;(2)随着人地比例扩大和农村人力资本水平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呈现先负后正的"U"型特征;(3)不同地区门槛水平的分布呈异质性特征,各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存在显著差异。     

进口贸易与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利用我国三位码工业行业的月度面板数据，依据扩展的R＆D与生产率方程同时控制物化型、非物化型溢出与竞争效应，发现进口竞争与物化型溢出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还发现进口贸易对三位码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具有直接的“负溢出效应”；而且，大部分三位码工业行业面临着日益激烈的进口竞争，引致了行业内和行业间正向的要素再配置过程，并通过提高技术效率的方式最终促进了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区域差异分析

本文利用1998-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趋势以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在2002年后呈增长态势,中部地区工业全要素生产率高于东部地区,东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在影响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中,集聚经济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向影响,国有经济比重则对全要素生产率有负向影响.研发投入在全国层面和东部区域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影响,在中西部区域则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不显著.人力资本水平则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显著影响.     

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工业行业生产率演进——基于动态OP方法的分析

本文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工业行业总量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中国工业行业存活企业平均生产率高于进入企业平均生产率,退出企业平均生产率最低;第二,使用动态OP方法对中国工业行业总量生产率增长进行分解,发现存活企业生产率增长对总量生产率增幅贡献最大,低效率企业退出同样促进总量生产率增长;第三,总进口增加、中间品进口增加和最终品进口增加会促进中国工业行业总量生产率增长及各个分解部分增长;第四,国内企业竞争主要通过影响存活企业间资源再配置促进总量生产率增长,而贸易自由化则主要通过淘汰低效率企业实现经济资源再配置,并以此推动总量生产率增长。     

中国省区TFP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依据1998 -2007年中国28个省区的相关数据,采用修正索洛模型和随机前沿模型测算了中国省区历年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和增长率,并利用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R&D、人力资本、进口、出口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省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省区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而增长率则趋于下降,并且地区差距明显.地区间R&D、出口、人力资本对我国省区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口的正向作用并不明显;出口对中国省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提高有明显促进作用,而进口则对其具有明显的阻碍作用,R&D、人力资本及外商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提高虽有促进作用,但它们在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中的显著性则有所差异;另外,研究还发现,中国省区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滞后效应”.     

财政支出波动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1979-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关注财政支出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关系,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在面对为实现经济增长由要素消耗向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转变的转型期,政府更加倚重积极的财政政策,试图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达到稳定经济增长的同时,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基于此,文章引用1979-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检验了财政政策波动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其传递渠道.结果 显示:财政政策波动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财政政策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渠道主要是宏观经济波动.     

中国工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理论与实证

本文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构建工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模型，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和地级市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工会密度显著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二者呈倒“U”型关系。机制检验表明，工会通过改善职工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收入激励效应；工会通过倒逼企业采取资本深化、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的替代劳动策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形成要素替代效应。此外，工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在东部地区显著高于非东部地区，在国有企业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在出口企业显著高于非出口企业。随着行业垄断势力增强，工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越高。因此，建设现代化工会制度、重塑工会角色、强化工会的要素配置作用、推进工会差异化建设，对提升职工收入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生产者服务进口对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

文章首先分析了生产者服务进口贸易促进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渠道,并利用理论模型进一步论证了进口的优质生产者服务的种类增加有利于促进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理论分析基础上,运用1998—2008年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我国生产者服务进口贸易对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促进作用,并且发现运输服务进口比新兴的生产者服务进口更能促进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最后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产业规模偏好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省级政府五年规划文本的证据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因而科学认识经济发展质和量的关系成为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研究者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本文基于中国省级政府“十五”计划至“十二五”规划文本，测算了地方政府的产业规模偏好，并考察了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的产业规模偏好总体上降低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2)产业规模偏好通过降低资源配置效率、抑制市场竞争、阻碍企业进入降低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但通过促进集聚效应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3)产业规模偏好带来的效率损失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规模报酬递减行业和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较低地区企业；(4)虽然产业规模偏好带来一定的效率损失，但有效增加了企业层面的投资、销售收入和税收。本文对于新发展阶段更好统筹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优化地方政府产业政策设计有着重要启示。     

城市化、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首先采用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我国29个省份1991-2007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情况,研究城市化、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协整关系,并基于面板误差修正模型考察短期波动的影响。得出结论:(1)城市化、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长期均衡关系,城市化和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长期的正向影响,城市化通过创新中介效应显著地驱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这种影响在沿海和内陆之间存在差异;(2)城市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积极的短期影响,且滞后一期影响强度大于当期,而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并不产生短期正向影响。     

中国大城市的企业生产率溢价之谜

基于双城模型,本文构建了大城市企业生产率溢价的概念框架,考察了选择效应、分类效应、集聚效应与竞争效应如何导致城市间异质性企业生产率分布差异;同时,基于1998—200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实证回答了中国大城市的企业生产率溢价之谜。研究发现:(1)城市的企业生产率溢价是集聚效应、选择效应、分类效应和竞争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行业中这四种作用的溢价贡献不同;(2)集聚效应提高了大部分行业的企业生产率溢价;(3)竞争效应不一定导致大城市企业生产率呈现更大的"贫富不均";(4)城市间异质性企业区位选择存在着"水往高处流"现象;(5)大城市并不一定有更高的市场进入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