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国内投资的影响:挤入还是挤出?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外国直接投资(FDI)对东道国国内资本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这表现在FDI对国内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上。本文利用Fry(1995)的模型对1990年至2004年FDI对我国国内投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从总体上来看,FDI对我国国内投资具有显著的挤入效应;在东部不同省份存在明显的挤入或挤出效应;在中部不同省份存在一定程度的挤入效应或效应不确定、不明显;在西部部分省份存在挤出效应,多数省份效应不明显。     

我国FDI挤入挤出效应的地区差异性

为了研究FDI对不同国家地区的挤入挤出效应,文章运用主成分分析和总投资模型全面而系统的分析了FDI对我国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地区国内投资所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FDI对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存在挤出效应;对我国经济欠发达的中部地区存在着显著的挤入效应;而经济较为落后的西部地区效果不明显。文章最后分析了实证研究的结果...     

FDI挤入或挤出了中国的国内投资么？——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与检验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总投资的理论方程,利用1985-2003年间我国2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FDI与国内投资的挤入和挤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992年之前FDI显著地挤入了国内投资,1992年之后FDI则对我国的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但综合来看,在全国范围内FDI对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入效应。在以出口导向和劳动密集为特征的珠江三角洲地区,FDI的挤出效应比以进口替代和资本深化为特征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更加明显。     

外国直接投资对国内资本“挤出”效应的实证研究——从资本形成角度看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FDI在直接增加东道国资本流量的同时,还会对国内资本产生一定的“挤出”或“挤入”效应。因此,从资本形成角度看,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其取决于FDI最终“挤入”还是“挤出”了国内资本。本文利用我国1985年至2003年的相关数据,通过经济计量模型对此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FDI虽然对我国国内资本的“挤出”效应和“挤入”效应并存,但总体上有一个“净挤入”的效果,因此,从资本形成的角度来看,FDI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本文建议我国应继续扩大利用FDI,并对抑制FDI对国内资本的挤出效应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FDI对国内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研究——兼论WTO过渡期结束后宁波的对策

对宁波市1990-2005年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宁波FDI对国内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呈中性。为避免FDI对国内投资"挤入效应"的衰减、"挤出效应"的凸现,宁波应该尽可能引导和鼓励FDI投向第三产业、投向有较强关联度的产业,并积极引进具有较强技术溢出效应的企业。     

中国服务业FDI资本效应及进入壁垒影响分析

通过对1997～2008年时间序列数据和2004～2008年面板数据计量分析得出,中国服务业FDI总体上具有资本挤入效应,但存在行业开放度和开放时段差异,即外资进入壁垒对中国服务业FDI资本效应具有重要影响:进入壁垒越低,FDI挤入效应越显著;进入壁垒越高,FDI挤入效应越弱,甚至具有挤出效应。     

FDI对天津资本形成的挤入挤出效应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FDI)就像一把"双刃剑",在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其负面效应也日益凸现.FDI如果带动了当地的投资会带来挤入效应,反之,如果FDI进入了与当地企业相竞争的行业,则会代替或挤出当地的投资进而产生挤出效应.本文采用Agosin和Mayer构建的国内投资方程构建模型,对FDI对天津地区工业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FDI对天津资本形成的挤入挤出效应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FDI）就像一把“双刃剑”，在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其负面效应也日益凸现。FDI如果带动了当地的投资会带来挤入效应，反之，如果FDI进入了与当地企业相竞争的行业，则会代替或挤出当地的投资进而产生挤出效应。本文采用Agosin和Mayer构建的国内投资方程构建模型，对FDI对天津地区工业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投资关系实证研究

利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检验了我国不同地区FDI与国内投资之间的关系。在对FDI与国内投资效率进行比较中,得出在我国各地区FDI与国内投资之间均不存在所谓的“挤出效应”,不同地区FDI与国内投资的效率也有所差异,东部地区FDI效率远远高于国内投资效率,而西部地区FDI与国内投资效率差距相对较小的结论。     

FDI对福建省国内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对福建省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FDI趋利的本质也决定了其在促进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对国内投资的挤入效应）的同时,也会对经济产生负面效应（主要表现为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因此,研究福建省FDI流入到底对福建产生了何种影响,对进一步合理利用福建的FDI和发挥福建省国内资本的潜力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     

我国政府财政支出挤出效应研究

通过分析1990-200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本文研究政府财政支出是否具有挤出效应。研究发现: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具有明显的挤入效应,动态面板GMM模型的分析显示投资自身具有强烈的自相关性;投资具有通货膨胀效应,而且和消费具有互相抵消的效果;挤入效应在东部和西部存在,而在中部则不存在,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导致了挤入效应上升;分位数回归的结果显示挤入效应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在较小和较高水平的私人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上挤入效应比较大。     

FDI对安徽省国内投资挤出挤入效应研究

通过以安徽省为研究对象,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该省国内投资所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对安徽省来说,FDI对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入效应,即FDI在安徽省对国内投资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大小为3.51,有利地促进了安徽省地方经济的发展.在以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安徽省应将招商引资做为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采取各种措施吸收和利用外资特别是FDI,以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繁荣.     

外商在华零售投资:新趋势及对若干争议的新解

2008年以来,外商在我国零售业的投资在规模和空间布局等方面呈现出新的特点和动向,引发了业界关于外资迅速扩张是否会造成零售业被外资控制、外资企业是否会抢占内资零售业优势资源等争议性话题,文章分别使用省际面板数据、地区面板数据、业态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外资扩张对内资零售企业的影响。研究表明,整体而言,外商在我国零售业投资的加速扩张,并没有挤占内资零售企业的优势资源,外资零售企业市场份额的扩大并没有对内资零售企业构成明显的就业挤出效应。内资零售企业在面对外资零售企业迅速扩张以及由此带来的竞争压力时,应着力通过跨地区并购、跨行业并购、自愿连锁、内资并购外资等方式壮大自身规模,实现优势资源的重组,发挥规模效应,同时需要反思内资零售业目前联营模式过多、自营模式过少的弊端,通过提高自采比例、培育自有品牌等方式提升核心竞争力。     

外资对我国地区技术创新影响的差异性分析——基于1999-2008年的面板数据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技术创新是否受到研发投入、FDI流入以及人才门槛效应的影响,这些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性?根据我国1999-2008年省级面部数据,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经验检验后发现:地区技术创新水平、外资对地区创新能力的影响领域、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性,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一致;外资在东部地区的溢出效应集中在"发明专利"高端创新活动领域,西部地区外资的作用更多地反映在"外观设计专利"低端领域,中部地区居于其中;创新层次高的东部地区存在显著的人才门槛效应。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Does 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matter?

Development economic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ntrepreneurship literature suggest tha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spillover effects for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of host economies. However, the findings of past research are mixed, and they do not always confirm this suggestion. We argue that the reason for conflicting findings may be because of an incomplete understanding of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FDI-entrepreneurship nexus in different contexts. Previous studies have carried out only limited exploration of the contingencies in the FDI and domestic entrepreneurship relationship that may depend on the host country’s institutional capacity. We argue that not all countries can reap the rewards from FDI equally. Rather, we hypothesize that countries need to have a sufficient degree of institutional capacity relevant to specific conditions and appropriate threshold levels to successfully capture the positive spillover effects of FDI on domestic entrepreneurship. Utilizing panel data from 2006 to 2016 for 97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at different income levels), and a System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 (SGMM) estimator that controls for instrument proliferation in dealing with endogeneity problems, we test this hypothesis. We find that FDI has a negative (crowding-out) effect on domestic entrepreneurship at below-threshold levels of institutional capacity, and a positive (crowding-in) effect at above-threshold levels of institutional capacity. The crowding-out effect diminishes as the institutional capacity changes or improves to meet mutating economic environment conditions. Our findings are robust across a wide range of aggregate and disaggregate measur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institutions and alternative empirical strategies.     

欠发达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以江西赣州为例

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多种因素影响,各地情况不同,其效应表现也不一致。文章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以中西部地区的江西赣州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相对于劳动力投入和国内资本投入,欠发达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十分有限。这主要是因为,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仍然很小;外资产业规模小,层次低,技术含量低;外资产业与本土产业配套发展不足。但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将在长期内拉动经济增长,因此必须重视外资的引进,并不断提高外资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