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动态能力的影响

提升技术创新动态能力是实现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文章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动态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提升差异化创新水平和技术创新转化能力有正向影响,且这种正向影响在大规模、高新技术和成长性民营企业中表现更加显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不仅有助于民营企业缓解融资约束进而提升差异化创新水平,还能够强化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导向进而提升其技术创新动态能力,但过高的国有资本持股比例不利于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动态能力的提升,差异化创新水平和技术创新转化能力对民营企业未来绩效有正向影响。     

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绿色创新是协同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重要途径，是提升企业抗风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路径。在国家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背景下，国有资本参股能否有效驱动民营企业绿色创新是一个亟待进一步证实的议题。鉴于此，本文以2009-2019 年深沪两市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探究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及实现路径。研究结果显示：国有资本参股能够显著促进民企绿色创新，高管声誉激励正向调节国有资本参股对民企绿色创新的积极影响，高管薪酬激励对此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并且处于环境规制较强地区的民营企业，国有资本参股对其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动态能力在国有资本参股对民企绿色创新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国有资本参股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大型民营企业和市场化水平较高的环境中更为显著。本研究验证了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同时对于进一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助力民营企业的绿色创新实践具有良好的参考价值。     

国家级新区促进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吗?

国家级新区是深化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平台,对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独特作用。本文利用在异质性处理效应条件下稳健的双重差分模型,基于我国2003—2019年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国家级新区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动态特征。结果显示,与未设立国家级新区时的情形相比,国家级新区提升了所在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累计增幅,并且提升力度随时间的推移呈现增强趋势,表明国家级新区对所在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持续的正向影响。国家级新区在设立初期对周边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正向影响,但在长期尚未产生稳定、持续的溢出效应。机制分析表明,国家级新区对所在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主要来自“吸引外商投资”机制和“培育市场主体”机制,而“发展科技服务业”机制的效果尚不显著。建议国家级新区重点推进制度创新和“先行先试”改革,多措并举支持科技服务业发展,增强辐射带动作用,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     

产业政策、政府特征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证探究

产业政策是中国政府发展经济的重要抓手,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表征,厘清产业政策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逻辑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本文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框架,在理论阐述政府产业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及依赖条件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产业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机制。本文创新性地利用产业相关的中央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对产业政策进行了全面的定量识别,实证检验产业政策在全要素生产率进步中的驱动作用和空间效应,并进一步分析产业政策与市场的互补作用机制,以及政府特征对产业政策效应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政策的出台与实施显著提升了地方全要素生产率,并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中央层面产业政策与地方层面产业政策在促进地方全要素生产率过程中呈现出互补效应,其互补效应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产业政策对地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高度依赖于地方市场化程度;产业政策对地方全要素生产率的推进作用还取决于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和“嵌入性”特征。     

政府财政压力下土地资源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基于动态面板回归模型

土地资源配置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问题。从土地资源错配的视角,利用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测算了各地区劳动增强型生产函数的相对全要素生产率,并进行了比较分析。利用面板数据动态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土地资源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长短期异质性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国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较大差异,总体呈现东部向西部递减的特征;短期内,土地资源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长期来看,土地资源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短期的正向影响主要通过土地出让收入的“财富效应”和缓解政府财政压力来实现;长期的负向影响,主要通过土地资源错配因对研发投入、二产占比和其他消费的“挤出效应”而产生。研究表明,短期内,土地资源错配能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但从长期来看,土地资源错配不利于地区双创生态发展,抑制行业生产效率,挤出居民消费,进而影响区域发展质量。     

国有资本参股会影响民营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吗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举措,在推动经营机制转换、优化市场资源配置、提升企业运营效率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现有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经济后果的研究多集中在“正向混改”领域,而“反向混改”领域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对于民营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缺乏深入系统的分析。为此,文章以2003-2021 年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国有资本的加入对民营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国有资本参股能够通过提高民营企业的治理水平、增加媒体关注度、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而显著提升民营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其次,进一步分析表明,国有资本参股的积极作用在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和非家族企业更为显著;同时对于国资主体而言,其正面作用在地方国有企业及内部控制质量高的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最后,本文发现,国有企业参股在内部控制战略、经营、报告、合规等层面均发挥一定积极作用,从而促进了民营企业内部控制整体质量提升。文章的发现丰富了“反向混改”经济后果以及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为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东北地区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基于DEA-Tobit两阶段法

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了东北地区装备制造业2005—2020年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效率,并利用混合面板Tobit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东北地区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依靠技术进步的“单轨驱动”,总体达到DEA有效,技术效率抑制了其增长速度;东北地区装备制造业发展存在行业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增加研发投入、提高市场化水平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能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随着产业集聚程度的提高、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多,全要素生产率反而下降;产业规模、城镇化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并无直接关联。     

财政补贴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

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以2016—2021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财政补贴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适度的财政补贴能够激励企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高强度的财政补贴反而会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两者之间呈现出一种“倒U形”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竞争强度的提高不仅能够加深财政补贴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倒U形”关系，还会推迟倒U型关系拐点的到来。     

碳排放权交易、企业绿色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2011—2019年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企业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剖析绿色创新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显著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且绿色创新在碳交易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方面发挥了中介作用。因此应加快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激励企业加大绿色技术研发投入,以绿色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金融化程度与全要素生产率

为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解决低效率和金融化的问题,文章选择国有制造业上市企业2008-2017年间的样本数据,考察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与金融化程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交互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引入非国有资本提高了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却加剧了企业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挤出效应,在规模较小、盈利能力较弱或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国有企业中挤出效应更明显。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非国有股东会基于套利目的,带动金融化程度的提升。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文章建议进一步完善混合所有制改革制度,改变企业资源配置方式,矫正资源误配格局,在帕累托改进的路径中推进改革,保证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税收营商环境优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的经验证据

优化税收营商环境不仅是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推动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举措,而且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13—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并借助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了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显示,税收营商环境优化主要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水平、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以及鼓励技术创新来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中西部地区企业、非国有企业、环境不确定性高企业和成熟期企业,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相对更加突出。随后的进一步分析表明,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在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同时显著促进了企业经营规模扩大和产业链扩张。本文以上研究结论不仅能使我们更好地认识税收营商环境优化的经济效应,更是为培育有利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及推动企业提质增效的税收营商环境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有益启示。     

碳减排对省际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探索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动力源泉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实现“双碳”目标升级为国家战略,碳减排行动也成为地区应对气候变化、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基于 2002 至 2020 年省际面板数据,选取混合距离 EBM模型测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从排放、效率、非化石能源、气候绩效等多维度定量评价碳减排发展水平,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碳减排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理和效应。研究表明：总体来看,碳减排发展显著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区域来看,在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碳减排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中介机制检验显示,碳减排能够通过提升能源效率、发展绿色金融间接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研究结论为地区差异化减排与低碳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结构转换如何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机制与检验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结构转换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结构转换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当前结构转换尚处于“倒U”曲线左侧，即结构转换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各地区间结构转换的影响效应存在明显异质性，东部、西部及东北地区结构转换均能显著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中部地区却表现为抑制作用，周边地区结构转换将会对东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明显正向效应。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加快中国新旧产能有序转换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出口规模、出口地理方向与中国服务业企业生产率——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Levinsohn-Petrin方法,测度了2004~2013年中国服务业上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分析了出口贸易及出口地理方向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机理,并运用动态面板的GMM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从总体上看,中国服务业企业可以通过出口获取生产率的提升;从所有制和区域层面上看,出口对国有和东部地区服务业企业的生产率提升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向低收入国家出口对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效应不显著,向高收入国家出口反而带来了生产率的降低。     

数字经济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提升效应还是抑制效果？

数字经济是新时代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然而现阶段数字经济普惠性发展尚未实现，掣肘着其对国内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力度。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熵权TOPSIS法测算了2012-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探讨了中国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升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但区域层面上，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明显领先于中西部地区，引领着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快速增长。从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指标来看，数字经济推动了技术效率提升，但现阶段国内关键核心技术环节薄弱以及数字产业化带来的人才和资金的虹吸效应导致数字经济对技术进步产生了阻碍作用。此外，当前数字经济对不同产业的渗透度存在明显的不均衡性，筑高了创新资源的流动壁垒，影响产业间协调创新及合理化布局，进而抑制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力度。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在创新环境的支持下，人才集聚及金融规模强化了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力度。     

横向税收竞争、官员更替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长三角41个城市的面板证据

文章基于2008—2020年长三角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测度41个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从税收总量和税制结构双重视角，构建面板Tobit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横向税收竞争、官员更替对长三角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多重影响。研究表明：从税收总量来看，横向税收竞争促进了长三角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税制结构来看，增值税竞争和企业所得税竞争均显著促进了长三角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调节效应检验显示，官员更替能够显著增强横向税收竞争对长三角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而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政府公共支出规模扩大弱化了横向税收竞争对长三角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     

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市场化程度与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是更好发挥审计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选取2008—2017年中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市场化程度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有利于提高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主要体现在改革当年及之后两个年度;市场化程度有利于提高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但显著降低了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发挥了替代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可以通过减少政府公共支出、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和降低代理成本来促进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国有企业以及分析师关注度较低的国有企业。本研究对于深化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实体清单制裁对我国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同群效应分析

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发布的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下文简称“实体清单”)对我国企业带来了外部冲击。本文以2016-2022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多期双重差分(DID)模型检验了 2018-2022年BIS 历次发布实体清单对我国相关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机制。本文研究发现。所属行业被列人实体清单未能阳碍我国企业发展,相反显著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分析发现,相对于国有企业、大型企业、行业集中度高的企业和中、西部地区企业,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对民营企业、中小型企业、行业集中度低的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强这一作用机制主要通过减少企业的代理成本和降低管理者短视主义倾向来实现。为此,我国需要重视企业治理能力的提升,并根据产业结构、企业规模和区域发展水平等导质性因素提出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同时需深化市场化改革,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激发市场活力。     

管理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的新证据

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数据,文章创新性地选择了管理效率这一微观视角,就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进行了稳健地实证检验。通过回归发现,对于现阶段的中国企业而言,管理效率基于当前的均值每提升10%,全要素生产率将提高1.72%~2.92%,管理效率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就管理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展开了进一步验证,分析发现：管理效率可以通过企业自动化、信息化和开放性程度的提升显著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因此,文章建议企业在加强管理的同时,也应配合对相应的机器设备和交流环境进行优化,以实现企业的高效和持续发展。     

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与制造业技术进步

文章基于最新全球投入产出表构建更加细化的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位置指数,分别利用OP和LP方法测算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对二者进行匹配,实证分析了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提升所带来的自身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对制造业生产分割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潜在效益。结果显示: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提升对于制造业企业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国内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对制造业生产率的创新效应大于国外服务要素投入带来的溢出效应;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对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其中东部地区、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创新效率提高更明显;降低制造业投入成本、技术创新和溢出是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对制造业技术进步的主要影响机制,基于中国制造业服务投入结构现状,信息技术服务、研发与商业服务、金融服务业等高技术服务对中国制造业的技术溢出和创新效应需要得到进一步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