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背景下农民工的社会适应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步伐的加快,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到城市.如何让这些农民工成功融入城市,成为城市的一员,已经成为各个学科研究的热点,很多学者从社会排斥的角度探讨了农民工如何被城市排斥问题.笔者认为,农民工成功融入城市的关键是如何适应的问题,包括职业适应、生活适应、人际关系适应、心理适应等,而影响农民工社会适应的因素主要包括制度障碍、文化障碍、社会排斥,以及农民工自身文化素质低、维权意识能力弱、行为修养不得体等,因此需要从国家、城市、农民工三个方面入手加以解决.     

新生代农民工创业与城市适应研究

与以往研究只强调农民工返乡创业不同,通过调查认为创业取决于创业的制度环境、个人素质和创业机会等,不管是在农村创业还是在城市创业,都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对在城市中创业成功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结合学者将城市适应划分为社会适应、文化适应、心理适应和经济适应,探讨了创业与城市适应的关系。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可以提高经济资本,是城市适应的基础;可以增加社会资本,是城市适应的保证;可以提升文化资本及心理认同,是城市适应的归宿。因此,应该采取各种措施支持和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创业。以创业地域多元化和制度的开放性、实施资产社会政策和制定更人性化的制度安排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创业。     

社区物业服务视角下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因素研究

论文对社区物业服务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进行了研究。首先,从农民工个体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四个方面分析了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其次,重点探讨了社区物业服务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社区物业服务在提高农民工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和心理融入方面都具有积极作用。最后,论文从社区物业服务角度提出了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对策与建议。     

农民工市民化的城市融入机制研究

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其城市融入机制非常重要.目前,中国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方面呈现出了针对农民工的制度异化、经济限制、生活隔离与心理排斥.这必然会阻碍社会融合与危害社会稳定.现在,中国具备了构建农民工市民化的城市融入机制的有利条件,所以我们必须改革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流动人口管理制度,整合城乡就业市场,构建城市安居工程,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与培育其社会资本,消除社会歧视等.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基于社会资本与社会排斥分析的视角

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过程中,社会资本与社会排斥共同构成了其"驻"与"返"判断的两个重要因素。不同的社会资本类型可以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就业信息,拓宽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途径,为他们之间以及他们与相关组织系统之间建立信任关系,从而提高他们的活动效率。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社会面临的政治、经济、制度、文化等方面的"社会排斥"却制约了这种资本的效力,从而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因此,新生代农民工要想留在城市完成继续社会化的过程,必须明确以下路径:从滞留(共栖),到城市适应,再到城市融入(竞争、合作、内化与认同等),最后实现融合(共生)。     

中国西部农民工社会适应性问题与对策研究

农民工的社会适应性可以解释为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的生活实践中,按照城市人的方式和规范要求,进行自我调适和模塑的行为选择过程,指个体对社会生活环境的适应。中国西部农民工有不同于其它地区的一些特点。西部农民工在城市社会适应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既包含中国农民工社会适应性的共性问题,又包含西部地区在社会转型进程中缩小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差距的特殊问题。     

中国社会保障建设过程中的社会排斥问题探析——以农民工社会保障为例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但同时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农民工社会排斥问题是突出问题之一.引用社会排斥的定义,从不同层面分析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农民工社会排斥现象的现实表现,并指出了农民工社会排斥带来的不良影响,希望对现今我国解决农民工社会排斥问题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     

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的影响因素——基于五城市调查的实证分析

利用5个城市1 076个农民工样本数据,采用Logistic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总体上不强烈,农民工的年龄、就业状态、月收入、农村土地、住房情况、养老保障状况及社会融合对其定居意愿有显著的影响,而性别、婚姻、受教育程度、职业和社会资本对定居意愿的影响不显著。     

社会工作介入苏州二代农民工问题的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苏州涌入了大量二代农民工,他们受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影响,被排斥在社会的边缘,在就业、生活、社会参与方面存在诸多问题。苏州二代农民工为本地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政府必须对农民工问题予以重视。农民工问题的解决与农民工现状的改善,不仅需要政府从宏观层面进行完善,更需要专业的社会工作者的介入。社会工作者在服务农民工问题上具有独特的优势,但也存在诸多困难,需要在实践中寻找出路。     

农民工迁移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利用五城市1076个农民工样本数据,采用Logistic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民工迁移城市意愿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迁移城市意愿总体上不强烈,农民工的年龄、就业状态、月收入、农村土地、住房情况、养老保障状况及社会融合对迁移意愿有显著的影响;性别、婚姻、受教育程度、职业和社会资本对迁移意愿的影响不显著。     

中国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问题研究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途径,然而,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受到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经济收入和制度资本的影响和制约。为了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政府和社会各界应加大教育投资,开展农民工职业培训,增强人力资本;搭建城乡互动平台,打破城乡互动壁垒,提升社会资本;促进城市认同,激发自信、乐观和希望,维护心理资本;促进就业,提高工资水平,增大经济收入;构建社会保障体系,创造制度资本。     

农民工子女社会适应状况的障碍分析及对策

进城农民工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以及流动方式的变化,催生了农民工子女群体的产生。我国二元社会结构下形成的各种障碍性因素对进城农民工及其子女在生活、就学、就业等方面起着限制、排斥等消极作用。改善进城农民工子女社会适应状况要从改革不合理的制度和政策,改变造成农民工子女不良适应的非制度因素影响,提高和改善农民工及其子女的个人素质等方面努力去做。     

农民工留城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我国七省市的实证研究

农民工留城对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对我国7省市的实地调研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等个人特征,住房类型、有无农地、社会保险状况等经济因素,子女读书地和配偶工作地等家庭及社会因素,对农民工留城意愿有显著影响;而农民工工作地、在城市居住时间和就业状况等因素对农民工留城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试析农民工权利问题的成因

农民工的权利保护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所面临的不可回避且亟待解决的问题。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存现状而引发的农民工权利保护问题,从制度层面来看,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是问题产生的首要因素,还有限制性就业政策的阻碍、接受教育和培训制度的不平等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从非制度层面来看,社会对农民工的歧视、农民工自我保护意识的欠缺和组织化程度低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导致了农民工权利问题的不断恶化。     

产业集聚外部性、城市网络外部性与城市生产效率——基于中国285个城市和十大城市群的多地域尺度分析

经济主体和经济活动在不同地理空间的集聚产生众多城市,城市之间的分工和经济联系形成城市网络。产业在城市的集聚可能带来集聚经济或集聚不经济,且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影响城市生产效率的机制不同,因而MAR外部性与Jacobs外部性对城市生产效率可能有不同的影响并表现出区域异质性;城市可以“借用”网络内其他城市经济集聚的外部性,但其生产资源也可能被“集聚”到其他城市,因而城市网络外部性对城市生产效率的影响具有“借用规模效应”和“集聚阴影效应”两种反向机制;城市间交通条件的改善有利于“借用规模效应”和“集聚阴影效应”的发挥,而产业功能互补性的增强会强化“借用规模效应”和弱化“集聚阴影效应”。以2003—2019年中国285个城市为样本的分析发现：在全国层面,MAR外部性与城市生产效率呈现倒U型关系,而Jacobs外部性对城市生产效率具有负向影响;城市网络外部性与城市生产效率显著负相关（“集聚阴影效应”强于“借用规模效应”）,交通条件的改善会强化而城市功能互补性的提高会弱化这种负面效应。在城市群城市与非城市群城市层面,Jacobs外部性对城市群城市生产效率的影响呈现倒U型趋势,但对非城市群城市生产效率具有负向影响;城市网络外部性对城市群城市和非城市群城市生产效率均具有正向影响,且交通条件的改善和功能互补性的提高均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在十大城市群层面,产业集聚外部性和城市网络外部性对城市生产效率的影响表现出多样化的异质性。因此,应进一步强化城市间的产业分工,提高城市功能互补性;城市群发展要注重改善内部交通条件和产业分工,并完善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非城市群城市应找准自身产业发展的优势和定位,与其他城市形成合理分工和功能互补,并改善交通通达条件。     

非认知能力、社会包容度与农民工就业质量——采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5期数据的实证检验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尽快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是促进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产业分工的细化、就业环境的复杂化以及个体发展的多元化使非认知能力已成为影响劳动者就业质量的重要因素,然而现有文献大多基于非认知能力的某些维度或就业质量的某些方面探究两者的关系,对于农民工的非认知能力与就业质量这两个综合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更为不足,且相关经验研究未将就业环境纳入分析框架。本文认为,与其他劳动者一样,农民工非认知能力的提高可以促进其就业质量提升,而城市外来劳动力的特性使社会包容性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城市社会包容度的增加将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并会强化非认知能力提高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促进效应。同时,随着农民工所从事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的增加,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的就业质量效应也会增强。一方面,在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不断增强、农民工非认知能力持续提高、城市社会包容度日益提升的经济社会演变背景下,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对农民工就业质量以及城市社会包容度对非认知能力的就业质量效应的正向影响均具有逐渐增强的时间趋势。另一方面,农民工在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农民工较为集中的3个行业）就业的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总体上依次增加,因而上述影响也依次增强。采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5期数据的经验分析表明：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城市社会包容度对非认知能力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且这3种正向效应均具有逐渐增强的时间趋势,并在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样本中依次增强。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和深化：一是基于劳动者非认知能力的就业质量效应更容易受到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构建“非认知能力”“就业质量”“社会包容度”3个综合变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将三者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从城市社会包容度的角度探讨就业环境的就业质量效应。二是基于农民工所从事工作特性的影响,探讨非认知能力、社会包容度的就业质量效应的时间趋势和行业异质性。本文的研究揭示了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提高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重要作用及其时间趋势和行业异质性,有助于农民工个体、用工企业和地方政府采取更为积极措施提高非认知能力和社会包容度,进而有效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共同富裕。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人——实证分析与城镇化道路选择

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驱动力。本文借鉴西方城市学理论,尤其是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对移民问题的分析框架,从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制度融入和文化心理融入等维度透视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状况,剖析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存在的主要障碍,并对如何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心理调适视角中的人力资源开发

本文通过探索社会经济转型期出现的员工心理失调现象,分析了社会经济转型期影响管理者和员工心理健康的因素,在此基础上,分别从个体和组织层面提出了对管理者和员工进行心理调适的措施,包括管理者的自我心理调适、组织的内部调适,从而对组织变革过程中出现的员工心理失调现象进行调整、矫治,提高人们的心理适应能力和素质,以便充分开发和利用人力资源,最终服务于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自我身份认同影响因素分析

农民的社会融合,特别是进城务工农民的社会融合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前中国农民工这一群体中分化出来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加具备社会融合的客观条件,他们的知识技能和健康状况均优于第一代农民工,但是当前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实际社会融合程度仍不容乐观。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对于"市民"身份的认同。文章对自我角色认同这一表征进行了多分类无序变量的逻辑回归分析和交互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自我身份认同的主要因素在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性别、文化水平、收入、婚姻和行业等因素。在分析结论的基础上,文章提出了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各项基本权利的政策建议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综合素质发展的意见,以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市民"身份的认同程度,早日实现农民的社会融合。     

分类明确户口迁移政策下的农民工培训转型研究

户籍制度是当代中国影响最为深远的社会政策。文章以分类明确户口迁移政策为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分析其给予农民工成为市民以契机和挑战,认为农民工职业教育需从只注重技能培训转向技能培训与市民化教育并行的综合培训,在注重经济层面的市民化基础上,更加关注社会层面、文化层面的市民化教育,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