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创新绩效、市场环境变化与政策冲击——基于创新战略和政治嵌入的调节作用

以中国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量表测量和初级数据收集建立统计计量模型,分析了市场环境变化和政策冲击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并进一步阐述了企业自身的创新战略选择和政治嵌入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国有企业的市场环境变化越显著,企业进行创新的动力就越强,企业的创新绩效就越明显;政府制定的创新激励政策和抑制政策会显著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而税收等行业政策对国有企业的创新绩效没有显著影响;当前中国经济进入"软着陆"时期,自主创新战略比模仿跟随战略更适合于中国企业;良好的政治关系有助于国有企业减少市场竞争带来的压力、获取额外资源,从而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     

政府补贴对中国高技术企业创新的影响——以信息技术产业上市公司为例

以"十二五"期间中国信息技术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究不同所有制和企业规模下政府补贴对高技术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前补贴政策对技术创新的总体促进效率仍待提高:所有制性质显著调节政府补贴的绩效,激励国有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而对民营企业起挤出作用;企业规模对政府补贴与创新投入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所有制性质和企业规模对政府补贴与创新投入的关系起联合调节作用,政府补贴对大规模国企的促进作用最强,而对中小民营企业促进作用最弱。     

战略柔性、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 ——动态环境规制下的交互和调节效应模型

高质量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归根到底是要实现企业绿色转型、提升企业绩效。鉴于企业发展受内外部因素的联动影响,尝试构建动态环境规制嵌入下战略柔性、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理论模型,采集173份有效调查问卷,通过层次回归对影响企业转型和绩效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当前情境下,战略柔性、绿色创新对企业绩效有显著提升效应,但是伴随战略柔性强度增大,其贡献度减小;两者交互效应能显著正向提升企业绩效,且绿色创新在不同水平的战略柔性与企业绩效关系中发挥不同中介作用,说明变革管理理念和强化绿色创新是遏制战略柔性过高导致企业绩效贡献度下降的重要措施,绿色创新对战略柔性的效应发挥起到纽带作用;动态环境规制在战略柔性、绿色创新对企业绩效的显著正向影响中存在负向调节效应,表明动态环境下政府规制政策更多地对企业决策和创新行为带来抑制效果。综合研究结果,提出企业应加强内生路径建设、注重环境规制政策引导、实现政企双赢与协同发展。     

产业政策与民营企业创新——基于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政府是否应该制定产业政策”是目前学者们争论的一个热门话题.本文从民营企业角度出发,根据政府颁布的“五年计划”将产业政策分为一般鼓励政策与重点鼓励政策,采用2007-2015年的企业专利数据,试图检验产业政策如何对民营企业创新行为产生影响.研究表明,产业政策能够显著提高被鼓励行业中民营企业的发明专利数量和研发投入,且在重点鼓励行业中表现显著,这表明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有促进作用.然后对产业政策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发现,产业政策能通过金融机制、税收机制以及市场竞争机制促进企业创新.但在对政府补贴机制的分析中发现,民营企业会因为“寻补贴”进行策略性创新.     

企业产学研主体地位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与双元情境的调节作用

构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速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当前阶段的重要任务。基于陕西省112家企业问卷调查数据,探讨企业产学研主体地位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分析吸收能力在企业产学研主体地位对创新绩效影响的中介作用,以及政策支持、市场竞争在上述影响过程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企业产学研主体地位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吸收能力中介了这一正向关系;政策支持加强了企业产学研主体地位对企业吸收能力的正向作用,而市场竞争强化了企业吸收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作用。研究结论可为企业产学研协同管理实践、国家产学研创新体系完善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总经理继任对创新可持续性的影响

创新活动具有较高调整成本,因而保证创新可持续性对中国企业发展意义重大。以2006-2014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总经理继任对创新可持续性的影响,并考虑了产品市场竞争和期望绩效反馈的情境效应。实证结果显示：总经理继任对创新可持续性具有负向影响;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总经理继任对创新可持续性的负向作用越强;当企业实际绩效低于期望绩效时,产品市场竞争的负向调节作用更为显著;然而,在实际绩效高于期望绩效的情况下,产品市场竞争的负向调节作用被减弱。     

地区市场异质性、研发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基于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利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研发投入、地区市场异质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地区市场异质性在研发投入影响企业创新绩效上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研发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地区市场规模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负向影响,地区市场竞争程度对企业创新绩效也有显著负向影响;地区市场规模在研发投入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关系上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地区市场竞争程度也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     

政府调节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我国2006—2011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了企业内部、行业以及区域三维结构下,政府调节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出资比例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行业异质性与区域异质性对政府出资比例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具有调节作用;国家政策支持力度和行业国有化程度对政府出资比例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企业所在区域市场化程度和政府市场调控能力对政府出资比例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均具有比较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且市场化程度对行业政策支持具有负向再调节作用,对行业国有化程度具有正向再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对于政府根据行业特质以及区域特质,有效整合直接政府调控以及间接政府调控,提高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指导意义。     

政府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

从创新行为和创新绩效两个角度,构建了政府的两类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模型。利用2013年河北省高新企业的数据,通过回归分析研究了财政补贴和税收两类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政府的财政补贴和税收政策均对企业创新绩效起正向促进作用,且企业的创新合作行为在上述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企业创新能力同时调节创新政策对创新绩效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     

政府调节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绩效

利用我国2006—2011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了企业内部、行业以及区域三维结构下,政府调节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出资比例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行业异质性与区域异质性对政府出资比例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具有调节作用;国家政策支持力度和行业国有化程度对政府出资比例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企业所在区域市场化程度和政府市场调控能力对政府出资比例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均具有比较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且市场化程度对行业政策支持具有负向再调节作用,对行业国有化程度具有正向再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对于政府根据行业特质以及区域特质,有效整合直接政府调控以及间接政府调控,提高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指导意义。     

开发区设立提升了企业创新质量吗——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国家级开发区设立的准自然实验，采用2000—2018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建立渐进式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开发区设立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开发区设立可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质量。从异质性特征看，市场竞争越充分，要素扭曲程度越低，就越能强化开发区设立的促进作用。此外，中西部地区、国有企业、技术密集型行业受开发区设立的影响更显著。中介机制分析显示，开发区设立的政策效应、竞争效应和集聚效应是重要的传导路径，分别通过实施财政补贴、促进良性竞争和产生集聚经济促进企业创新质量提升。最后，从政府和企业视角提出推进开发区平台转型升级的政策建议。     

市场需求、创新政策组合与企业创新绩效——企业生命周期视角

以北京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创新驱动理论，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探索市场需求与政府干预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①研发补助和税收优惠政策组合协同互补效应显著，但组合效果会因企业所处生命周期不同而呈现显著差别。具体来说，对成长期企业二者组合竞争效应显著，组合效果为负协同。对成熟期企业，二者组合互补效应显著，组合效果为正协同。对衰退期企业，二者组合效果无显著影响，组合效果为无协同；②总体来说，市场需求显著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但对于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的正向促进效应显著，对于衰退期企业抑制作用显著；③市场需求在创新政策组合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且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结论一致。对成长期企业，政府干预优于市场调节，对成熟期企业，市场调节优于政府干预，对衰退期企业，政策引导效果更优。最终，提出促进创新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地方政府“两手”供地与企业创新*——基于土地市场交易数据和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国土地市场存在明显的低价出让工业用地、高价出让商住用地的“两手”供地倾向，这种供地策略在促进制造业大规模集聚和发展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企业创新行为。本文利用中国土地市场网微观土地交易数据，测算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两手”供地指标，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专利数据库和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匹配数据，分析地方政府“两手”供地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地方政府“两手”供地对企业创新具有先升后降的倒“U”型影响，且多数城市“两手”供地带来过大的商住用地和工业用地价格“剪刀差”，已对企业创新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两手”供地程度的不断加深，在长期内通过降低城市和企业研发投入、弱化集聚效应及抬升房价等机制阻碍了企业创新水平提升，且地方政府的增长竞争和财政最大化使“两手”供地与企业创新之间的“拐点”提前，进一步强化其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此外，地方政府“两手”供地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还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依赖于企业所有制类型、所在城市等级等方面。     

专利战略情境下企业技术知识基础多元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

在当今竞争格局中,专利是技术创新的重要载体,专利战略必然成为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手段。通过建立专利战略情境、技术知识基础多元度及知识整合能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模型,采用负二项回归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企业技术知识基础多元度通过知识整合能力影响创新绩效,而专利申请动机在上述过程中存在显著调节作用。具体为：①国际市场开拓、谈判筹码以及声誉动机均负向调节技术知识基础相关多元度与创新绩效关系;②阻挡动机、国际市场开拓、谈判筹码以及声誉动机对企业技术知识基础非相关多元度与技术创新绩效关系具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③阻挡动机强化了企业技术知识基础相关多元度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     

投资潮涌背景下企业投资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例

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是增强我国创新能力的重要引擎。采用2008—2019年战略性新兴产业综合指数样本股企业数据，实证检验投资潮涌背景下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增投资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将创新绩效分为创新产出与成果转化率，结果发现：第一，2010—2012年第一波投资潮涌与2015—2019年第二波投资潮涌下，企业投资均能有效促进创新产出。在先发优势作用下，第一波效果更为显著。第二，无论在投资潮涌前期还是后期，投资支出均有助于促进创新产出，且前期影响更显著，而在非投资潮涌阶段，投资支出对创新产出的影响不再显著。第三，对于任何类型的战略性新兴企业而言，企业投资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均显著为正；劳动密集型企业、资源密集型企业、国有企业投资与创新成果转化率的关系均为倒U型，而对于技术密集型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两者关系呈正相关关系。     

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绩效——一项基于Meta分析的检验

企业发展与宏观政策环境密不可分,关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仍有诸多未解之惑。根据企业绩效的具体内容将其细分为企业经营绩效、创新绩效以及投资绩效,采用Meta分析方法,揭示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绩效3个方面的不同影响,并分析二者关系的调节因素。结果发现：政策不确定性能够抑制企业经营绩效和投资绩效,但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由于存在企业性质、企业规模、市场化程度和政治关联等调节因素差异,导致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存在分歧。结论能够为政策不确定性环境下企业创新发展战略实施提供借鉴,并为地方政府官员更替、公共政策制定等提供参考。     

中国新能源企业政府环境研发补贴的动态激励效应

选取2011—2017年中国新能源行业122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通过研究政府环境研发补贴、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考察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以及补贴的配置合理性问题。结果表明：一方面，环境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均存在滞后1~4年的影响。政府补贴促进企业研发投入，非国企比国企显著；政府补贴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存在较大差异，补贴显著抑制了国企环境绩效，但有效促进了非国企环境绩效。另一方面，企业研发投入与环境绩效对于后续政府补贴投入分别具有滞后1~4年和1~2年的正向反馈作用。针对国企，政府补贴决策是结果导向的，即更关注其环境绩效；对于非国企，政府补贴决策偏好过程导向，即更多地考察企业对研发活动的投入情况。研究结论可为完善中国新能源企业环境补贴政策，提高新能源企业环境研发水平和环境绩效提供参考。     

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的创新激励效应研究——来自民营科技型企业规模与生命周期的诠释

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时代背景下，激发微观主体创新活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政府补贴是提升企业创新强度的一项重要政策工具，主要形式有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选取2013-2017年在我国中小板上市的民营科技型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创新强度的影响效应，进一步考察企业规模特征对两种政府补贴工具效应的影响，并引入企业生命周期模型，考察政府补贴在民营科技型企业创新活动中的最佳投入阶段。研究结果表明：财政补贴对研发创新强度影响不显著，税收优惠能显著提升创新强度；企业规模在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强度间存在显著调节作用，企业规模越大，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强度的激励效应越弱。通过采用纳入企业生命周期因素的模型进行分析发现：政府补贴对成长期和成熟期民营科技型企业创新强度具有显著激励作用，对初创期和衰退期民营科技型企业创新强度影响不显著。     

营商环境与政府支持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来自上市企业年报文本挖掘的实证研究

选取2013—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文本分析识别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分析营商环境与政府支持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以及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并充分考虑其中存在的异质性问题。结果表明：第一，营商环境方面，政府治理环境和法治建设环境优化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促进作用，外商投资环境优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抑制效应；政府支持方面，财政科技支出作为典型的政策工具，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影响，其强度越大，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上述结论在更换指标计算方法、延长时间窗口等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第二，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经济效益提升。第三，营商环境与政府支持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企业产权性质、企业所处地区，以及企业所处行业差异而有所不同。为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同时，应充分考虑企业产权、地区、行业层面特征，坚持差异化政策供给。     

产业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来自中国光伏产业的经验数据

选取2009—2019年60家沪深上市光伏企业面板数据,以2009—2019年我国部委及以上部门颁布的243条光伏产业政策为研究对象,运用Stata15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和经济绩效的影响及其在不同区域创新环境和企业性质下的差异。结果表明,产业政策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但会抑制企业经济绩效提升;企业经济绩效在光伏产业政策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其中在国有企业中表现为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为促进作用;区域创新环境在产业政策作用于企业创新绩效过程中起抑制作用。进一步区分企业所有制后发现,在光伏产业政策影响下,国有企业创新绩效不受区域创新环境影响,非国有企业创新绩效受到区域创新环境的负面影响;区域创新环境能够促进非国有企业经济绩效提升,但对国有企业经济绩效没有影响。研究结论可为我国政府合理制定光伏产业政策及光伏企业提高创新绩效提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