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式的自主发展:对英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一项观察——思考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方向

英国国际关系理论具有不同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许多特点。国际关系理论的英国特性也许就是开放式的自主发展 ,充当国际关系知识的一间“世界工厂”。所谓开放 ,在其主要意义上是指 ,在与美国一起分享共性的“盎格鲁———美利坚知识传统”的同时 ,英国又把自己定位为欧洲国际关系理论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自主发展 ,是指英国国际关系理论在上百年的发展中并不依附于作为一门“美国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社会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一直是英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两个“名牌” ,在世界上独树一帜。许多英国学者更倾向于国际关系 (国际政治经济学 )批评理论。多元主义与学术民主色彩明显。不要求学者服从于某种整齐划一的占主导地位的“科学”理论 ,比美国同行更有可能、更有资格回应全球化提出的各种挑战与问题     

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一种主体性视角

近年 ,不少中国学者陆续反思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及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本文主要从学科意义上、学科间意义上以及空间政治意义上审视 (中国 )国际关系理论的主体性问题 ,并重点考察了理论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漂移 ,从而试图为我们透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及其发展提供一种新视角。     

冷战国际史与国际关系理论的链接——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体系的路径探索

冷战国际史的研究应该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探索相链接。作者认为,冷战国际关系的“经历”不仅应该成为检测国际关系理论假设的一个时空“实验室”,而且也应该成为当代与未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新议题的设定以及现存国际关系理论假设与模式检验的参照体系。自冷战以来,主要大国不断解密和公布的档案文献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难以替代的“数据库”。如果中国“新生代”的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能够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深刻与精确的诠释并进行延伸研究,同时尝试采用“理论指导”与“历史实证”相结合的方法,这样必将为形成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与理论体系做出贡献。     

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的理论流派与发展趋向

在当代俄罗斯国际关系理论界,传统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基本理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俄罗斯的强势登场。俄罗斯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仍然是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此外还存在众多的非主流的理论流派,如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地缘政治学派等。当前,俄罗斯国际关系理论界出现了新的研究方向,这就是多元化、西方化、孤立化的发展道路。     

从华夏体系历史看美国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西方特色

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三理论大理论范式具有无政府状态假设、科学理性范式、见物不见人等三大明显的缺陷,适合西方但未必适合解释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国际关系问题。从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华夏体系来看,用这三大范式进行理论解释有很大的缺陷。比如,华夏体系也是一个无政府结构,但这是一个有权威的、等级特别明显的结构;与用安全解释大国崛起的西方观点不同,华夏体系中出现的霸权国家似乎并没有明显的安全问题存在;西方的均势理论似乎特别不适合华夏体系中秦国战胜六国联盟的历史。华夏体系各国的人员、商品、思想的流动和开放程度都很高,也通过频繁的盟会产生了一些共有的国际规范和规则,但这种一定程度的相互依赖与合作又是十分有限的、不可靠的,齐国霸权、晋国霸权、魏国霸权之后,这种合作都没能持续下去。华夏体系中的那些华夏国家也的确有一个身份问题。但身份的认同不如建构主义所说的有那样大的作用。所以,应把这三大范式从普遍性的理论研究范式还原成西方特色的理论研究范式。     

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梦北大核心CSSCISSCI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式微折射了后西方时代的来临,也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问题推上了历史的前台。然而,直至今日尚不存在系统、完善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这一问题本质上涉及中国的理论自信与理论自觉大背景,因此不仅要从学科建设等硬环境中探寻对策,更要从中式文化传统中追溯求解。一方面,中华文化是一种世俗文化、学习型文化、多样性文化,加之中国现代化的路径依赖特征,阻碍了中国产生西式的国际关系理论;另一方面,中华文化的天下主义、道德理想主义以及和谐理念等均超越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思想内核。随着中国崛起从器物、制度层面向精神层面推进,中国有望通过塑造"全球中国"身份,以中国梦实现世界梦,构建起超越西方自身的理论体系。在西方世界危机重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面临深刻自我反思的今日,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梦正在开启。其内涵是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其路径是复兴中华原生文明,包容西方文明,引领人类文明创新。     

反思国际关系史的书写——近代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基准时间北大核心CSSCISSCI

基于对国际关系基准时间的"再问题化",作者旨在分析目前西方正统的基准时间是如何被中国学者所接受以及在接受这套话语之前中国学者对国际关系史的理解是否还曾存在或使用其他基准时间。通过对近代中国国际关系史与国际关系理论著作中关于近代国际关系史的开端和转折点的叙述进行分析,作者发现:首先,在民国学人的观念中很少以欧洲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作为近代国际关系的开端,这表明"威斯特伐利亚情结"在中国的国际关系叙述中并非一直存在,而是一个历史建构的过程。其次,近代欧洲出现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构成了近代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多元的国际关系基准时间,反映出近代中国学者所形成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不同的国际政治史观。最后,作者所运用的基准时间视角和史学史方法有助于反思欧洲中心主义的国际关系史书写在近代中国是如何逐渐形成的,并为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建立以中国或非西方为本位的国际关系史叙述带来的有益启发。     

我们的世界何以生成:国际关系理论与“9·11”

本文集中讨论了国际关系理论与道德规范之间的关系 ,提出了在“9·11”事件中国际关系理论所起的“同谋性”作用。从探讨韦伯的“以科学为业”和“价值无涉”的观点为开始 ,考察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 10个核心假设在构建这门学科中的作用 ,认为建立在特定暴力概念基础上的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国际关系这门学科以看似中立和普遍的理论反映了最有权势者的利益 ,从而“促成了”“9·11”事件的发生     

从“国际政治”到“国际关系”——审视世界强联结时代的国际关系本体论北大核心

以新现实主义为代表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建立在单一本体论基础上,在单元层次上趋于把构成国际体系基本单位的国家视为权力单位,在关系层次上把国际关系简化为一种权力关系,在体系层次上把国际体系视为一种更接近物理系统的简单系统。而在批评新现实主义基础上形成的各种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也未能很好地解决国际关系本体论的单一性问题。作者在梳理学术界对国际关系本体论思考的基础上,探索性地提出一个逻辑上自洽的国际关系本体论基础,从而使国际关系研究跳出“政治学囚笼”,置于一个新的本体论基础之上。新本体论三个层次的特点是:在单元层次,构成国际关系的单元是考虑了文明体与组织体两个侧面的多元国家;在关系层次,国际关系是一种由人类多维活动构成的复杂网络;在体系层次,国际关系是人类在国际场域中多元社会共现的演化系统。世界强联结时代出现的一些新特点支持新的本体论思考:人类多维活动被深度卷入国际场域的现实支持从多元、多样的视角看待国际行为体;国家行为体强联结的现实支持把国际关系模式视为一种多维复杂的关系网络;国家间因深度互动而出现“共同体化”的趋势支持把国际体系视为“多元社会共现”的文明演化过程。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具有四个要素:冲突的和动态的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社会分析;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作者通过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一些作品和世界体系论、依附论以及考克斯、海默等人的理论分析,指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应该是以这四个要素为共性的。据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建设应在坚持国际关系矛盾性与冲突性的同时,避免教条地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简单的激进主义;强调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具体的国际生产活动对国际政治与社会关系的影响,而不是简单地强调经济主义;从理论上深入地探讨国际伦理与世界正义问题,而不是简单地批判现有的世界秩序。     

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现状与前景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际关系学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道路。知识的多元化极大地拓宽了研究视野并使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界各种流派异彩纷呈。但在纷繁复杂的理论流派背后,缺乏稳定的主流趋势,西化、孤立主义和多元化成为当代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的主要特征。俄罗斯国际关系学必须在以开放的态度与东西方同行扩大交流的同时,保持自己的特色与文化价值,传承和发扬“白银时代”发展起来的古典政治经济分析传统、俄罗斯地缘政治思想、文化历史类型理论以及宗教哲学思想,同时克服经验主义研究不足、缺乏中层理论、缺乏宏理论的高度抽象等问题。     

对国际理论的民族化——英国学派与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浮现

对作为“一门美国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知识”与“权力”二者的联系进行解构的工作已经做了很多。英国学派和“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也参与到了“民族化”国际理论的行列之中。本文采用一种谱系学的方法来描述在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背景下 ,2 0世纪 90年代中国学派的浮现及其逻辑 ,并且分析该理论对古代“大同”伦理观念的诉求。这种理论建构将与英国学派有关“国际社会”讨论的浮现及其逻辑联系起来。“国际社会”和“大同”都使用“文明标准”作为区分国际关系主体与客体的界限。文章结论认为 ,这两种国际关系理论取得一致的诸多方法之一 ,即是用文明和帝国的相同逻辑来排斥美国国际关系理论 :为了重申中国和英国理论上的“我族 (self)”而建构一个美国理论上的“他族 (other)”。因此这些理论并非其倡导者所认为的那么彻底 ,它们将理论探讨局限于三个民族国家而成为世界政治中其他“国家中心主义”方法的保守联盟者。     

欧洲大陆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

由于学科特点使然 ,国际关系理论长期以来有意无意地被视为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 ,而作为近代国际关系理论发源地的欧洲则往往成了“被遗忘的角落”。然而事实上 ,欧洲大陆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有自己的理论传统和发展轨迹 ,其文化背景、主流理论、研究方法以及学科的成长都与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不尽相同 ,尤其是它从社会学角度对国际关系的研究 ,为“9·11”事件后的国际关系理论带来了新的研究方向和范式。而欧洲大陆国际关系理论教学与研究的缺陷以及语言方面的障碍 ,则要求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和耐心去关注这一学派的发展     

论西方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理论路径的趋近

西方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在理论路径上出现了明显接近的趋势。比较政治学形成了结构主义、理性主义和文化主义三大理论路径,国际关系学则发展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支理论流派。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特征来看,结构主义与现实主义、理性主义与自由主义、文化主义与建构主义之间均表现出较为鲜明的一致性。理论合流趋势给中国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学科建设带来新的机会。中国的和平发展是两学科合流研究的现实问题情境。在中国的和平发展研究中,有两个重要问题亟须两学科的合流研究:一是中国的政治制度与和平崛起之间的相容性,二是中国的政治学习与国际权力增长的相关性。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两大学科之间理论趋近的内在动力是人类对社会世界认识本身的无边界性以及这种认识逐渐深入后产生的同一性。社会科学的研究需要在分立的学科之间实现一种视阈融合。视阈融合的过程就是不同学科间开放对话的过程。     

人权、进步与国际关系理论

联合国的努力使得“人权”这一传统意义上被认为是国内事务的概念已经和国际关系有了非常广泛而又紧密的结合。然而,国际人权的壮大和发展就国际关系而言究竟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变化”?联合国的人权努力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国际关系的“进步”?显然,单纯从政治语言上来解释并不能给我们一个准确的答案。作者认为,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来分析,国际人权事业确实带来了二战后国际关系的进步,但只是一种“进步性的变化”。世界政治并没有因为国际人权的兴起而出现根本变化。     

中国走向全球大国和强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准备

1987年第一次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是在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和与国际接轨的内外背景下召开的。当时的重点是以引进为主。本次研讨会是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与国际社会互动的背景下召开的,我们理论建构的重点是国际关系理论内生和共生建设,旨在分析指导中国和国际社会的互动规律和趋势。一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建设(一)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在理论方面的工作重点是引进和消化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今天,我们的主要任务已经转入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建设阶段,     

国际制度与国际经济政策协调

<正> 一、国际制度概念的分析西方有关国际制度(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的理论,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该理论最早在70年代由哈斯(Ernst B.Haas)和鲁杰(John G.Ruggie)提出来的。从那时起,国际制度理论就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中最引人注目的分支,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都对国际关系理论     

国际关系学、区域研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使用IPE批评理论研究中国的问题

本文试图提供理解中国国际关系的一种新架构 ,认为基于“国家主义”与“现实主义”方法论上的“传统”国际关系观念 ,没有抓住中国国际关系变化的性质。人们需要考虑使用国际政治经济学批评理论的分析工具来突破国内与国际、政治学与经济学之间的藩篱。这样的方法不仅可以丰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 ,而且可以脱离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特性。     

人民、国家与恐惧:布赞及其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

作者集中探讨了巴瑞·布赞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一部重要著作———《人民、国家与恐惧》,这是布赞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核心著作。布赞运用层次分析和领域分析的方法,提出了“地区复合安全”的概念。除了安全研究外,该书还勾勒出了布赞的整体研究的框架———地区复合安全理论、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理论以及对英国学派的研究。作者认为,布赞在概念和方法论上采取的多元主义指明了国际关系领域发展的方向,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国际关系中的音乐与权力

音乐是一种流动性较强的社会文化产品,与国际政治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国际社会中,权力对音乐存在着两种形式的影响:首先,以国家和民族为代表的政治主体与音乐之间存在因果性的权力关系,这表现在音乐正统的确立、本国音乐的对外传播和对敌对音乐的禁止等诸方面,在这种权力关系中,既有强制性的"刚"的一面,又有选择性、诱导性的"柔"的一面。其次,社会权力又对音乐存在着建构性作用:音乐在跨国传播中表达和反映着社会权力结构、音乐塑造着跨国社会群体的认知及其间的权力关系、音乐体现了全球性资本的力量,也就是说,社会权力蕴涵于音乐之中,通过音乐的跨国流动而对全球社会产生影响。而音乐作为能动的主体,又可以在一定的限度之中疏远、偏离和反思权力,但这种主体性更多地体现在对因果性权力关系的反抗中,对于内蕴在自身之中的建构性权力,音乐本身是难以回避的。国际关系中的音乐与权力有着复杂的相遇模式,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增进我们更多元地理解国际关系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