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的合流及其发展路向北大核心CSSCISSCI

近年来,在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之间出现了合流的趋势。作者认为,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是"物质主义+结构取向",而建构主义的基本特征是"观念主义+过程取向"。通过对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经典文本进行梳理,作者发现这些文本中包含大量的相互融通和交叉的内涵,而两大学派相互融合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从政治哲学中汲取灵感。现实主义的哲学思维来源是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而建构主义的哲学思维来源是康德,对康德思想进行了批判性发展的黑格尔处在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对黑格尔思想进行继承的两条路径对两大学派合流后的发展有重要启示。"黑格尔-马克思-哈贝马斯路径"可以对现实建构主义的发展有所启发,而"黑格尔-尼采-福柯路径"则可对建构现实主义的发展有所启发。现实建构主义的核心概念是规则性文化、社会化和认同,而建构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是关系性权力、规训和他者。尽管这两个新发展的理论都基于西方的哲学传统,但是它们与中国外交的一些传统和特征有相似之处,并可能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哲学思想的发展提供某种支撑。     

英国学派的发展、贡献和启示

英国学派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既具包容性又具独特视角的一个学派。它以反思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和革命主义3个传统为研究基点,取格劳秀斯的理性主义为思想本源,确立了以“国际社会”为中心概念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把阐述国际体系的霍布斯现实主义与强调国际秩序的格劳秀斯主义结合了起来,为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对话提供了可能性。它所阐述的国际社会的构成特征,事实上与建构主义也有共鸣。英国学派的多元化思想、传统主义研究方法以及注重民族话语的研究思路,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建具有启发意义。     

国际关系理论高级研讨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与国际政治研究室计划 2 0 0 4年 4月上旬召开国际关系理论高级研讨会 ,深入讨论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三大学派的发展 ,进行学术批评 ,并联系实际探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国际关系理论高级研讨会     

层次回落与比较政治学的回归

国际关系体系层次的结构理论在解释冷战后的国际现实时遭遇了一系列的困境,因此,从体系层次回落到单元层次,成为近年来国际关系理论建构的一个新趋势。层次回落要求在国际关系学中导入比较政治学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比较政治学的回归对于国际关系学寻求进一步的理论突破有着重要而关键的意义。     

从功能主义到建构主义——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研究的三种范式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区域经济合作的研究范式传统上有两种,即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20世纪90年代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崛起,为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开辟了区域经济合作研究的新视角。本文通过对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三种理论范式及其比较分析,指出不存在一种区域经济合作研究的宏大理论,每一种范式都各有其长处与不足,它们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对建构主义的解析

2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后 ,国际关系理论中以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学派的主导地位受到了以批判理论和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反思主义学派的猛烈批评。但这些批评大多显得有些矫枉过正。而 80年代晚期兴起的建构主义则力图取两派之长 ,补双方之短。建构主义相信社会现实是被社会性地建构出来的 ,注重人的理念对社会现实的影响或建构 ,但同时强调理念是在人的主体间性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 ,接受社会现实的客观性。本文对建构主义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解析 ,认为建构主义对世界政治中的社会文化结构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理性主义的不足。     

国际关系理论的行动者-结构之争

在 2 0世纪 80年代后期 ,一批新锐的国际关系学者开始借鉴哲学和社会学的理论之光 ,把行动者与结构的关系纳入到国际关系理论中来 ,一方面把矛头对准主流理论对行动者 -结构关系的功能主义理解 ;另一方面 ,在非主流理论之间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形成了建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新葛兰西主义等理论视角。虽然这种争论还没有也很难有一个最后的结论 ,但这种争论有助于国际关系理论的进一步深化。本文利用现有的理论文献对这种争论进行比较全面的梳理 ,并对我们理解世纪之交的国际政治理论新变化提出了初步看法。     

冲突、张力与有关合作的期待——女性主义与国际关系学三大主流学说

女性主义作为新近产生的边缘学派,在其近20年的发展中,不断与处于国际关系学主流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发生碰撞。尖锐的冲突、合作与分歧并存的张力及对合作的期待成为它与上述三者之间关系的真实写照。尽管女性主义与主流学派之间存在着种种矛盾甚至冲突,但它并没有将自己奉为绝对真理,意欲取而代之,而是希望通过引进社会性别视角,使国际关系学科更真实地反映国际社会纷繁复杂的本来面貌。     

架起主流理论与批判理论的桥梁——试析温特建构主义理论的合成性

主流理论与批判理论分别以理性主义和反思主义为基础 ,各执一端 ,缺乏对话与交流的平台。而温特建构主义则试图在二者之间建构一条中间道路 ,在国际关系领域最集中地体现了社会科学理论所最需要的合成特性。本文集中于国际关系的元理论层次 ,从本体论的合成、认识论的合成、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合成、理论观的合成及其意义四个方面分别展开论述 ,以全面彰显温特理论的合成特征及其对国际关系研究的重大意义。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注入学理性的灵魂

常常听到一些非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对国际关系研究现状的批评:过多的对国际事件的议论;太多的对国家、政府政策的诠释;缺乏学理性,难以从中得到思想、理念、价值的升华与启迪等。这些批评虽然尖锐,却非常深刻,笔者也有同感。因此,当务之急是提高学理性研究的自觉性,加强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理性。研究的学理性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用国际关系学中已有的理论解读某一具体问题,比如把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作为理论工具解释一切;研究的学理性也不意味着拒斥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分析和对国际事件的评论,而是要在这种分析与评论中注…     

欧洲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中欧对话

欧洲的国际关系理论传统既包括现实主义范式,也包括基督教思想、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发展,现实主义原则在西欧大陆已经遭到直接、深入和根本性的质疑,这有利于多元主义、欧洲新制度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的融合。而现在的美国政府更青睐单边主义、反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欧洲的思想文化潮流不仅对美国的新现实主义理论提出了批判,而且有利于推进全球治理体制的建立。全球和地区治理中的多边主义有两种:威斯特伐利亚范式内的国际多边合作和正式与非正式的社会行为体参与的“超越国家的治理”,后者对权力与主权概念提出了质疑。中国的快速发展和欧洲的和平统一是具有历史和哲学意义的事件,二者越来越多地承担着作为全球治理主要行为体的政治和经济责任。在这一背景之下,中欧国际关系学者的互动变得越来越密切和深入,这有助于促进双方新多边主义的研究议程,构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共同知识和理论创新。     

理性选择、比较方法与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际政治经济学从国际关系中分离之后,汲取了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区别于国际关系其他领域的重要特征,也是区分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组织学派和英国学派的重要标准。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常用的两种研究方法是理性选择和比较方法,后者通常可以划分为大样本统计和小样本案例分析。是否采用源自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和使用大样本统计还是小样本案例分析成为目前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争议的核心问题。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应当充分重视研究方法的掌握,作为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消费者,要实现同西方学者的对话,我们必须掌握相应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服务于议题设定,任何方法都有其优势和局限性,应当根据自己议题需要谨慎地使用某种或者多种研究方法;应当关注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发展的新动向和新发展,这两个学科对国际政治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影响还将继续。     

“中国例外论”刍议

中国国际关系的话语体系中有一例外论的存在,不过迄今尚未有专著论述。作者尝试对中国例外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内涵与缘起做了粗浅论述,并通过将中国例外论与美国例外论的对比来解释其政策意义。中国例外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中华帝国具有一种以华夏中心论、仁厚和平论及等级包容论为特征的对外关系普世论。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具有以革命中心论、大国使命论及中国道德论为特征的国际关系例外论,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则具有以新型大国论、仁厚和平论及和谐包容论为特征的新的国际关系例外论。与美国例外论相比,中国例外论的明显特色是对干涉主义的拒绝,对仁厚包容的中和主义的追求。同时,作者尝试勾勒出当代中国外交的思想光谱,并将中国例外论置于其中考察其意义。这一思想光谱主要由旧现实主义、冲击型民族主义、新现实主义、传统主义、例外论及制度主义六大思潮构成。中国例外论可被视为关于中国外交的一种规范性理论,一种需要与当代中国外交其他五大思潮相竞争的理论与政策思想。     

论新时期中国的准联盟外交

近代以来,西方大国的崛起在对外关系上主要依靠联盟外交,如英、法、德等国家在欧洲的"合纵连横",日本的"与强者为伍"战略,二战后美国对北约和亚太联盟体系的经营,冷战后俄罗斯对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依赖等。受制于自身独特的发展阶段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和地缘环境,中国缺乏历史上大国崛起所拥有的"后院",中国的战略文化也排斥"势力范围"和"联盟政治"思想。作者从中国的时代需要出发,认为现阶段中国的四大外交战略——大国协调战略、区域整合战略、政治联合战略和国际危机管理战略均难以满足中国的安全需要,中国应在联盟外交与伙伴外交之外探索"第三条道路"——准联盟外交。实施这种"联而不盟"的特殊外交类型需具备四个条件:竞争性政治集团、动态性权力关系、严重性安全威胁和"统合性"战略文化。在新时期国际"多元格局"下,中国应尝试开展灵活务实、相互联动的"三环准联盟外交"——多边组织型、新兴合作型与传统友好型,它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运筹与美国、欧洲大国、日本、印度等大国关系的战略支点。     

权力、道德与永久和平——汉斯·摩根索国际政治思想再阐释

汉斯·摩根索的国际政治思想需要重新解读。作者重新阐释了其"现实主义六原则",认为实际上在没有这六原则的《国家间政治》第一版中,摩根索的理论思想已然完整清晰,并持续至第七版。同时还原了其"理论理解"和政治行动的两分:即"争强权"和"求和平"。摩根索对国际政治的"理论理解"为:国际政治,像所有政治那样,是争取权力的斗争。在理论理解基础上的求和平过程中,摩根索首先将从国际政治理论推演上均势的不可能同实际历史中经典时代的均势全盛之实际生成相对照,引入道德共识这一因素作为均势成功的补充,并得出结论:均势得以存在和维系数百年,最根本在于依赖道德共识。而摩根索认为解决他那个时代的唯一可行及牢靠的方式是"永久和平",即,只有当所有国家放弃主权,全球变为一个国家时,国际间牢靠的永久和平才能实现,第一步能做的是复兴外交。而这种外交中,多有之前所谓道德共识因素的影子,区别在于外交复兴的目的不是均势而是永久和平。在摩根索那里,国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思想的最终目的地是"永久和平"。     

康德国际政治观的精神解读——乐观主义、渐进变革和终极关怀

康德是启蒙时代伟大的思想家。除了哲学之外,他的研究也涉及国际政治领域。康德的国际政治观在国际关系思想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被看做是自由主义的源泉之一。作者旨在通过揭示康德国际政治观所蕴涵的三个特征——乐观主义、渐进变革和终极关怀,梳理其内在逻辑联系,从新的角度来分析康德国际政治思想蕴涵的精神价值及其实践意义。作者认为,康德用乐观主义来认识和改造世界,并为永久和平设计了一条渐进变革的道路,以求最终实现最高价值——对人的终极关怀。这也是康德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试析国际间进行移民的经济和政治原因

本文尝试以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界具有世界影响的理论流派——英国学派的理论框架为观察和分析工具,对国际移民的经济和政治原因进行一番多角度的透视和探究。文章从英国学派理论框架中包含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个人这三方面要素出发,归纳出国际移民现象的种种经济和政治动因。本文还指出,国际移民活动往往不是单一动力驱使,而是由多个动因共同塑造所致。     

和平崛起阶段的中国国家安全:目标序列与主要特点

在中国和平崛起的今天和未来一段时期,应对主要大国之间的战略摩擦,处理台湾问题及各种国内分离主义,妥善处置涉及中国的多种主权纠纷,保护日益扩大的中国海外利益,承担合适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义务,既是新时期中国国防与军队建设面临的五大任务,也是外交工作和整个中国对外关系领域的重大使命。解决这些挑战及麻烦,不光需要军事投入,也要求有新的观念和制度安排,有广泛的社会参与和不同行为体之间更好的配合。要使和平崛起阶段的中国国家安全获得更好的保证,必须统筹各个部门之间的功能,协调国际国内两个大局,获得社会公众的更多理解。超越狭隘的军事斗争思维和框架,从广义上理解中国作为世界新兴大国的国家安全,是实现上述目标的关键所在。     

中国国际金融战略研究需要处理好四个关系

在研究中国国际金融战略时,应更多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充分考虑政治、外交等因素,而不仅从经济学的角度。应处理好经济与政治、中国与外部世界、国家与市场,以及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关键问题是政府职能界定和中国在世界的定位。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入到历史性变化的新阶段,处理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对国家发展的全局性意义变得更为重要。当今世界发生了一些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影响的事件,世界处于一个历史转折的关口。新型全球化模式的探索、国际体系转型的方向和方式、国际政治权力的位移和下沉、信息和交通技术变革带来人们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与新历史观塑造有关的国际关系教育等问题,都是当代世界面临的迫切问题。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中把握新机遇,确立中国与世界互进的共同价值体系,完善和平发展道路的制度、经济和社会基础,提高在国际体系中的协调和协同能力,加强中国的全球行政能力建设,探索多极化的新管理模式,增进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互识等,都将是未来中国内政外交进步需要面对的重要议题。中国在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向来重视国际关系道德教育,以怀仁重义著称于世。中国会作为一个强大而又使人可亲的国家,推动世界向更为和谐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