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部均衡条件下我国外包企业技术优势及溢出效应研究——基于技术复杂度视角

文章构建了局部均衡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外包企业生产率效应的理论框架,并根据技术复杂度指数对我国制造行业进行划分。在此基础上,采用1993~2011年行业面板数据,对不同技术复杂度行业的外包企业技术优势及溢出效应进行检验,重点考察美国和日本两国外包企业生产率效应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1)外包企业拥有技术优势,美国及日本外包企业的优势大于平均水平,其中美国外包企业的技术优势最为明显。此外,美、日外包企业低技术复杂度行业的技术优势大于高技术复杂度行业。(2)外包企业对非外包企业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日本外包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大于美国外包企业。在高技术复杂度行业,外包企业溢出效应为正,促进了非外包企业产出增长。在低技术复杂度行业,日本外包企业呈现出正效应;美国外包企业溢出效应则为负,对非外包企业的生产起到挤出作用。(3)外包企业的技术优势与其溢出效应显示出一定程度的负相关,并且在高技术复杂度行业表现得尤为明显。     

全球生产网络条件下FDI的技术溢出渠道研究——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基于全球生产网络的逐步形成这一独特背景,运用中国制造业2001-2007年的行业面板数据,研究了FDI通过前、后向联系和水平联系等渠道对中国制造业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得出了以下重要结论:(1)只有高强度的国内R&D投入才能促进制造业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提升;(2)在全球生产网络条件下,FDI通过前、后向和水平联系三个渠道对中国整体制造业内资企业产生了技术溢出,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水平;(3)全球生产网络条件下的FDI通过前向溢出渠道提高了高技术行业和低资本劳动比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通过后向溢出渠道提高了低出口外向度行业和高资本劳动比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而通过水平溢出渠道提高了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日韩对华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对比分析——基于DEA和中国各省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外商直接投资（FDI）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是推动东道国技术进步的一种重要方式.本文首先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EA）得出内资企业的生产率指数,然后根据日韩对华投资特点运用投入产出法建立回归方程测算了日韩对华投资与中国技术进步的相关关系,实证结果显示日韩对华直接投资促进了当地企业的技术进步,产生了技术溢出,且日本在华企业的技术溢出程度大于韩国在华企业的技术溢出程度,在此基础上根据日韩对中国各省区的投资特点分析了产生技术溢出的可能原因.     

行业R&D强度视角下中国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

本文利用1995~2010年间占中国进口贸易份额较大的13个发达国家和13个发展中国家的R&D数据和行业贸易数据,并用DEA法分析了中国进口贸易带来的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文章在得到发达国家R&D资本通过进口贸易促进了我国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这一基本结论的基础上发现,发展中国家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有正向技术溢出效应,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我国行业技术效率都有负向溢出效应,且中国在与发展中国家贸易时,高R&D强度行业的溢出效应明显高于低R&D强度行业。这说明,我国应该在继续扩大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贸易的同时,更要重视自己国家内部对进口产品所附带高新技术的消化吸收及二次创新,重视自身R&D投入水平的提高,优化资金投入结构和使用效率,促使技术效率提高。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技术进步效应的结构分析

以行业数据为基础的分析结果表明,外资对上海的直接技术进步效应大于外资对上海本地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而外资对上海本地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大小又与外资进入的行业有关。分不同外资来源的分析结果表明,港澳台投资对上海的直接技术进步效应小于对上海本地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OECD投资对上海的直接技术进步效应大于对上海本地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从上海经验出发,我们认为,我国必须根据外资对我国本地企业的正向技术溢出效应大小,甄别和遴选外资来源、流入形式和进入行业,在若干难以明显获得外资正向技术溢出效应的领域,采用内资替代外资的投资政策,以增加我国资本要素的投资收益,减少GDP与GNP之间的差距,降低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福利漏出。     

FDI技术溢出渠道与中国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使用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分析了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及其分解变量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变化规律;利用制造业内资部门2000~2005年的行业层面板数据,在控制了研发和出口交货值两个变量的基础上,考察了FDI水平关联和前、后关联对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变量的影响。我们发现研发与出口交货值对生产率存在正的影响,FDI总体上对内资企业产生了正向技术溢出效应,而且更多地是由后向关联促进技术进步带来的;前向关联没有产生技术溢出效应;水平关联与前、后向关联技术溢出的实现方式不同,主要通过技术效率渠道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分组回归结果表明,FDI技术溢出渠道在技术水平、行业集中度与出口依存度等行业分组指标下存在明显不同的传导机制。     

FDI、进口与中国经济增长：两种技术溢出渠道的实证比较

本文在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进行估算的基础上,分析了国内R＆D资本存量、基于FDI、进口的技术溢出效应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使之更好地说明FDI、进口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国内R＆D资本存量与我国TFP有长期均衡关系,基于FDI和进口的技术溢出效应对我国TFP都产生了正的影响,而基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对我国TFP的影响要大于基于进口的技术溢出效应对我国TFP的影响。     

FDI行业间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

国内现有研究FDI行业间技术溢出的文献相对较少,特别是没有结合跨国公司FDI按照全球价值链进行布局的背景进行分析。本文选取2001～2006年两位码国民经济行业中8个行业的面板数据,考察了购买者驱动类型和生产者驱动类型的全球价值链下跨国公司在华FDI行业间技术溢出的效应和途径。结果发现,我国纺织、服装、家具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前向溢出和后向溢出的效应都比较明显,后向溢出的效应大于前向溢出的效应;我国电子通讯、计算机等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并没有从外资企业获得明显的行业间溢出,上游的FDI反而对内资企业的生产率带来负面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内与行业间技术溢出——基于中国制造业数据的检验

本文主要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同时考虑了其在行业内和行业间存在的情况。本文选取1999—2005年的行业层面面板数据,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技术溢出的效果。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水平溢出效应、后向溢出效应显著为正,而前向溢出效果并不明显;行业间的溢出要明显大于行业内的溢出。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溢出效应可能具有非线性,且呈倒U型。即在到达临界点之前,外资进入会带来更多技术溢出;但如果超越这一临界点,更多的FDI流入反而会损害溢出的效果。     

服务业FDI技术溢出与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理论分析和基于中国的实证检验

文章首先分析服务业FDI技术溢出的机制,接着利用非参数的DEA-Malmquist指数对我国2003-2011年14个服务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进行了测算,最后设定面板回归模型就服务业FDI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服务业技术进步在推动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各行业的异质性决定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有所不同;除房地产业外,服务业FDI确实存在着技术溢出效应,其显著地促进了服务业的技术进步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是非线性特征不明显;服务行业内部一些因素也会影响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     

FDI技术溢出效应对我国制造业碳排放异质性影响研究

本文将我国制造业内外资企业在全要素生产率分解项下的差距,作为衡量FDI 技术溢出 效应影响内资企业技术进步水平的代理变量,使用GMM 方法分析了FDI 技术溢出效应对于我国 制造业CO2 增速的影响。结果表明受我国制造业异质性的影响,在不同行业分类中FDI 技术溢出 效应对于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分解项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相应的对于我国制造业CO2 增速的 影响也存在差异,为此本文针对我国异质性制造业特征,提出了如何吸收FDI 技术溢出效应以提 升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进而降低CO2 增速的政策建议。     

技术差距会影响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吗？

本文基于中国制造业2000-2008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FDI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结果在总体层面上支撑了FDI的正向技术溢出效应。但是,当通过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大小对该面板数据进行筛选分组后,相应的实证研究发现:当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较小时,技术溢出效应为正且大于整体层面时的技术溢出效应;当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较大时,不存在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因此,把生产技术提高到一定层次是我国企业获得理想的技术溢出的先决条件。     

我国区域间工业产业内技术差异的分析——基于DEA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分析了我国区域间工业产业内技术水平及发展趋势。结果表明,绝大多数产业都不同程度存在技术二元结构。东部地区具有全面的技术优势并且一直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中部地区技术赶超效应比较明显,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较快,除个别行业外,中东部技术差异呈现出缩小趋势,在高技术行业中部地区与东部差距仍然较大。西部地区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所增长,但是增长速度明显慢于东部和中部地区,技术追赶效应较弱,有将近一半的行业技术与东部地区拉大,二元结构特征进一步强化。     

外资控制权、企业异质性与FDI的技术外溢——基于Olley-Pakes半参法的实证研究

前期有关FDI技术外溢的研究多以宏观数据为基础,无法考察外资控制权和企业异质性等微观特征的影响。本文采用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深入分析了FDI在企业内、行业内以及行业间的溢出效应。为了规避微观企业中的同时选择和进入退出等问题,实证分析过程中使用了半参数估计中的Olley—Pakes三步法。结果发现：FDI显著提高了本土企业的生产率,但在行业内的水平溢出效应却不明显;FDI在行业间存在着显著的后向溢出效应,而前向溢出效应并不明显;外资的进入确实降低了企业的退出概率。外商独资企业对于行业内其他企业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而企业的国有产权和省级以上隶属关系则抑制了企业对FDI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     

技术差距如何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基于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FDI)技术溢出效应已是研究的热点,目前对溢出效应影响因素的研究正逐步深入,其中内外资企业间的技术差距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测算了中国制造业行业层面FDI与本土企业的技术差距,进而采用面板数据以及交互项检验的方法,针对技术差距对FDI水平和垂直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外资相对国内企业越先进,行业内的国内企业获得水平的技术溢出效应越大,但该获得的后向技术溢出效应则越低。本文的政策启示是,最优的引进外资企业的数量和技术水平取决于行业特征和发展取向。     

生产性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与企业生产率: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北大核心

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协同发展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如何发展高质量生产性服务业以促进制造业生产率提升成为关键问题。鉴于国外成熟的生产性服务业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有溢出效应,文章借助2009~2019年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生产性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显著促进了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在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并且生产成本降低、人力资本积累以及促进国内生产性服务业正向发展是生产性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影响企业生产率的中间渠道。生产性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对企业生产率提升的影响效果因生产性服务进口类型、企业类型、制度环境的不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进一步的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对生产率水平居中的企业影响程度最大。文章研究结论对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及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进口溢出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基于技术差距的视角

文章使用我国1998~2007年制造业企业微观面板数据,检验了存在技术差距时进口溢出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计量结果发现,尽管进口溢出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正,但是当技术差距较大时进口溢出抑制了企业生产率。在控制了企业的年龄、规模、资本强度、工资和所有制等影响因素后,分析结果表现稳健。为此,针对不同技术水平的行业要实施差异化的进口政策,鼓励进口技术适宜的技术和资本品,从而更充分地利用进口溢出收益。     

地域因素、行业特征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基于珠三角地区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分析珠三角地区1996～2007年28个内资制造行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及其分解变量的变化规律,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经研究发现FDI从整体上对内资制造行业产生了正溢出效应,且这种溢出效应主要通过后向关联效应在技术进步方面得以实现。     

对外直接投资提升了日本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吗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在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日本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内在机制的基础上,利用日本制造业细分行业面板数据,得到反映日本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对日本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进行了研判。同时,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是否提升了日本制造业细分行业国际分工地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日本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相对稳定,处于优势;第二,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以出口复杂度度量的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呈现互补的关系。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研发投入、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升了日本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特别是对外直接投资对提升日本中高技术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的作用更强,而对低技术产业没有显著影响。可以预见,为了进一步巩固日本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日本将加大对高技术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创新力度和能力。     

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与制造业技术进步

文章基于最新全球投入产出表构建更加细化的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位置指数,分别利用OP和LP方法测算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对二者进行匹配,实证分析了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提升所带来的自身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对制造业生产分割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潜在效益。结果显示: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提升对于制造业企业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国内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对制造业生产率的创新效应大于国外服务要素投入带来的溢出效应;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对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其中东部地区、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创新效率提高更明显;降低制造业投入成本、技术创新和溢出是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对制造业技术进步的主要影响机制,基于中国制造业服务投入结构现状,信息技术服务、研发与商业服务、金融服务业等高技术服务对中国制造业的技术溢出和创新效应需要得到进一步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