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健康公平——对中国城市人口群体的考察

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在健康的社会分层模式下探讨城市人口健康的性别公平问题。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健康的总体性别差异、不同社会阶层的健康性别差异和同一性别内部不同社会阶层的健康差异;二是分析社会经济的性别不平等和健康行为上的性别差异对健康性别差异的解释力度。研究指出,中国城市人口健康存在显著的性别不平等现象,男性健康水平要好于女性。健康性别不平等不仅存在于所有社会阶层之中,而且呈"倒U型"分布。人口健康的性别差异主要是由于不同性别在社会经济地位上的差异造成的,女性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从这个角度讲,健康的性别不公平实质上是男女社会地位不平等的体现。     

以基尼系数衡量的教育不平等与中国的实证研究

人力资本结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已为人们所公认,而教育不平等是评价人力资本结构的重要内容。通过计算教育基尼系数得到我国教育不平等的基本状况。我国教育基尼系数从1982—2000年呈减少状态,与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初中入学率负相关,同时人均GDP水平越高教育基尼系数越小。在整体教育不平等状况改善的情况下,以文盲率体现的性别受教育差异并未得到改善,甚至有扩大的趋向。     

后现代理论视角下的教育城乡差异透析

自1978年恢复高考以来,竞争性的社会流动规范以"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为口号,本文从后现代理论视角出发,运用语言符码理论和文化再生产理论,结合高校入学具体情况的实证数据,分析我国高等教育获得的城乡差异,发现分数面前,并非人人平等.在教育体制改革进程中,缩小城乡、地区之间的教育不平等差距,努力促进教育的公平.     

高等教育扩张与阶层间教育机会不平等

本文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2015年数据,利用1999年高校扩招这一政策冲击,研究高等教育扩张对阶层间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高校扩招总体上缩小了阶层间相对教育机会不平等,在变换了出生队列分界年、度量指标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回归结果仍然成立。扩招引起的阶层间教育机会不平等缩小仅发生在省属高校,扩招对教委直属或部委所属高校的教育机会不平等没有显著影响,而在地区所属高校中扩招反而扩大了教育机会不平等。进一步分析发现,扩招对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影响程度与家庭经济能力、人员和信息流通以及家庭教育背景有关。     

教育平等视野下的贫困大学生成才问题研究

阐述了教育平等的内涵及实现教育平等是高等教育的重要使命,分析了贫困大学生在高等教育中不平等的现状,论述了扶助贫困大学生成才,促进高等教育平等的途径与重要意义。     

信息技术、性别平等与中国农村孩童教育——来自中国营养健康调查的证据

采用中国家庭营养与健康调查(CHNS)1991-2009的数据,分析中国农村中小学孩童入学的影响因素,并着重研究移动电话、互联网、电视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中小学孩童入学率的影响。信息技术对于促进性别平等具有差异化的作用,电话、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能显著提高女孩的入学率,促进性别平等;而电视对性别平等的推动作用不明显。信息技术主要通过提高女孩的就业机会,从而提高其教育回报率发挥作用。中国农村的教育投资决策不仅取决于教育回报率,而且受到社会性别文化的影响,男孩偏好越严重的地区,越倾向于对男孩进行教育投资。要巩固和加强基础教育领域性别平等的现有成果,一方面要继续推动信息技术尤其是电话、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要通过政策或法制的手段逐渐淡化或消除农村地区的男孩偏好。     

中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不平等:理论和经验解释

本文通过借鉴霍姆斯特姆-梯若尔(Holmstrom和Tirole,1997)模型,构建了金融发展影响收入不平等的理论模型,并在克拉克、许和周(Clark、Xu和Zou,2003)的分析框架基础上,运用我国1978—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不平等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期看,金融规模扩大对城乡收入分配产生负面效应,而金融效率提高却有效缓解了城乡收入不平等;从短期看,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都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本文的结论及政策含义对促进金融发展、缓解城乡收入不平等具有重要意义。     

后现代理论视角下的教育城乡差异透析

自1978年恢复高考以来，竞争性的社会流动规范以。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为口号，本文从后现代理论视角出发，运用语言符码理论和文化再生产理论，结合高校入学具体情况的实证数据，分析我国高等教育获得的城乡差异，发现分数面前，并非人人平等。在教育体制改革进程中，缩小城乡、地区之间的教育不平等差距，努力促进教育的公平。     

贸易开放与收入不平等——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理论模型和现代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实证分析了中国的贸易开放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以基尼系数表示的中国收入差距的扩大与以对外贸易依存度表示的贸易开放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正向关系.但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显示中国的贸易开放不是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最后本文进一步分析了贸易开放影响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和途径.     

性别差异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前沿

性别具有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含义,性别不平等长存于国家、家庭和经济活动之中。经济增长和发展有利于性别平等,但增长和发展过程不会自动地促进所有方面的性别平等。贫困与收入低下不是产生性别差异的关键,消除性别不平等不应依赖于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而需因国别、制度差异采取更具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对女性、男性差异的经济学思考,是探索隐藏于社会制度之中两性关系的"人文"关注,有助于经济发展政策启动"性别智慧"来摆脱人类贫困。     

贵州省物流业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计量分析

本文运用协整理论,采用近二十年的相关数据,对贵州省经济与物流业之间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分析表明,贵州省物流业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这说明,在贵州经济保持高速发展的同时,采取有效的措施促进物流业与其同步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企业连锁董事网络中的社会资本不平等：基于先赋性与后致性因素的分析

社会资本在不同群体中分布不平等，但较少有研究分析精英群体中的社会资本不平等情况。基于陕西省上市公司2010-2017年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不同性别（先赋性因素）和拥有不同教育背景（后致性因素）的董事在多项网络中心度上的差异。研究发现，网络中男性董事占据绝对数量优势，男女比例随时间变化呈稳定状态，但男性董事和女性董事在网络中心度上没有显著差异；受教育程度越高，董事越趋于网络中心地位。研究证实在董事群体中存在基于后致性因素的社会资本不平等，但不存在基于先赋性因素的社会资本不平等。     

浅议中国社会的性别平等问题

和谐社会的基础是社会公平,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性别平等,现阶段社会性别平等意识被边缘化了。男女在就业、收入、教育、政治等很多层面处于不平等地位。造成这种不平等现象的原因主要有生产力因素、制度和体制因素、社会和历史文化因素等。性别平等有利于开发女性人力资源,增强社会的创造力,有利于保证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是社会公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文明的重要特征,通过男女两性共同努力,树立平等、互补、合作的性别平等观,促进就业领域社会性别主流化,建立性别平等的长效机制是实现性别平等的主要措施。     

我国城乡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差距扩大的动态研究

通过构造一个内生收入函数模型,利用省级面板数据,本文实证研究了我国城乡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差距扩大的动态关系.研究发现:城乡教育不平等是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城乡教育差距第上升1%,城乡收入差距将上升6.4个百分点;并且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教育差距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越来越重要.     

研究生教育扩张、教育报酬与工资不均度——我国台湾地区的实证研究

本文探讨研究生教育扩张后,研究生教育报酬的组成与工资不平等的来源。本文设立大学毕业生与研究生两种劳动市场,并利用台湾"人力运用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实证发现,研究生教育扩张对于两类劳动报酬均有显著的正向效果。高等教育劳动的工资不平等主要是两类劳动的组内不平等所致;世代效应是各组工资分配不平等的主要来源,惟年轻的研究生世代之不平等效果已减低。基于分配平等的观点,研究生教育扩张于社会整体有利。     

性别形成的城市收入不平等分析

市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中,性别因素的影响至关重要.性别因素的影响反应在职业结构,就业歧视,生理因素等方面.针对就业市场上的性别歧视制定相应的政策有利于减少性别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什么的平等?——论德沃金与阿玛蒂亚·森的平等之争

在当代平等观中,关于"平等是什么"这一问题有很多分歧,从当代最有影响的两位学者的争论入手这一问题.首先阐述了德沃金的"资源平等"和阿玛蒂亚·森"能力平等"的学理内涵与创新,然后在两人的争论中总结出各自的特点和缺陷,进行简单的评价."资源平等"注重初始分配公平和个人责任,"能力平等"扩展了评价域内容,注重中间实现过程的能力差异,两种观点对中国保护弱势群体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官二代”职业发展的性别差异--对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实证研究

"官二代"在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中存在明显的职业性别隔离。只有极少数"官二代"能够成为负责人,而绝大部分"官二代"从事负责人以外的其他五类职业。工作变动及时代变迁使得"官二代"职业层次总体有所提高,但女性的提高程度小于男性。性别、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及工作获得途径对"官二代"能否成为负责人具有显著影响:女性成为负责人的可能性总体小于男性;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更容易成为负责人,提高受教育程度对男性成为负责人的影响大于女性;求职/应聘能够显著提高女性成为负责人的可能性,党员身份和自主创业对女性成为负责人的影响大于男性。     

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教育不平等与政府教育投入

文章通过对盖勒和斯利亚的理论模型进行扩展,将城乡二元结构和政府行为引入跨期模型,揭示了城乡教育不平等和城乡收入差距可以通过政府实施农村偏向的教育投入政策予以改善的内在机理。基于2001~201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文章建立联立方程组和分布滞后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城乡教育不平等将会加剧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也会促使城乡教育不平等的程度进一步加大。第二,缩小城乡初中教育经费的差距可以有效地降低城乡教育不平等和城乡收入差距,而缩小城乡小学或高中教育经费的差距对降低城乡教育不平等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无显著作用。实证研究结果的政策含义在于实施农村偏向的教育投入政策,增加对农村初中教育的支持力度为打破城乡教育不平等和城乡收入差距"恶性循环"的怪圈提供了一个解决思路。     

宏观审慎政策与收入不平等

借助世代交替模型,得到宏观审慎政策影响收入不平等的理论机制,接着基于2000-2018年59国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分析宏观审慎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住房贷款价值比(LTV)上限与基尼系数呈负相关关系,说明实行降低LTV上限的宏观审慎政策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具有扩大作用,且扩大作用在新兴市场国家更为显著.(2)当LTV上限值较低时,降低LTV上限进一步扩大了收入不平等程度;相反,当LTV值较高时,降低LTV上限却减小了收入不平等程度,宏观审慎工具的政策效果呈现异质性特征.(3)将降低LTV上限的宏观审慎政策替换为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政策后,实证结论基本不变.实证结果在不同收入不平等变量、不同虚拟变量和不同面板模型下均表现出高度稳健性.对于我国而言,中国人民银行在制定宏观审慎政策时,应考虑政策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从而在确保政策有效性的同时,兼顾政策公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