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扩招改善了收入不平等吗？

高校扩招对城镇居民收入产生的变化与影响,是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在2002年和2008年中国居民收入项目（ CHIP）数据的基础上,使用RIF分布分解法离析出高校扩招的禀赋效应与价格效应,基于RIF回归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校扩招的禀赋效应与价格效应都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扩大主要是由上侧分位数与下侧分位数之差拉大造成的;教育回报率与城镇居民收入在样本期内呈“马太效应”。     

机会平等视角中的中国社会收入差距

当前出现的不同阶层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和贫富悬殊的现象,主要是机会的不平等造成的。机会不平等主要表现为生存与发展机会起点的不平等和机会实现过程本身的不平等。要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必须从机会平等着手,一方面,重视解决生存与发展机会起点的不平等;另一方面,重视解决机会实现过程本身的不平等。     

高校扩招与大学教育回报率变动*——基于CGSS数据的经验研究

利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本文定量评估了高校扩招对大学教育回报率的异质性干预效应。基于“反事实”和“局部干预效应”的思想,将大学毕业生区分为扩招前不能升学扩招后却可考上大学者和即使没有发生扩招也能升学者。研究发现：高校扩招使前者收入增长了约40%,且并未明显削弱后者收入优势。这一结论在男女样本间存在明显差异,有必要通过推进高中教育质量均等化等措施保障弱势群体的高等教育权益,使扩招“红利”惠及社会每个阶层。     

中国居民消费不平等:审视与应对

在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之时,有必要重新审视不平等问题。与收入不平等相比,消费不平等是对经济不平等更好的度量。因此,以消费不平等为研究对象,在对居民消费不平等进行多维测度的基础上,分析了消费不平等的形成机制。研究表明:中国居民消费不平等程度较高,城乡消费不平等呈现出倒U形走势,区域消费不平等不存在倒U形规律;收入不平等通过预算约束差异形成消费不平等;机会不平等通过代际传递和路径依赖形成消费不平等;制度因素通过消费机会和消费资源的分配形成消费不平等。缩小消费不平等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除缩小收入差距外,政府还应努力促进教育公平、缩小人力资本积累差异和推进制度改革。     

代际流动、教育收益与机会平等——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1年全国基线调查数据,探讨了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及其作用机制。当前中国代际收入弹性在各年龄阶段人群中呈现U型曲线特点,90年代出生的居民面临的代际收入弹性较高,即代际流动性较低。运用阶层线性模型分析了代际间的交互作用机制:父代的收入水平和工作性质会通过影响子代个体特征变量的边际系数对子女的收入产生间接影响。教育是打破阶层固化的重要途径,但实证分析表明,父代的职业对子女的教育收益率存在显著影响,机会的不平等阻碍了代际流动。因此,政策改革应当保障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的平等,从而推动社会代际收入流动,促进收入分配结构合理化。     

共同富裕视域下跨阶层流动对人民群众获得感影响研究

促进跨阶层向上流动,全面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对增进民生福祉,推进共同富裕都至关重要。本文通过构建测度获得感的指标体系,结合2015年CGSS数据库、2019年和2021年CSS数据库,探究了跨阶层流动对于获得感的影响,并检验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跨阶层向上流动能够提升经济、政治、民生获得感,对于低阶层出身的群体提升效果更明显;跨阶层向上流动可以通过缓解收入不平等和机会不均等影响获得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可以调节二者之间的作用;跨阶层流动对于获得感的影响在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较小。研究结论从微观层面证实了跨阶层流动与获得感的关系,从理论层面探究了二者的影响机理,为推进共同富裕提供政策启示。     

机会不平等与收入差距——对城市住户收入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CHIP数据,运用基于回归方程的不平等分解方法,本文发现,劳动者所处地区、所工作行业、性别等机会不平等因素对收入差距的贡献超过40%。工具变量法的回归分析还表明,由于家庭背景差异,贡献率最高的教育回报背后也存在着机会不平等。本文的政策含义是,为了缩小收入差距,消除社会不公,政府应该努力给每个人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农民阶层的"机会平等"问题透析

机会平等是公平正义的应有之义，解决贫富差距的前提。机会平等规则保障个体自致性发展起点和过程的平等，是实际平等，但不等于结果均等。克服制约机会平等的“身份制”、“官本位制”和先赋因素，确保公民特别是徒民阶层的教育、就业和保障机会的平等，是从根本上消除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西部大开发有助于缩小西部地区的收入不平等吗——基于双倍差分法的经验研究

本文采用双倍差分法考察了西部大开发对中国西部地区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西部大开发显著地缩小了中国西部地区的收入不平等,在选用衡量收入不平等的不同指标和控制其它影响因素后,这一结论依然稳健;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西部大开发主要通过吸收外资、提高城市化水平和财政支农支出规模的途径来缩小西部地区的收入不平等。     

平等、效率和社会稳定的整合选择

平等、效率是影响社会稳定的复合变量。我国平等、效率和社会稳定目标的整合选择取向，应当是在推进经济背景平等的过程中凸显教育对能力培养的杠杆作用，以阶层和职业的较充分流动创造更充分的机会平等，以不断深化的法治推动经济规则平等，应着重以经济机会和经济规则的平等，营造社会公正和效率含量更高的社会稳定环境。     

经济增长与城镇不同阶层收入分配问题研究

本文利用1978～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城镇不同阶层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城镇不同收入阶层的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对于城镇各收入阶层来说都是不存在的;经济增长对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不具备调整能力,但对中、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却有极大的调整作用。在一定的显著性水平下,当滞后一定期数时。经济增长是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格兰杰原因。总体而言,随着经济的增长,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趋于扩大,需要深化分配制度改革。     

收入不平等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使用2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收入分配总体不平等进行分解,实证检验农村不平等、城市不平等以及城乡间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不平等程度越高,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越大;城市不平等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影响;城乡间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农村不平等、城乡间不平等与城市不平等相比,前两者在解释人均产出增长时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     

教育代际传递与社会分层——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2年、2013年和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中介效应与因果中介效应分析方法，研究中国教育代际传递与阶层流动之间的关系。然后，采用Heckman两步法、工具变量法和变量替换法验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结果表明，中国教育代际传递效应显著，高学历的父母倾向于培养出高学历的孩子；子女教育获得是决定其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父代教育成就会通过子代教育成就的中介效应，间接影响子代的阶层流动，也即教育代际传递在父代教育不平等与子代社会地位不平等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因此，要针对弱势家庭建立教育资源补偿机制，促进阶层流动。     

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教育不平等与政府教育投入

文章通过对盖勒和斯利亚的理论模型进行扩展,将城乡二元结构和政府行为引入跨期模型,揭示了城乡教育不平等和城乡收入差距可以通过政府实施农村偏向的教育投入政策予以改善的内在机理。基于2001~201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文章建立联立方程组和分布滞后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城乡教育不平等将会加剧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也会促使城乡教育不平等的程度进一步加大。第二,缩小城乡初中教育经费的差距可以有效地降低城乡教育不平等和城乡收入差距,而缩小城乡小学或高中教育经费的差距对降低城乡教育不平等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无显著作用。实证研究结果的政策含义在于实施农村偏向的教育投入政策,增加对农村初中教育的支持力度为打破城乡教育不平等和城乡收入差距"恶性循环"的怪圈提供了一个解决思路。     

中国居民转移性收入不平等成因的实证分析

中国的转移性收入不平等,已成为居民总体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原因,但学术界对转移性收入不平等本身的形成原因还缺乏足够的分析。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年的微观数据,考察了收入来源和家庭特征对转移性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收入来源来看,养老金和离退休金、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以及企业年金都成为扩大转移性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家庭间转移性收入、政府补贴和失业保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转移性收入差距;从家庭特征来看,城乡、地区和教育水平差异都是扩大转移性收入差距的因素。上述问题导致某些弱势群体的转移性收入反而更低,这表明转移性收入的分配机制存在偏误。据此,本文提出推进社会保障的全国统筹和城乡统筹,扩大政府补贴、失业保险和企业年金等转移性收入的覆盖面,对弱势群体设立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和通道等政策建议。     

中国农民工多维贫困及其户籍影响

本文以CFPS家庭数据为样本,借鉴A-F多维贫困测算框架,重新估计了中国25个省份在教育、健康、医保、就业和收入等五个维度的多维贫困.在此基础上,笔者引入户籍制度变量来解释农民工多维贫困的原因.研究发现﹕ 户籍制度本身隐含着对流入人口的制度性歧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民工群体的自由流动和迁移,降低了个体外出寻求就业机会的可能性,进而加剧了农民工群体的多维贫困和不平等程度.进一步研究发现﹕ 教育机会、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是户籍制度影响个体多维贫困的主要途径.具体而言﹕ 第一,户籍身份隐含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的不均等,导致教育回报率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进而影响农民工的教育选择与教育投入.第二,劳动者户籍身份的差异导致农民工获取就业机会不均等,但是就业机会不均等的影响深度随着教育年限的增加将会逐步被削弱.第三,劳动力市场对非城镇户籍劳动者的收入歧视依然存在,导致农民工落入多维贫困的概率更高.这也意味着,现阶段户籍制度所隐含的社会分割在改革进程中尚未从根本上扭转,因而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提升教育质量,缩小城乡教育回报差距,是改善就业与收入机会不均等的关键.     

机会不平等与社会流动预期研究——基于CGSS数据的经验分析

随着"中国梦"的提出,对于居民社会流动预期的研究受到了广泛关注.现有文献对于社会流动预期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较为匮乏,文章在政府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目标的改革背景之下,研究我国机会不平等对居民社会流动预期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研究表明:机会不平等作用于社会流动预期的总效应为正,即当前机会不平等程度越高的地区,人们向上的社会流动预期越显著;并且,这种正向影响在家庭背景条件较差、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较高以及非农业户籍群体中更加显著.文章认为,在政府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目标的改革背景下,人们预期未来机会不平等程度会下降,导致机会不平等直接效应的不利影响受到间接效应的抵消,从而出现上述看似"有悖常理"的结论.实证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间接效应的存在.因此,相对于当前现实存在的机会不平等,人们对未来机会不平等变化的预期对其社会流动预期的影响更为突出.政府部门应当在贯彻落实公平政策的同时,实施必要的预期管理,增强人们对政府部门的信任,使其保持对未来改革政策的乐观预期,从而维持当前较为良好的居民社会流动预期.     

机会均等与共同富裕——基于居民收入机会不平等及其变化趋势的探讨

本文利用CHIP数据分析了2002—2018年间处于劳动年龄人群的收入机会不平等情况及其变化趋势。近二十年来我国居民收入的机会不平等程度呈下降趋势，这主要是因为导致机会不平等的环境因素发生了变化而不是因为子人群的结构变化。其中，地区、出生时的户籍类型的影响有所下降；个体特征(性别、年龄)的影响逐渐加剧；父母特征(教育和职业)的影响一直保持高位甚至有上升势头，教育代际传递对不平等起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分户籍看，出生时拥有农村户籍的人群内部存在的机会不平等相对更高。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个出生组人群内部存在的机会不平等程度逐渐上升。本文认为，出生于不利环境的弱势群体越来越难突破不利环境的约束实现更高努力进而改变命运，因此需要对他们给予适当支持，为他们通过努力改变命运提供畅通渠道，促进机会均等推动共同富裕。     

我国现阶段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化趋势:理论分析与对策选择

我国现阶段的个人收入分配差距很大 ,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运用现代个人收入分配理论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发现 ,人力资本投资差异、机会不平等和社会再分配政策等因素都将影响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因此 ,为缩小我国现阶段个人收入分配上的差异 ,提出了要大力发展经济 ,发展教育事业 ,加强对个人收入分配中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的宏观调控等对策建议     

收入分配机会不平等问题研究进展

本文系统地回顾了近年来国外收入分配研究越来越关注的机会不平等问题。理论上说,收入差异的机会不平等研究是以"内涵-政策-测度"为逻辑发展的:以因素划分为基础的机会平等内涵讨论是机会平等政策所需补偿原则和回报原则的理论基础,而当前最重要的四种机会不平等程度测度方法是这些内涵和原则在实证方法中的运用。实证方面,本文通过对调查和实验结果的总结发现,机会公平认知判断和机会不平等测度在不同国家得到了各种不同的结果,并根据环境的不同具有适用性的差异。这些研究对于中国收入分配的研究和政策设计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