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跨地迁移、社会福利与产业振兴

文章在理论分析劳动力跨地迁移影响产业振兴的基础上，借助239个城市劳动力跨地迁移指数与2011—2020年中国产业面板数据展开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劳动力跨地迁移显著推动国内产业振兴，主要是经由提振技术创新投入、助推技术创新外溢以及强化人力资本集聚三项路径实现。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福利水平可以显著提升劳动力跨地迁移对国内产业振兴的积极影响效能。研究立足于人力资本与产业发展视域，明确劳动力跨地迁移与产业振兴的关系，并从劳动要素配置、社会制度保障视角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提供现实镜鉴。     

绿色金融与企业污染治理

绿色金融作为结合信贷服务和环境保护的一种新金融方式,是提升企业污染治理能力的重要因素。基于此,文章以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为外生政策冲击,采用双重差分法对绿色金融与企业污染排放之间的关系展开系统分析。文章构造了包含绿色金融因素在内的企业污染排放模型,证明了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污染减排的积极作用。研究发现,绿色金融发展能够显著降低企业污染排放规模。绿色金融发展产生的污染减排作用因样本融资约束和污染程度的差异而存在异质性。机制检验显示,绿色金融发展能够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并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清洁能源利用、污染处理设备投资等方面,从企业生产前端管控和生产末端治理上实现污染减排。同时,绿色金融发展存在溢出效应。此外,文章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发现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污染减排的积极作用依然存在。文章研究表明,绿色金融是推动企业污染治理能力提升的有效方式,是实现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建设双赢目标的有效路径。     

区域一体化对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基于2008—2020年中国104个地级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以区域一体化政策构造准自然实验，检验区域一体化政策对规划范围内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发现：(1)区域一体化政策可以显著推动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且随着区域一体化合作的不断推进，促进效应逐渐增强。(2)区域一体化的促进效应对规划周边的资源型城市影响较小，说明空间上地理邻近但不在规划范围内的城市应主动融入一体化发展，以承接中心城市扩散。此外，促进效应会受到城市群规划、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交通禀赋的影响。(3)机制检验表明，区域一体化政策通过统筹规划产业布局，推动产业分工协作对资源型城市产业升级产生直接影响，并通过提高城市的创新能力和环境规制强度对产业升级产生间接影响。研究结论丰富了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的相关文献，为新时期推动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如何实现“防止返贫”的长效性？——基于政企协同的角度

我国目前已经基本取得了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和贫困县全部“摘帽”的伟大成就,但扶贫工作没有因此终结。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步就是需要构建“防止返贫”的长效机制,充分保障脱贫成效的可持续性,最终实现“防止返贫”的长效性。政府试图通过政策推动政企合作来实现这一目标,然而如何激发企业的内驱力和保持其扶贫行为的可持续性？较少有文献关注。文章通过构建政策导向影响路径和企业内驱力路径,基于稳定的政策和持续的企业帮扶行为,实现“防止返贫”的长效性。研究发现,企业积极响应政府政策,有利于取得扶贫成效,并显著提升企业价值,激发企业实施下一步的扶贫行为,从而形成长效机制。此外,在产业、就业、教育、生态及医疗帮扶方式中,产业帮扶和就业帮扶的效果更好。文章的结论说明国家政策具有引导作用,体现了扶贫表彰活动的积极影响以及对企业价值提升的重要作用。文章的结论也为进一步完善激励政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制度型开放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的经验

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新时代中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举措，对于推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文章利用2007—2019年中国266个城市数据，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对于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有效提升了城市经济效率；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通过改善城市营商环境、促进区域内要素集聚，进而推动城市经济效率的提升，但其带来的市场竞争效应对于城市经济效率呈现抑制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沿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政策效应更加明显，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效应更为明显，政府效率越高越有利于政策效应的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没有产生虹吸效应，并未对本省其他城市的经济效率与地区经济协调发展造成负面影响，这表明自由贸易试验区推动城市经济增长不是通过存量资源再配置产生的，而是具有显著的净增长效应。未来我国应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构建高质量市场体系；提高政府效率，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转化为高质量经济发展成果；重视产业高质量发展对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支撑作用；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成果的推广与扩散。     

环境管制是否促进了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基于“两控区”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环境管制对于产业升级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文章采用准自然实验法,考察1998年实施的"两控区"(指酸雨控制区或者SO2污染控制区)环境管制政策对我国149个城市产业结构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两控区"政策显著推动城市产业结构由第二产业向服务性行业转换,外资投资及人力资源水平也有积极的正向影响。从区域空间分异看,"两控区"政策对东部、中部城市的产业结构优化有正向推动作用,东部地区的影响效果最为显著,而西部和东北的"两控区"政策对城市产业结构变动却呈显著负向影响。再以2010年作为时间节点,考察更为严格环境管制条件下的政策效果,发现只有东部城市的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结构转向服务性行业,验证东部"污染光环"假说。     

企业家行为、企业迁移、产业集群与农村城镇化政策

文章按照系统自组织理论,采取问卷调查、访谈和分组对比方法,以村镇企业迁移为考察切入点,对我国企业家行为、企业迁移与产业集群之间的联系展开研究。调查研究表明:企业迁移收敛于向区位条件优越、社会化服务和市场体系健全、私有产权保护良好、企业家受人尊重、自然及社会人文环境和谐、地方政府服务好的城镇集聚;企业家控制权与企业迁移呈正相关关系;企业家对产业集群的收益预期和对迁移成本的预期的高低是企业迁移的主要动因。乡镇产业集群政策体系和城镇化政策的要点是:以乡村企业家理性决策和理性迁移为政策立足点,通过公共财政政策的系统配置,以增加公共产品和政府服务、健全市场体系、保护私有产权、尊重企业家人格精神、促进社会人文环境和谐等措施来优化区位和环境,提高乡村企业家产业集群价值的预期,引导中小企业向工业园区或产业集群集聚。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与区域协调发展：窗口辐射还是虹吸效应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是高水平开放的重大制度创新，更是推动我国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文章首先厘清了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机理，然后以2015-2019年先后分四批次设立的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识别了其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净效应。研究发现，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能够显著提高设立城市与未设立城市之间的经济周期同步性，这表明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能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因城市的地域分布、人力资本、金融发展和信息基础设施水平的不同而显著不同。机制检验表明，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主要通过制度创新的引领示范效应和资源再配置效应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文章还对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政策文本进行了量化分析，发现供给型、环境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都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政策工具。因此，持续扩大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政策的覆盖范围，形成多网络中心节点空间布局，探索差异化制度创新，合理优化政策工具的内部结构，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路径。     

大城市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空间演化特征及动因分析——以北京市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例

研究城市内部产业空间演化及其动因机制对优化大城市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以北京市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例,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分析大城市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空间演化特征,发现其分布集聚明显、受开发区政策影响较大、有适宜的人口分布区间,演化过程有较强的路径与地理依赖特征。使用动态面板GMM方法对产业演化动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相较于多样化经济带来的雅各布斯外部性,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集聚受专业化产生的马歇尔外部性影响更大;地租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均阻碍产业向城市中心集聚;地区创新能力和开发区政策对产业空间演化有明显的推动作用。     

佛山禅城建筑陶瓷产业转移机理

中国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建筑陶瓷生产国家之一,而佛山禅城区为中国最重要的建筑陶瓷基地。由于佛山禅城地处珠江三角洲,陶瓷产业面临升级与转移,而陶瓷企业是陶瓷产业转移的微观主体,文章从企业行为角度,采取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的方式,探讨陶瓷产业迁移扩张影响因素和迁移的方式以及地域,结果表明由燃料、原材料、电力等构成生产成本的市场因素是推动陶瓷产业转移的主驱动力,且发现陶瓷企业只是将部分生产环节外移并遵循距离衰减规律。     

城市工业搬迁的动因、方式和效果——以北京市为例

本文在比较工业搬迁与企业迁移异同的基础上，根据城市产业空间布局的基本原理指出城市工业布局变化和工业搬迁的一般机制，并以北京市1985年以来的工业搬迁情况为例，分析了城市发展、产业结构等因素对城市工业布局的影响以及搬迁目的、搬迁方式和搬迁政策等对搬迁效果的影响。本文尝试性的情况梳理、因素分析和经验总结，可以为北京和其他城市政府促进产业合理转移，协调地区经济发展提供政策依据，也可以为今后对于我国工业搬迁和企业迁移的深入研究提供一定参考。     

“同伴”制度压力与企业绿色创新--环境试点政策的溢出效应北大核心CSSCI

现有研究多从试点地区的视角探讨环境试点政策,忽视了试点政策(尤其是命令型政策)对“同伴”企业(兄弟城市企业)可能产生的溢出效应。本文以2012年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为对象,探讨该命令型政策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该试点政策显著激发了同伴城市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并且,这种溢出效应要显著大于政策对试点城市的影响;同省份试点城市数量越多,传递给“同伴”的规范性压力就会越大,从而导致更强的溢出效应;该试点政策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对于国有企业和污染行业企业更为显著。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的设立会影响创新质量吗?

创新是驱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内在动力,在激励创新的众多制度安排中,知识产权保护是关键一环.为加强知识产权制度建设,中国于2012年开始实施"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并不断扩大示范建设的范围.文章在理论机制分析的基础上,使用2007-2017年中国2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结合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示范城市的设立对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总体上,示范城市的设立显著提升了城市创新质量,并且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保持不变;(2)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示范城市的设立对高行政等级城市创新质量的提升作用要弱于一般地级市,对高市场化程度城市创新质量的激励效应要强于低市场化程度城市,而设立示范城市的正向效应不存在显著的区位异质性;(3)作用机制甄别结果表明,示范城市的设立对创新质量的提升作用主要通过强化政府战略引领、增加知识产权制度供给与优化创新要素配置予以实现;(4)在使用知识宽度法测算企业专利质量的基础上,进一步使用微观层面数据进行检验后发现,示范城市的设立对企业的发明专利质量具有显著提升作用,而对实用新型专利质量并未呈现显著性.     

都市空间维度下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调发展研究——以杭州市为例

大量的企业决策中心集聚于城市中心地区是城市空间结构和产业空间分布的主要特征,揭示其管理活动和生产性服务之间的关系是产业经济学和现代城市空间组织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这一交叉研究领域的空白。文章以杭州市生产型服务业的7个细分行业的企业区位选择为例,通过计算和比较各个细分行业集中指标和基于距离的集聚指标,应用负二项式回归模型分析确证了规模经济、外部性及劳动力分化对企业分布的影响,并得出三点发现:第一,生产性服务业各个细分行业的集聚特征存在差异,服务半径较长或高度依赖外部性的生产性服务业,会更多地集聚于城市中心地区;第二,企业规模影响生产型服务业集聚程度的高低,与制造业企业不同,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规模越大,其集聚偏好也越大;第三,企业规模与区位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并且这种关系受该行业产业集中程度和集聚程度的影响。     

环境规制对现存企业迁移行为的影响研究

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企业渐渐由中心区迁往外围区域,鲜有研究从这一视角观察企业迁移行为。本文从环境规制的角度对现存企业的迁移行为进行了探讨。实证分析发现在省级层面,废水污染费征收率提升显著减少企业在城市之间迁移的数量,废气污染费征收率提高增加企业城市之间迁移的数量。在企业层面环境规制增强显著提升企业在县区之间迁移的概率。利用国家贫困县名录,进一步发现废气污染费率增加显著提升企业往县和贫困县迁移的概率。进一步分析发现加入WTO、2003年污染费征收改革后污染费上升时企业显著提高向贫困县迁移的概率。最后本文发现环境规制提高了企业的创新水平以规避环境规制成本从而降低了迁移的概率。     

国家产业投资基金与企业创新

国家产业投资基金结合了政府补贴和金融资本的优势,成为扶持行业发展的重要产业投资方式.文章借助2014年中国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建立这一政策实践,利用2009-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的方法评估了产业基金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基金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投入水平,同时对创新产出也有明显的影响.这种效应集中体现在大型企业、资金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以及人力资本高的城市.而国家产业投资基金作用于企业创新的路径依赖于委托代理关系,可以通过机构持股方式对企业代理人实施创新投资激励,既引导了资金流向又提高了国有资本效率,从而实现了企业技术升级.文章的研究既为持续推进产业投资基金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高技术行业破解国际困局和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选择.     

新型城镇化建设如何推动共同富裕?——基于新型城镇化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处理好效率与公平、发展与共享两大关系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本文基于2010—2019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从发展端和共享端测算出中国地级市层面的共同富裕水平，并将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的实施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结合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该政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对推动共同富裕产生了积极影响，相对于非试点城市，该政策使得试点城市的共同富裕水平平均提高约2.6%。进一步发现，新型城镇化主要通过人口城镇化和产业城镇化来促进共同富裕，以城市内在品质提升为重点的空间城镇化对共同富裕也能产生一定积极影响。此外，新型城镇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该政策在发展端的促进作用强于共享端；同时，该政策能够显著提升东北、东部、中部地区共同富裕水平，但对西部地区的影响并不显著。本文研究内容为进一步权衡效率与公平、更好实现发展成果由全民共享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依据。     

公司治理结构与股价波动

一、引言 股价波动受何种因素影响，一般认为，在成熟的股票市场上，基本面的变动是导致股价波动的最主要原因。如李岳等(1998)实证分析了股价波动同红利政策、财务指标、产业特征之间的关系，发现它们之间有显著的关联。     

广东省农业产业精准扶贫路径与对策研究: 产业共建的视角

产业扶贫是新时期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战略重点和主要任务.广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精准扶贫和对口帮扶工作,大力推动珠三角与粤东西北地区产业共建,出台了《关于深化珠三角地区与粤东西北地区全面对口帮扶工作的意见》等文件,重点推进产业梯度转移和产业共建,促进粤东西北协调发展.产业共建在这里是指在政府推动和市场驱动共同作用下,同一产业、同一企业在珠三角和粤东西北跨区域布局发展,打造跨区域产业链,形成同等水平、优势互补的区域产业分工合作格局.对于广东省而言,改变粤东西北的落后面貌,根本出路是使粤东西北和珠三角在同等水平上发展,产业共建是实现区域平衡发展的一条有效路径.本文在此背景下,基于产业共建的视角,探讨广东农业产业精准扶贫的路径与战略.     

污染产业转移能够实现经济和环境双赢吗?——基于环境规制视角的研究

随着区域经济发展和区际产业调整的加快,污染产业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的问题日益严重.文章从环境规制视角对区际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国的分省区面板数据进行了经验考察.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水平与污染产业转移呈现"U"形关系,地方政府的末端治理会激励企业提高生产率并增加产出,进而导致污染产业转入;(2)有针对性地加强环境规制,既能促进产业发展,也能有效降低污染排放,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双赢.研究所蕴含的政策含义是:政策制定者应对企业的治污技术研发等给予税收优惠或补贴;可以酌情实施累进制环境税率,在招商引资时,可以根据转移产业的污染程度做出相机选择;各省可以根据自身状况适当提高环境规制水平,以期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