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内陆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企业空间格局演变与区位选择——以兰州市为例

生产性服务业作为转型期策动我国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和体现城市经济职能的主要方面,其企业区位选择已成为从微观视角解析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重要途径。以西北内陆中心城市——兰州市为案例区,将生产性服务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核密度方法分析了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企业空间格局演变过程与集聚特征,并通过条件Logit模型探究了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生产性服务企业的空间分布经历了"集中—分散—分散式集中"的过程,逐渐形成了以城市中心区域为主体,外围地区为补充多中心组团式的空间格局;②从行业集聚的变化特征来看,集聚峰值处的距离和强度分别呈现先增后减和先减后增的变化趋势,集聚范围不断增大,出现多个核心集聚区域。③集聚效益、基础设施、空间距离、政策规划以及技术创新环境对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区位选择起到了正向吸引作用,其中以集聚效益、政策规划以及技术创新因素的影响最为显著,成为生产性服务企业进行区位选择时考虑的首要因素。④从不同行业类型来看,以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业、房地产服务业为代表的传统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区位选择主要受到土地价格和基础设施因素的影响,而以金融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企业则更加关注备选区位的企业集聚效益和技术创新因素,同时政策规划因素也对现代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区位选择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     

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及其影响因素

依据兰州市2016年工商企业登记数据,运用基于距离的产业集聚研究方法,分析了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布局、集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布不均衡,自东向西依次为中心高密度地带、过渡地带、扇形低密度地带,呈现出"圈层+扇形"的空间结构特征;从不同行业来看,金融保险业、计算机应用服务业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集聚趋势更为明显,而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的集聚趋势较弱,并且除金融保险业呈现出多中心的集聚特征外,其余行业都是单中心集聚;就不同规模而言,较大规模企业的集聚范围较大但集聚程度较弱,而较小规模企业的集聚范围较小但集聚程度较强,成为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主导力量;城市功能分区、地价租金水平、交通便捷程度、办公空间分布是影响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重要因素。     

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格局特征与演变过程研究

知识经济时代生产性服务业以其在区域创新系统中起到的巨大作用成为现代服务业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对城市空间结构与区域发展的作用表现突出.利用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数据,引入空间点模式分析方法,对建国后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时空集聚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整体及各行业在空间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集中分布特征,但不同行业的集中程度有很大差别,其中科学研究与综合技术服务业集聚特征最为明显,大多数行业集中半径均小于1km;同时,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空间集聚的“热点地区”有演化和迁移的现象,逐渐由老城区向外围地区特别是城市副中心推移,空间结构模式逐渐从单核心集聚模式到次一级中心集聚模式再向多核心集聚模式演变.     

行政垄断、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工业污染——来自26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

文章在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利用2003-2012年我国26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样本,分析了行政垄断、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工业污染减排之间的内在联系.结果表明:(1)城市生产性服务业行政垄断对城市工业污染减排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2)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发展有利于促进城市工业污染减排,具体表现在: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Jacobs外部性和Porter外部性对城市工业污染减排具有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产业的融合、互补与竞争有助于促进技术溢出效应进而减少城市工业污染排放;另一方面,通过生产性服务企业与制造业企业之间投入产出关联的市场外部性,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规模可以作用于城市工业污染减排.(3)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还有助于扭转行政垄断对城市工业污染减排的抑制性效应.     

产业互动外部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创新力--对我国七大城市群的一项实证比较

城市群经济在我国经济版图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正成为创新扩散的主要载体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生产性服务业作为高技术含量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其分布与结构的合理性对城市及城市群形成创新竞争力有重要意义。从产业互动外部性与产业集聚外部性角度切入,将城市群作为产业集聚的空间载体,利用2003-2016年我国七大城市群12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模型,考察生产性服务业相对专业化集聚及相对多样化集聚对城市创新力的影响,进而探讨这种影响在城市群之间的差异性。实证结果显示:(1)生产性服务业相对集聚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即某一城市创新力受当地和相邻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相对集聚水平的影响。(2)就全国整体而言,对城市创新力有持续性影响的主要是相对多样化集聚而非相对专业化集聚,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制造业价值链形成动态比较优势来实现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3)考虑区域异质性的回归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相对集聚程度对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模式的城市群内城市创新产生显著的差异性影响。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制造业出口升级——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检验

文章构建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制造业出口升级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基于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城市数据库匹配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在空间分布上有显著的集聚特征,其集聚程度远高于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主要通过多样化外部性促进了本地区制造业的出口升级,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竞争外部性对本地区出口升级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三种外部性的空间溢出效应均不显著,但区分城市规模后,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专业化外部性和竞争外部性的空间溢出效应则显著为负,生产性服务业高度聚集于大城市阻碍了周边城市的出口升级.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否有效促进城市创新

在理论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创新影响机制的基础上,利用中国26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0—2016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对城市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中西部地区城市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对东部地区影响不显著;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作用则正好相反。专业化集聚对不同规模的城市创新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多样化集聚对小城市的影响不显著。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集聚对城市创新作用具有明显异质性。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经济绩效——基于行业和地区异质性视角的分析

文章从行业和地区异质性视角入手,基于2003-2012年城市面板数据,运用门槛面板模型检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经济效率的关系.结果表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种作用取决于城市规模;经济总量跨越了门槛的城市可以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与大城市的知识溢出效应及更好的上下游关联产业匹配中提高效率,城市经济总量越大,集聚效益越显著;而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在总体上并不显著,随经济体量的扩大呈现倒U形变化.此结果意味着不同等级的城市适合发展不同层次的生产性服务业,经济较发达的大城市需要鼓励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而经济规模较小的城市应避免盲目追求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东北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差异研究

采用变异系数、空间基尼系数、区位商等方法,以东北地区41个城市为研究对象,测算了2007—201 2年间东北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差异程度和集聚程度。结果表明:东北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呈现明显的圈层结构分布,北部地区为哈尔滨-长春核心,以交通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南部为沈阳-大连核心,以金融商务服务业为主;生产性服务业行业内空间集聚程度差异较大,金融业集聚程度较小,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集聚程度较大,其他产业集聚程度适中;生产性服务业整体发展水平不高,中心城市服务型经济发展不成熟。     

生产性服务业与下游企业的集聚研究:以广州市银行业为例

随着城市之间贸易的深入发展,现阶段中国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生产性服务业向各城市群中心城市的集聚日益增长。本文以广州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例,对生产性服务业与下游制造业的集聚进行了理论建模和实证分析。其结论认为:在理论上控制生产性服务业与下游制造业集聚的参数主要有中间服务与最终产品的运输成本和二者的边际产品以及中间服务的供应价格等;由于现阶段中国的生产性服务在城市之间的贸易程度尚较低,因此它们和制造业中的中间产品及最终产品生产企业既有集聚式分布又存在分散式布局模式,现代中国大都市的生产性服务业与下游企业的区位主要以集聚式布局为主要特征。     

产业集聚与地区工资差距——基于中国城市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本文以新经济地理学和城市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利用中国2003-2012年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统计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产业集聚对地区工资水平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论表明:中国城市职工平均工资的空间相关性呈现波动性的递增趋势;制造业集聚对地区工资水平为显著的负影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共同集聚有利于地区工资水平的提升;从集聚外部性效应来看,MAR外部性和Porter外部性抑制了地区工资水平的提升,Jacobs外部性有利于地区工资水平的提升。     

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集聚效应研究——基于中国地级城市面板VAR分析

笔者从马歇尔、雅各布斯外部性及新经济地理的综合视角,通过建立面板VAR模型研究了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多样化和集聚规模与城市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与多样化对经济增长具有单向因果关系;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无论在长期还是短期均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而专业化却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效应。由于城市生产性服务业整体规模偏小,其对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尚不显著。鼓励生产性服务业多样性发展,避免同一部门的过度集聚,扩大重点生产性服务部门的运营规模可能是较为理想的政策安排。     

垂直关联、产业互动与双重集聚效应研究

本文从产业关联与产业互动角度构建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集聚的互动机理模型。运用2003-201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区位熵指标的测算拟合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集聚的相关程度,然后通过联立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二者的互动效应。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之间存在很强的协同关系和互动关系,应充分运用二者的互动机理确立产业结构的转型战略,重点培育产业集群发展,调整和优化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内部结构,促使我国产业结构升级。     

广州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布及成因研究

基于广州第二次经济普查中的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员数据,运用赫芬达尔指数、信息熵、区位商和空间分析法对广州2008年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布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广州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布特征是高度集中在CBD,并有沿交通主干线向外扩散的趋势,初步呈现郊区化现象,导致多中心城市出现;六类生产性服务行业在全市的集中程度各不相同;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在广州城市空间分布的因素主要是各行业自身的区位特性和外部的市场经济导向、政府规划政策;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导致了城市就业次中心的出现并有力地促进城市中心向外蔓延,但对多中心城市发展的影响还很弱。     

上海金融服务业集聚的测度与评价

金融业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对象.金融产业集聚是各国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产业集聚因为企业规模经济和正的外部性,会导致金融业进一步集中发展,对区域产业布局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利用区位熵和指数对上海市部分金融服务业2006-2015年产业集聚水平进行了测度,再使用Eviews8.0统计软件得出上海市金融服务业集聚程度对上海市金融服务业发展的影响.计算结果表明:在研究时限内,上海市金融服务产业总体集聚程度正在不断下降,并由此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和建议.     

产业集聚能提高地区经济效率吗?——基于中国城市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本文采用SFA模型对中国城市经济效率进行了测度,并运用空间计量技术引入地理距离分析了产业集聚对地区经济效率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从全国层面看,制造业集聚、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共同集聚对地区经济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但尚未产生拥塞效应;制造业集聚对地区经济效率的影响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呈现"N"型过程,从而修正了威廉姆森假说,同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支持开放性假说。从区域层面看,制造业集聚对中、西部城市的经济效率都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和拥塞效应,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共同集聚对中、西部城市的经济效率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从外部性效应看,MAR外部性和Porter外部性对中国城市的经济效率都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而Jacobs外部性仅对东部城市的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协同集聚外部性与产业升级互动关系研究——基于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PVAR分析

为廓清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外部性(专业化外部性、多样化外部性)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基于2006—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PVAR模型，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结果表明，不同协同集聚外部性存在差异，专业化外部性较多样化外部性更能促进产业升级，二者之间存在相互促进机制；多样化外部性与产业升级表现为促进和抑制并存的交互作用，短期内虽表现为促进作用，但随着时间推移，抑制作用会逐渐显现；协同集聚外部性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具有区域异质性，专业化外部性与产业升级仅在东部地区表现为促进和抑制并存的交互关系，多样化外部性与产业升级在东西部地区表现为相互促进的交互关系，中部地区协同集聚与产业升级之间尚未形成良性互动。     

资源型产业集聚环境外部性效应研究——基于区域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以碳排放指标表征环境质量,从产业集聚环境效应角度探讨资源型产业集聚发展对碳排放的作用机理,构建包括规模负效应、多样化及专业化正效应的计量模型并对新疆区域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资源型产业集聚与碳排放之间呈“N”型曲线关系,最佳集聚规模阈值区间为0.14~1.19。研究期内资源型产业集聚程度处于正外部性效应阶段,产业集聚自净效应(0.965)大于集聚污染效应(0.899),但非常逼近临界点。开采业集聚发展态势明显,集聚程度大幅超过最佳阈值区间。而初级加工业集聚规模处于第二阶段,环境正外部性效应显著。资源型产业细分行业集聚与碳排放之间出现了倒“N”型、正“N”型和正“U”型三种形状的曲线关系。     

产业集聚结构与城市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产业集聚给城市经济带来了多层面的影响。基于理论上的可能性,本文提出产业集聚与城市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假设,并使用我国城市数据和Panel 2SLS计量模型加以验证。我们将城市产业集聚进行了结构和行业的细分,结构上分为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与城市经济规模集聚,行业上分为工业与服务业两种产业的集聚。研究发现,服务业的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与城市经济增长都存在显著的U形关系,说明这两种集聚带来的拥塞效应快于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并且,我们以就业密度为指标计算U型拐点是665人/Km2。而工业集聚中无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城市经济规模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一直存在着稳定的倒U形关系。     

北京都市区就业结构升级与空间格局演化

城市的空间发展与经济重构有密切的关系,产业结构的变化是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直接动力。本研究分析了随就业结构变动,北京都市区不同部门就业空间分布的变化及对城市空间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就业结构变动显示出北京都市区产业结构在升级,就业正脱离第二产业和传统服务业,转向生产性服务业。同时,就业结构变动剧烈的行业,尤其是在就业结构中比重迅速增加的生产性服务业,其就业空间分布的变动也十分突出,表现出就业分布的空间转移和新的空间集聚,从而带来城市经济空间格局的重组。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增长的地区总体就业增长也比较迅速,形成了新的就业集聚区,改变城市的空间结构;另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就业的空间转移和集聚具有特定的区位指向,形成了专业化的地域分工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