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工业改革与效率变化-方法、数据、文献和现有的结果

全要素生产率是理解经济增长的方式和结构的重要指标之一,中国的工业改革正好为经济学家关注和考察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形式以及改革政策对生产率变动的不同影响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基础.在1978年开始的旨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正在彻底地改变着它的工业部门面临的市场结构和工业组织,并不断造就着一个与世界经济更加融合的制造业部门.新的和更有竞争力的工业部门在竞争中不断获得了高速增长和扩张的机会,使得中国工业部门的生产率改善主要依赖着非国有企业的成长和它的活力.中国工业改革的成就不是挽救了国有企业,而是收缩了国有企业部门的战线,诱致了一个非国有的新兴工业部门的崛起.     

中国的工业改革与效率变化——方法、数据、文献和现有的结果

全要素生产率是理解经济增长的方式和结构的重要指标之一，中国的工业改革正好为经济学家关注和考察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形式以及改革政策对生产率变动的不同影响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基础。在1978年开始的旨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正在彻底地改变着它的工业部门面临的市场结构和工业组织。并不断造就着一个与世界经济更加融合的制造业部门。新的和更有竞争力的工业部门在竞争中不断获得了高速增长和扩张的机会，使得中国工业部门的生产率改善主要依赖着非国有企业的成长和它的活力。中国工业改革的成就不是挽救了国有企业，而是收缩了国有企业部门的“战线”，诱致了一个非国有的新兴工业部门的崛起。     

湖南省不同企业动态规模效益的比较分析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湖南省经济主要是依靠农村廉价劳动力不断涌入城镇,进入大型企业工作,从而通过劳动力扩张这种方式来实现增长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资本的深化,原始的资本广化发展方式很难再维持湖南省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这时伴随着大型企业生产规模扩大而显现出来的动态规模效益就发挥了比较明显的作用。湖南省的企业按要求可分为工业和非工业部门,以及工业部门内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个部分。通过纠偏模型进行分析,研究不同部门之间动态规模效益的大小以及稳定性,从而得出：在湖南省中非工业部门显现出较大的动态规模效益,在工业内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动态效益几乎一样大。因而,湖南省要想实现经济的良好持续增长,就应该扩大非工业部门企业的规模,促进其外部效益的彰显;同时,在工业部门内部要加大非国有企业的投入,从而实现投入产出比最高,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中国工业生产率的增长与收敛

本文采用的数据包括1998年和2005年中国所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我们主要探讨了三个问题。第一,中国工业经济的增长多大程度上是由生产率的改变所驱动的;第二,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生产率表现有何差异,包括对国有企业和各种非国有企业的比较;第三,我们探讨了沿海、东北部、中部和西部等四个主要经济区域的生产率水平是否存在收敛的问题。我们发现企业进入和退出样本对生产率增长有着特殊的影响。在1998年至2005年间,这种进入和退出促进了中国工业生产率的增长,并且加快了内陆省份生产率对沿海地区的追赶。     

中国工业生产率的增长与收敛

本文采用的数据包括1998年和2005年中国所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我们主要探讨了三个问题。第一,中国工业经济的增长多大程度上是由生产率的改变所驱动的;第二,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生产率表现有何差异,包括对国有企业和各种非国有企业的比较;第三,我们探讨了沿海、东北部、中部和西部等四个主要经济区域的生产率水平是否存在收敛的问题。我们发现企业进入和退出样本对生产率增长有着特殊的影响。在1998年至2005年间,这种进入和退出促进了中国工业生产率的增长,并且加快了内陆省份生产率对沿海地区的追赶。     

产权制度约束下的非国有企业资金供给

本文在假定资金边际生产率非均衡的条件下，分析了在转型过程中存在着资金供给的二元结构，以及在二元结构中资金不断地从边际生产率较低的国有渗透到非国有企业这个资源再配置过程。由于非国有企业资金供给状况变化是一种帕累托改善，所以，结构的一元化得到顺利进行。它经历了因政府管制而受限制，因政府默认而非正式地进行和因政府允许和鼓励而得到快速发展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实质上是资金不受产权制度限制，可以在边际生产率不同的非国有与国有企业之间配置自由化过程。     

珠三角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与区域经济发展——基于东莞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研究

文章借鉴Feder非均衡模型的思想,构建了一个反映工业发展对经济发展影响的非均衡计量经济模型。模型分析表明,工业部门比非工业部门边际生产率更高,工业部门对非工业部门存在正的外部性,将更多的资本、人力等资源配置到工业部门有利于提高整个经济的生产率水平,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经济增长。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几点思考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几点思考李海青，琚华琴近些年来，非国有企业具有强劲的发展势头，而国有企业的发展却出现了停滞，甚至后退的现象，国有企业在国有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拿工业部门来说，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１９７８年为７７．６％，１９８５年...     

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本文首先依托1998-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从构建面板数据、资本变量处理、价格指数处理等方面全面规范整理该数据库,并基于OP、LP等方法计算企业层面全要素生产率,详细考察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变迁;接下来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为基础,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讨论经济结构转型问题;最后从国有企业改革角度讨论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制造业整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在2%一6%之间,年均增长3.83%,增速存在较大的波动;(2)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的来源更多是企业成长,其增长的空间在不断缩小,亟待依托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新的增长模式;(3)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效率差异较大,即使在"抓大放小"和资源倾斜的背景下,国有企业表现还是最差,投资效率比民营企业低43%,国企改革是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可持续性内生增长的关键。     

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工农业乘数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构建工农业内生增长模型,考虑了工业与农业生产率差异和工农业溢出效应,分析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工业部门资源配置优势以及全社会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工业部门因其生产率优势、溢出效应而具有资源配置优势,但农业发展滞后也会限制工业资源配置优势扩大;同时,全社会经济增长受工业增长、工业对农业溢出效应及农业增长共同影响。因此,工农业既存在资源竞争,又存在协调发展需要。     

村民自治、农村税费改革与农村公共投资

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内容中包括农村民主建设和改善农村公共服务。本文通过对具有全国代表性调查数据的分析,通过研究村主任直接选举和农村税费改革对公共投资的影响后发现,村主任直接选举可以有效促进对农村公共投资的增加,但农村税费改革则在减轻了农民负担的同时对农村公共投资产生短期负面影响。研究建议上级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大对农村的公共投资力度,同时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村村民自治和民主管理。     

公共利益、征地范围与公平补偿-从两个土地投机案例谈起

本文以两个常见的土地投机案例为切入点,揭示了现行征地制度的公共利益界定不明晰、征地范围过宽以及征地补偿不合理可能是土地投机等土地问题滋生的土壤,并在其后以较长的篇幅讨论了公共利益含义界定、征地范围划分以及公平补偿问题。本文的观点是,我国现行征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在于清晰地界定公共利益的含义或者明确划分征地范围,并实行以土地市场价值为基础的征地补偿制度。     

城镇居民收入差别及制约其变动的某些因素-就天津市城镇居民家户特征的影响进行了一些讨论

本文主要考察经济发展中的某些因素特别是家户特征对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别状况的影响。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差别持续扩大,但按可比标准还没有达到两极分化状态。我们发现,随着经济的发展,行业结构转换已经成为影响当前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别及其变动的最主要因素。     

国有企业的经营者:是能力不足还是努力不足-关于钢铁工业的实证研究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经营者的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如何将具有经营能力的人才选拔到经营者的岗位上,同时使他们最大限度地努力工作,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所在。本文以钢铁工业为对象,使用独自调查的企业数据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特征和企业的生产效率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不仅努力不足,能力也不足。这意味着在我国目前的国有企业,不仅缺乏对经营者的激励机制,同时也缺乏对经营者合理的选拔机制。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的经营者问题,有必要对国有企业实行产权改革,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行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与经济增长-对广东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计量模型对广东省1997—1999年39个行业和21个城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考察外商直接投资(FDI)技术溢出效应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结果显示:广东省FDI外溢过程中,示范—模仿效应和联系效应的效果较为显著,且形成了一定的聚集效应;FDI在行业中外溢效应小于在地区内的效应;各城市的经济技术水平和政策因素强烈影响FDI的外溢效果。因此,外资政策的制定不应该一味强调引入外资的数量,重点应在于其对国内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     

海外白银、初始制度条件与东方世界的停滞-关于晚明中国何以"错过"经济起飞历史机遇的猜想

通过对晚明中国的具体历史环境的考察,尤其是对当时面临货币冲击的初始制度条件的分析,该文试图就中国和西欧之间的大分叉进行解释.我们的基本猜想是,中国传统官僚制度中固有的产权保护因素,一方面削弱了制度创新的激励,另一方面又使得产权保护处于高度的不稳定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引发经济长期增长的货币金融制度之产生,也就无从谈起.由此引申出的命题是,历史上的外部突发事件在深度、广度和方向上对某一行政-司法-关税辖区制度变迁或制度创新的影响力,在相当意义上取决于该辖区初始制度状态对外部冲击的敏感性.     

中国的国有企业与金融体制改革

该文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下,对中国国有企业与金融体制的现时状况、改革历程、问题根源与改革方向进行了全面回顾与具体分析.文章指出,国有企业问题的根源在于企业由于承担了政策性负担而丧失了自生能力,而金融体系由于承担着为国企服务的任务,所以也变相承担了国企的政策性负担.中国国有企业与金融体制改革要取得成功,就必须先剥离它们的政策性负担,然后再着手解决内部治理机制问题.     

中国的经济增长能否持续?-一个生产率视角

中国经济转型的渐进式方法产生了持续的高增长。然而,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越来越认为这种增长是"粗放式"的,主要是靠增加投入获得的。我们对中国改革时期的经济进行研究,发现改革的措施往往导致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一次性的水平效应。中国现在需要调整其改革方案以促进生产率的持续增长。市场与所有制的改革,以及开放政策,改善了中国企业的经营环境,但加强建设发展完善的市场经济,还需要更为深入的制度改革。     

中国资本外逃与外国直接投资关系的实证分析(1984-1999)

本文分别采用相关分析、因子分析和因果分析三种计量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资本外逃与外国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研究表明,中国资本外逃与外国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显著性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并且因子分析与因果分析的结果也支持这一结论,说明驱动中国资本外逃的主要因素不是投资环境恶化,中国资本外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内资和外资采取的差别政策待遇所引起的,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启示。     

中国贫困农村的食物需求与营养弹性

运用来自中国贫困地区的农户水平数据,本文研究了总消费水平与食物和营养需求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在中国的贫困农村地区,虽然食物需求非常具有弹性,弹性值估计在0.74左右,但营养需求则相对缺乏弹性,其弹性只有0.14左右。因此,一定程度的营养干预也许会对改善贫困地区的营养状况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