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税权与立宪

征税权是国家重要的一项公权力,在利维坦政府的假设下,政府具有强烈的动机来滥用征税权.我国目前处在有宪法而无宪政的状态,征税权被滥用的可能性更大,从宪政经济学的视角必须对我国的征税权给与限制,以防止其滥用.     

论以民主宪政为基础的公共财政体制

西方宪政发展史表明,财政立宪是国家以征税权为核心的财政权由封建君主向民主政府转移的结果;私有财产权与国家财政权的对立统一关系,决定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划清财产权与财政权之间的界限,为宪政国家中财政权的活动设定底线,以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市场化改革的目标导向,决定了我国有必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构建以民主宪政为基础的公共财政体制.     

国家、征税部门及纳税人的博弈分析

宪政税制是世界各国税收制度发展的趋势.在我国经济逐步纳入国际化和依法治国措施不断完善与推进的过程中,我国宪政税收制度的建设还很滞后.本文从国家、征税部门和纳税人三方博弈的角度阐述了我国宪政税制建设的可能路径选择.     

最大的收入差距在政府和民间

不受制约的征税权、国有经济比重太高、政府对资源配置的控制太多，这些造成太多国民收入流入政府，加上国家拥有大部分生产性资产使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效益也留在政府手里，整个体系就偏向投资和抑制私人消费。     

“特权”超权力的本质及其宪政制约——基于发票税控功能制度性失控的思考

发票税控功能的制度性失控一方面是纳税主体的制度设计导致的,另一方面是行政性收费权对现有税制安排瓦解导致的。在我国,始终存在着受到宪法规则制约的征税权与不受宪法规则制约的收费权的博弈。收费权作为一种"超权力"特权,不断消解着现有税制的优化安排,现实中表现为:一方面是对中小微企业的结构性减税的制度优化,另一方面却是地方政府大量新设收费项目。特权是权力主体自我设定的,遵循的是自我利益规则,作为一种不受制约的超权力,没有合宪性,因而必须纳入宪政制约的轨道。     

东道国外资征税权与间接征收关系辨析

伴随间接征收概念的不断扩张，作为东道国合理管制权力的征税权也逐渐被投资者质疑从而提起征收之诉。本文将结合投资条约及其实践的背景对外资征税与间接征收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并对我国外资税制改革作出相应的评价。     

城乡分割、程序失范与农民利益——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利益的经济学分析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城乡土地制度分割和政府征地行为失去约束是造成失地农民利益受损的制度性根源。制度分割导致征地的法定补偿标准失去合理性，而政府滥用征地权又进一步使实际补偿低于法定补偿标准。因此，开启城乡土地直接交易的市场通道和构建有效的征地程序是保障失地农民利益的两项关键性举措。     

税是权利与权力博弈的焦点——基于宪政的视角

私有财产权是纳税人的基本权利,这是宪政精神的法理表现。税收体现的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一种隐形契约,公民通过对税权的控制,实现对政府权力的约束。从宪政的角度,税是权利和权力博弈的焦点。     

规范征税权力的运行 预防税务职务犯罪

税务职务犯罪破坏着经济发展，腐蚀着政治清明，严重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以及政权的安危。其产生的根源：征税权力运行的异化导致征税权力的滥用。我国现在虽处于市场经济体制下，但由于行政权力对市场活动干预过多，且市场运行机制又很不完善，税务职务犯罪更是难以避免。因此，为了最大程度上预防税务职务犯罪，目前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完善税收法律制度，减少法律制度上的漏洞．加大公权力的监督力度。     

税收的本质:政府行使企业国家间接物质产权的报酬

从产权角度考察,在公共环境被投入企业的过程中,政府以转让公共环境产权为代价,换取企业的国家间接物质产权(含征税收权),而不是政府单方面向企业转让公共环境的使用权,以换取征税权。政府客观上占有辖区内任何企业的国家间接物质产权。税收取决于政府行使国家间接物质产权的实际绩效,受公共环境的质量与数量,以及政府执行国家间接物质产权的能力与行为的影响。因此,税收的本质是政府以政治权力为手段行使企业国家间接产权的报酬。     

政府证券监管权制度设计的理论基础研究

＂强化市场型＂政府理论、＂瘦身国家＂理论和宪政理论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共同探讨政府权力应该如何配置和行使,才能实现规范和高效运行,以保护个体合法权益,最终促进经济的繁荣发展,三种理论为政府证券监管权的制度设计提供了指导和研究思路。     

我国土地征用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但哪些建设项目应当纳入公共利益范畴缺乏明确规定,这种土地征用制度上的抽象性及范围和目的的模糊性为地方政府任意解释“公共利益”的概念进而滥用征地权提供了法律空子,也为房地产商炒地、圈地、乱占滥用农地扫除了制度上的障碍。不少地方政府征用土地并非是用于公共利益,而是出于商业目的,土地征用权的行使超过了公共利益边界,造成土地征用范围过宽,耕地锐减,农地非农化的趋势几乎失控。当前,我国正在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发展的时期,从国外发展的经验看,正是耕地减少最快的时期。现阶段,我国农地征用中的问题总的来说不是征地不够而导致经济发展受阻的问题,而是土地征用的过多和过滥以及不恰当使用的问题。     

政府竞争与区域经济差异

本文以中国经济为背景，借助博弈模型从理论上探讨了存在区域差异、包含两级政府的经济中的政府竞争问题。我们导入了两种不同的征税体制，综合分析了中央领导下的政府竞争、地区分权下的政府竞争和同时行动的政府竞争模式下的竞争均衡的效率性以及相应的最优征税机制设定问题，并进一步讨论了政府竞争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分析表明，区域政府竞争可能导致效率的损失，要实现经济的最优状态，中央政府必须设定适当的征税机制以激励地区政府在选择时兼顾对其他地区的影响，适当的财政政策设计可以使竞争兼顾效率与公平。     

需要一个覆盖公共产品的“3.15”

企业和居民之所以要纳税，就在于换取公共物品或服务的消费权。政府部门之所以要征税，就在于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务。     

税收宣传须跳出以往模式

必须明确：政府的征税权力与其征税之后所负有的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务的义务，是一种对称关系。     

浅议"服务型税务"的构建

服务型税务就是税务机关为适应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需要,以税收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据,以征税人主动服务为特征,以征纳双方责、权、利对称为基础,确立以顾客为导向的服务型理念、服务型方式和服务型机制,从而更好地履行税收职能.     

转轨经济中的掠夺之手

经济转轨中的政府可能成为掠夺之手。在我国由于长期存在的意识形态的惯性和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以及税制改革造成了地方政府的掠夺行为。为此，如欲限制政府的掠夺行为，在长期必须以经济改革促宪政转轨，形成社会的“自生能力”；在短期必须改革税制，缩短行政代理链条。     

转轨经济中的“掠夺之手”

在我国由于长期存在意识形态的惯性和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以及税制改革造成了地方政府的掠夺行为，经济转轨中的政府可能成为“掠夺之手”。为此，如欲限制政府的掠夺行为，在长期必须以经济改革促宪政转轨，形成社会的“自生能力”，在短期必须改革税制，缩短行政代理链条。     

土地财政、房地产调控与土地增值税制度

我国土地增值税的管征经历了简易征收和"精细化管理"两个阶段,其制度变化主要受征税成本、房地产调控政策和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思维的影响。中央调控政策导致了土地增值税制度的易变和不稳定。土地财政思维促使地方政府对土地增值税进行"精细化管理",这不仅使管理过程中的征税成本急剧增加,也使地方政府对土地增值税产生收入依赖。从长远来看,土地增值税不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应予取消。但从近期来看,其仍是地方财政不可或缺的收入来源,应该简化税制并逐步减少征税。     

政府间事权与财权如何划分?

目前世界性的分权化趋势更多地表现为地方政府支出份额的增加,而地方政府的征税权(或自有收入份额)并没有增加的趋势,政府间纵向财政不平衡的状况也没有减弱的迹象.通过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中央(或联邦)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力进一步加强.这种政府间关系的格局之所以形成,原因在于其可以形成上下级政府间有效的相互制衡,从而达到国家政权稳定的需要.解决中国基层政府事权与财权不匹配的改革方向,主要不是大幅增强地方的税收权.而是要通过改革地方人事制度,以在上下级政府之间建立起有效的相互制衡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