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税权与立宪

征税权是国家重要的一项公权力，在利维坦政府的假设下，政府具有强烈的动机来滥用征税权。我国目前处在有宪法而无宪政的状态，征税权被滥用的可能性更大，从宪政经济学的视角必须对我国的征税权给与限制，以防止其滥用。     

论以民主宪政为基础的公共财政体制

西方宪政发展史表明,财政立宪是国家以征税权为核心的财政权由封建君主向民主政府转移的结果;私有财产权与国家财政权的对立统一关系,决定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划清财产权与财政权之间的界限,为宪政国家中财政权的活动设定底线,以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市场化改革的目标导向,决定了我国有必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构建以民主宪政为基础的公共财政体制.     

国家、征税部门及纳税人的博弈分析

宪政税制是世界各国税收制度发展的趋势.在我国经济逐步纳入国际化和依法治国措施不断完善与推进的过程中,我国宪政税收制度的建设还很滞后.本文从国家、征税部门和纳税人三方博弈的角度阐述了我国宪政税制建设的可能路径选择.     

“特权”超权力的本质及其宪政制约——基于发票税控功能制度性失控的思考

发票税控功能的制度性失控一方面是纳税主体的制度设计导致的,另一方面是行政性收费权对现有税制安排瓦解导致的。在我国,始终存在着受到宪法规则制约的征税权与不受宪法规则制约的收费权的博弈。收费权作为一种"超权力"特权,不断消解着现有税制的优化安排,现实中表现为:一方面是对中小微企业的结构性减税的制度优化,另一方面却是地方政府大量新设收费项目。特权是权力主体自我设定的,遵循的是自我利益规则,作为一种不受制约的超权力,没有合宪性,因而必须纳入宪政制约的轨道。     

税是权利与权力博弈的焦点——基于宪政的视角

私有财产权是纳税人的基本权利,这是宪政精神的法理表现。税收体现的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一种隐形契约,公民通过对税权的控制,实现对政府权力的约束。从宪政的角度,税是权利和权力博弈的焦点。     

政府间事权与财权如何划分?

目前世界性的分权化趋势更多地表现为地方政府支出份额的增加,而地方政府的征税权(或自有收入份额)并没有增加的趋势,政府间纵向财政不平衡的状况也没有减弱的迹象.通过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中央(或联邦)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力进一步加强.这种政府间关系的格局之所以形成,原因在于其可以形成上下级政府间有效的相互制衡,从而达到国家政权稳定的需要.解决中国基层政府事权与财权不匹配的改革方向,主要不是大幅增强地方的税收权.而是要通过改革地方人事制度,以在上下级政府之间建立起有效的相互制衡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最大的收入差距在政府和民间

不受制约的征税权、国有经济比重太高、政府对资源配置的控制太多，这些造成太多国民收入流入政府，加上国家拥有大部分生产性资产使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效益也留在政府手里，整个体系就偏向投资和抑制私人消费。     

浅议"服务型税务"的构建

服务型税务就是税务机关为适应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需要,以税收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据,以征税人主动服务为特征,以征纳双方责、权、利对称为基础,确立以顾客为导向的服务型理念、服务型方式和服务型机制,从而更好地履行税收职能.     

税收的本质:政府行使企业国家间接物质产权的报酬

从产权角度考察,在公共环境被投入企业的过程中,政府以转让公共环境产权为代价,换取企业的国家间接物质产权(含征税收权),而不是政府单方面向企业转让公共环境的使用权,以换取征税权。政府客观上占有辖区内任何企业的国家间接物质产权。税收取决于政府行使国家间接物质产权的实际绩效,受公共环境的质量与数量,以及政府执行国家间接物质产权的能力与行为的影响。因此,税收的本质是政府以政治权力为手段行使企业国家间接产权的报酬。     

政府证券监管权制度设计的理论基础研究

＂强化市场型＂政府理论、＂瘦身国家＂理论和宪政理论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共同探讨政府权力应该如何配置和行使,才能实现规范和高效运行,以保护个体合法权益,最终促进经济的繁荣发展,三种理论为政府证券监管权的制度设计提供了指导和研究思路。     

东道国外资征税权与间接征收关系辨析

伴随间接征收概念的不断扩张，作为东道国合理管制权力的征税权也逐渐被投资者质疑从而提起征收之诉。本文将结合投资条约及其实践的背景对外资征税与间接征收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并对我国外资税制改革作出相应的评价。     

土地征用的制度创新研究

在席卷全球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征用是我国各地政府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分析现行土地征用制度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土地征用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与不足,直接导致了土地所有权主体虚置及土地征用权被滥用,影响了农民对土地使用权、处分权和收益权的有效运用.土地征用制度的改革与创新研究也必须对此予以充分关注.     

我国土地征用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但哪些建设项目应当纳入公共利益范畴缺乏明确规定,这种土地征用制度上的抽象性及范围和目的的模糊性为地方政府任意解释“公共利益”的概念进而滥用征地权提供了法律空子,也为房地产商炒地、圈地、乱占滥用农地扫除了制度上的障碍。不少地方政府征用土地并非是用于公共利益,而是出于商业目的,土地征用权的行使超过了公共利益边界,造成土地征用范围过宽,耕地锐减,农地非农化的趋势几乎失控。当前,我国正在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发展的时期,从国外发展的经验看,正是耕地减少最快的时期。现阶段,我国农地征用中的问题总的来说不是征地不够而导致经济发展受阻的问题,而是土地征用的过多和过滥以及不恰当使用的问题。     

城乡分割、程序失范与农民利益——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利益的经济学分析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城乡土地制度分割和政府征地行为失去约束是造成失地农民利益受损的制度性根源。制度分割导致征地的法定补偿标准失去合理性，而政府滥用征地权又进一步使实际补偿低于法定补偿标准。因此，开启城乡土地直接交易的市场通道和构建有效的征地程序是保障失地农民利益的两项关键性举措。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与地方征税努力-来自中国财政实践的证据

完善的转移支付制度应该尽可能地降低对地方征税努力的扭曲.本文通过构建转移支付征税努力模型,分析了不同性质转移支付对地方征税努力的影响,同时利用1997-2010年我国各省份财政实践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地方政府对中央转移支付的依赖显著地扭曲着地方征税努力.总量性质转移支付(即税收返还)、均等性质转移支付(即均衡性转移支付和定额补助)对地方征税努力存在着抑制作用,配套性质转移支付(除均衡性转移支付、定额补助外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则能增进地方征税努力,但激励效果远小于总量性质转移支付和均等性质转移支付.     

法经济学视角下我国宪政的经济功能

与西方国家宪政的功能相比,我国宪政的突出功能就是经济功能.宪政的经济功能是宪政功能的一种作用形式,是宪政对于经济产生特定影响的表现形式和由此形成的结果.从法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我国宪政的经济功能包括宪政对社会资源进行合理分配的功能,满足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的政治、法律和文化供给功能以及宏观调控功能.     

论税务机关核定征收权

我国征管法第35条规定:纳税人申报的计税依据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由主管税务机关核定其应纳税额.但现行法律规定多为原则性规定,税务机关实际执法中,对于"计税依据明显偏低"以及"无正当理由"的认定缺乏明确的依据,易造成核定征收权的滥用,与私法的意思自治原则产生冲突.本文从具体案例着手,分析我国现行税法对核定征收权规定存在的缺陷,并提出解决的建议.     

当代中国宪政建设的路径分析

宪政是现代社会一种最合理的政治制度,实现宪政是现代国家政治的根本标志和常规形态,宪政之于中国可以说还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要推进我国宪政建设必须加强我国的各项制度建设,积极培育公民的宪政意识,并且切实加强对公民权利的保护,高度重视宪法的监督实施.     

宪政与经济统合视角:政府间财力与事权匹配的实现路径探析

关于"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实现路径问题,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应将税权下放以增强地方财力.这种观点既不符宪政制衡原则,也缺乏中国具体国情基础.清末财权下放的惨痛经历即是该论断的一个有力佐证.而透过清廷末期中央与地方间的财政权关系演变,其清晰地昭示出:政府间财政关系调整要义在于保持宪政制衡;政府间财政权关系的调整路径,还可借助人事权调整实现.所以,本着宪政制衡原则与经济激励相融和的目标要求,以及秉持区域差异与地方主体功能定位的发展导向,我国当下政府间财政权关系的调整,地方政府"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目标的达成,其实现路径与政策重心应在于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而不在于地方自主税权的构建.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要从根本上达成"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终极目标,政府间财政关系要具备自我执行功能,还需以究政制衡为要,配套实行人事权方面的调整.     

公共受托经济责任与政府绩效审计

政府及管理当局与社会公众之间存在着公共受托经济责任关系,政府依法行驶管理行政事务权力,无偿向社会公众征税,也同时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这种公共受托经济责任关系是政府绩效审计产生的动因.本文首先介绍了受托经济责任理论,接着阐述了受托经济责任的发展对绩效审计的推动,最后对我国的政府绩效审计未来发展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