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实产业技术融合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企业专利信息的研究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与战略方向，本文利用中国企业专利信息，从微观视角测度企业的数实产业技术融合行为，并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的数实产业技术融合行为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并且该结论在进行内生性控制和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从创新变革视角看，数实产业技术融合有助于拓展企业知识宽度，提升技术创新质量，从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从竞争能力强化视角看，数实产业技术融合能够强化企业对融合技术扩散的吸收能力，提升产品竞争力，从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内部特征方面，除数字产品服务业外，企业涉及的其他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技术融合对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偏向于实体产业技术创新的企业从数实产业技术融合中能获得更大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益。在外部环境方面，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能够增强数实产业技术融合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而不同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并未表现出明显差异。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中国推进数实产业技术融合、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事实支撑与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数字经济已成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城市数据，构造了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并结合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地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主要通过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管理效率等途径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非国有企业、创新型企业以及处于数字化关注程度高的地区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更强的促进作用。本研究不仅为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也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了政策启示。     

平台企业反垄断、数字经济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发展数字经济须更好结合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如何通过完善反垄断规制体系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引导平台企业在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国际竞争中发挥积极作用，是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本文构建了一个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同时内生的多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刻画了数字产业和传统产业在市场竞争结构、数据利用效率和产业融合互促上的差别，研究了平台企业反垄断的重要条件。以促进数字经济创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为目标，对平台企业反垄断的必要条件是数字产业内部企业间的替代弹性高于平台企业与传统产业间的替代弹性，即数字产业内部企业垄断定价权低于平台企业垄断定价权。对平台企业反垄断的充分条件取决于平台企业的产出相对规模与数据相对利用效率，当平台企业产出相对规模高于特定阈值，或数据相对利用效率低于特定阈值时，政府应加强反垄断力度。如果平台企业利用数字技术显著改善了消费者福利，或反垄断政策难以有效增强数字产业竞争程度或降低平台企业垄断定价权，那么政府应谨慎使用反垄断监管，反之亦然。本文认为，应以优化法治监管环境、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发挥平台企业技术优势为重点，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论数字经济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路径

本文采用2013～2022年我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模型,从数据要素化、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治理4个维度出发,实证检验了我国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在我国东部地区最为明显,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较为不明显。灰色关联度分析表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基础与我国新质生产力水平关联度最强。考察作用机制发现,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治理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有效路径。大力发展数字化产业,促进数字技术创新;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升数字治理能力,缩小新质生产力地区差距,成为推动我国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政策启示。     

数字规制政策、外部性治理与技术创新——基于数字投入与契约不完全的双重视角

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带来了变革性影响，然而数字规制政策作为解决数字要素外部性问题的政策工具，是否能够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制度保障，值得探究。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了数字规制政策的外部性治理与数字转移成本效能，从数字要素投入与中间品契约不完全的双重视角出发，分析其影响企业创新决策的创新效率效应与中间品效应双重驱动机制，提出数字投入与契约依赖的理论假说；然后采用1989—2017年41个国家的跨国跨行业数据，通过构建广义双重差分模型对理论假说进行检验与分析。研究发现：从整体层面看，数字规制政策能够有效推动数字要素的外部性治理，其对技术创新带来的驱动效应有效弥补了数字转移成本所带来的技术创新抑制效应，最终显著促进了各国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从跨国与跨行业双重差异看，数字规制政策能够通过“数字投入”与“契约依赖”的双重机制，破除企业数字要素投入障碍与合同中数据条款的非完全性问题，有效解决数字投入依赖度更高、契约依赖度更高行业的市场不完全问题，从增进创新效率和降低交易成本两个层面提升了技术创新的边际收益，成为驱动这些行业中企业技术创新的关键渠道。本文结论为数字规制政策驱动企业技术创新提供...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对策性研究

随着数字技术在各行各业的逐步深入,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正逐步成为引领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整体来看,通过融合"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作为"低熵经济"的数字经济能更好地解决产品的需求预测、高效研发和智能制造、优化产业创新服务体系、引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但从融合发展层面,仍存在与实体经济"两张皮"的现象。因此,整合现有的政策,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推动作用,通过信息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加速经济结构优化及行业智能化升级,促使数字经济与农业、工业、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互动迫在眉睫。     

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从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及服务业现代化3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以测度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水平，并通过多重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影响及传导路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可显著推动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旧成立。调节效应检验表明，金融支持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能够放大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促进效应。中介检验表明，在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影响关系中，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及人力资本均发挥显著中介作用。进一步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存在边际递增的非线性影响，且二者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基于此，提出促进数据开放共享，带动数字技术创新；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化金融服务模式，提高金融支持水平的政策建议，为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提供有益借鉴。     

数字化推动企业价值革命

<正>数字技术推动企业架构变革与流程再造，深化企业管理制度化、制度流程化、流程表单化建设。推动企业以客户为中心的价值革命，通过数字化手段提供高质量服务打造核心竞争力。加快数字化发展，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壮大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在能源数字经济新格局下持续挖掘电力数据价值

新型电力系统的发展必须要满足未来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的六大特征,才能真正实现物理与信息的融合、电力流与数据流的融合、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融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技术创新促进西部经济跨越式发展探析

在知识经济时代，实施技术创新战略是促进西部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必然选择。欠发达地区技术创新跨越式发展得到了理论上的支持。西部跨越式技术创新战略实施要点主要包括：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并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树立正确的模仿(二次)创新意识，积极推进西部企业模仿技术创新，并逐步走向自主创新；高度重视西部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复杂性，以制度创新促进技术创新，构建西部区域技术创新体系：加强技术创新人才管理。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兼论环境信息披露的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主流话题。本文以2014～2021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及影响机制，并分析了环境信息披露对数字化转型与绿色技术创新的调节效应。实证结果表明：(1)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并对制造业企业、地区数字化水平更高的企业效用更加明显；(2)环境信息披露对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关系存在促进作用；(3)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研发投入实现。本文从环境信息披露与数字化转型的角度提出了新思路，以帮助企业拓展绿色技术创新。这有利于增强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激发其可持续发展活力。     

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多元协同视角下有调节的中介机制分析

近年来,数字经济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对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集,基于多元协同视角,建立了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且结论在经过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和将“国家大数据综合实验区”的设立作为外生政策冲击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绿色技术创新在此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且影响机制受到政府环保支持与公众环境关注的正向调节。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环境规制强度更高的地区、劳动与技术密集型行业和非重污染行业及国有企业中更显著。同时,揭示了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联系,构建了一条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多元协同路径。     

数字化转型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来自各分行业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时代积极推进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1～2021年制造业分行业的面板数据，对数字化转型与制造业分行业出口竞争力的内在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可有效促进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其影响机制为：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创新激励和提高制造业群体数字化水平来实现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提高，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水平的提升对中低技术行业出口竞争力的提高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以数字产业辐射力为靶向构建行业交流平台；以产业数字化为靶向激发制造业的创新活力；以数字化生产力为靶向加强制造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信息化的本质和认知实践

<正>制定标准规范,指导数智应用;信息贯通,打破数据孤岛,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数智升级,提升工程项目生产力和生产效率;智能建造助力效益提升、价值创造;深化国产化“BIM+”全生命期应用。在数字中国时代背景下，数字技术与实体产业深度融合，涌现出一大批数字化转型成功案例或颠覆性探索。但在建筑行业，仍存在信息化价值密度低等突出问题，其根源是思维、能力及实践方法存在不科学、不系统的问题，缺少工程本质、哲学研究的视角。     

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

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运行、线上区块链产业模式等新型发展模式正在逐步占领市场,引领潮流。但是由于近年来世界经济飞速发展,数字经济在社会发展的洪流中应运而生。数字经济对中国国民经济整体调控方面有很深的影响,可以说其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调控的发展。其对当前中国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有很大影响。比如微信支付、线上转账、线上运营就是数字经济的直观体现。当前全球数字化改革正在悄然进行,此次改革主要是推动数字化经济的发展以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并不断促进传统实体经济和现代数字经济的融合发展。数字经济的背后是国家体制的改革、企业商业发展模式、人民大众消费模式的革新,是适应新时代发展、成就新时代发展的主要经济模式。     

山东省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研究

数字经济在我国经济总量中的占比越来越高,随着全球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经济必将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当前山东省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如何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进行深度融合,是助推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本文对山东省数字经济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找到存在的不足,对完善山东省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提供建议。     

数字经济的碳减排效应：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系统性变革，需要全社会共同发力。数字经济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理应为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发挥重要作用。本文构建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型，揭示了数字经济促进碳减排的新机制，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在考虑变量选择偏误、剔除其他政策影响和容忍“不外生工具变量”等稳健性、内生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除技术进步和能源利用效率渠道以外，数字经济促进了技术多样化，为碳减排提供了更稳定的激励，且技术相关性越高，数字经济对技术多样化的提升效应越明显。异质性分析表明，要素禀赋差异、跨界污染转移和主体功能定位是影响省际交界地区数字经济碳减排效应的重要因素。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对碳减排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在低数字产业化与高产业数字化的地区，数字经济的碳减排作用更加显著。本文不仅为系统理解数字经济的碳排放影响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也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提供了政策启示。     

技术创新、金融创新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

本文从实证分析层面对金融创新、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关系进行探讨。基于我国 2000~2015 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GMM估计方法，利用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单独的金融创新对经济增长起抑制作用，二者的交互作用则对经济增长起显著性正向作用。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将抑制经济增长，也会间接阻碍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结合当前经济形势，从金融机构与创新企业相接轨共同提高创新水平、培养创新型人才等角度提出建议。     

数字产业化赋能实体经济发展的机制

当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模式也发生了改变和调整,且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因此应当注重加快实体经济的发展。进入信息化时代以来,在信息技术的带动下,数字经济已经变成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成了引领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数字经济下,数字产业化与实体经济融合在一起能够有效提升生产质量,重新塑造生产方式,促使产业和产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因此,当前应当加强数字产业化赋能实体经济发展的机制建设,即数字产业应当主动融入国内国外双循环的发展格局,加强顶层设计,加快平台经济高地建设,促进实体经济转型,使数字产业化与实体经济实现互联互通,不断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分析 ——基于动态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关键在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提高， 测算我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对于金融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基于中国31 个省份 2000～2017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动态的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测算我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 实证结论发现技术创新通过提高实体经济的产出能力可以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提高， 外商直接投资通过缓解企业外部融资约束也可以改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 从地区来看， 东部比中、 西部提高的更加显著。 因此， 需要继续进行金融领域的改革， 加大对实体经济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 同时要继续扩大金融开放， 消除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限制， 促进我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