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影响——来自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北大核心

本文通过收集2009~2020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相关数据,选用双重差分模型和PSMDID方法研究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并进一步剖析以企业创新能力为传导路径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高企业创新能力进而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相较于未转型企业,生产率提升效力在57.0%左右;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经济发展相对较弱的西部地区企业受到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生产率提升效应相对更强,同时资本密集型行业企业和民营企业也能够获得更大的生产率提升效应。本文对于鼓励民营企业创新转型、融合数字化产业化改革,激发数字经济潜力以助推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数实产业技术融合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企业专利信息的研究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与战略方向，本文利用中国企业专利信息，从微观视角测度企业的数实产业技术融合行为，并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的数实产业技术融合行为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并且该结论在进行内生性控制和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从创新变革视角看，数实产业技术融合有助于拓展企业知识宽度，提升技术创新质量，从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从竞争能力强化视角看，数实产业技术融合能够强化企业对融合技术扩散的吸收能力，提升产品竞争力，从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内部特征方面，除数字产品服务业外，企业涉及的其他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技术融合对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偏向于实体产业技术创新的企业从数实产业技术融合中能获得更大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益。在外部环境方面，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能够增强数实产业技术融合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而不同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并未表现出明显差异。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中国推进数实产业技术融合、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事实支撑与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多元协同视角下有调节的中介机制分析

近年来,数字经济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对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集,基于多元协同视角,建立了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且结论在经过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和将“国家大数据综合实验区”的设立作为外生政策冲击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绿色技术创新在此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且影响机制受到政府环保支持与公众环境关注的正向调节。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环境规制强度更高的地区、劳动与技术密集型行业和非重污染行业及国有企业中更显著。同时,揭示了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联系,构建了一条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多元协同路径。     

数字化转型、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企业生产率

当前提高企业生产率水平需要重点关注数字技术创新应用与产业链供应链动荡带来的深层影响。结合产业组织的纵向关系理论，本文指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关键在于如何建立、维持和提升关联效应，并尝试从供需匹配优化、供需关系维持、供应质量提升三个层面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内涵和机制进行分析。通过匹配中国上市公司上下游供应商和客户数据，本文创新性地从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视角考察了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上游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上游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表明数字化转型在产业链供应链纵向关系中存在后向溢出效应。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优化供需匹配、稳定供需关系、提高供应商创新能力三个层面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进而牵引上游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同时，这种后向溢出效应根据纵向关系结构特征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包括上游供应商的规模、所有权性质以及下游客户端的市场影响力。本文研究结论表明，要围绕需求牵引和外部溢出来优化数字化转型政策，特别是要以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为突破口，推动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水平提升和纵向协同机制建设，同时注意分类施策和精准施策。     

数据价值化、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基于14家大数据交易中心的分析北大核心

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已被广泛认可,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价值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其能否和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尚不明确。本文以14家大数据交易中心的陆续成立作为数字经济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异时双重差分(Heterogeneous Timing DID)模型,考察了数据价值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二者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建立大数据交易中心引致的数据价值化,直接促进了所在省域内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同时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传导间接促进了经济增长;研究结论不仅证明了国家允许各城市建立大数据交易中心政策的有效性,而且可为大数据交易中心的广泛建立提供经验证据。     

数字化投入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基于49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掀起了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浪潮,驱动着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为处于“低端锁定”困局的国家提供了向价值链中高端跃升的绝佳机遇。本文基于2007~2019年4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投入对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1)数字化投入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这一结论在多重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分析后仍然显著;(2)通过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化投入对高、中高收入国家以及复杂全球价值链活动的分工地位具有更强烈的影响;(3)全要素生产率对数字化投入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一国全要素生产率越高,数字化投入对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推动作用就越强。为此,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更好发挥数字经济效应、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以及推动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提供有益思路。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信息溢出效应——基于供应链视角的经验证据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指出企业要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作用，强调大力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当前中国实体经济面临严重的供需结构性失衡，且主要矛盾集中于供给侧。针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改善供应链上企业间的信息传递效率进而优化供给结构的问题，本文从供应链视角出发，基于2012—2019年沪深上市公司样本，检验了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上企业间信息环境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供应链上的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缓解了供应链的“牛鞭效应”，对供应商企业产生显著的正向信息溢出效应。数字化技术方向的异质性对供应链间信息环境的治理作用也存在明显差异。当供应商企业规模越大、库存周转天数越长、面对的外部环境风险或不确定性越大以及客户集中度越高时，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的信息溢出效应越明显。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供应商企业的信息搜寻成本和验证成本来改善供应链间信息环境。进一步分析发现，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的信息溢出效应会影响供应商企业的决策行为，促使供应商企业采用独特的战略模式，提高供应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本文基于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为优化供给结构、缓解产能过剩以及供应链效...     

数字化转型与商业信用融资——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例

企业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下的必然趋势，能够对企业产生重大影响。本文以A股上市公司2007～2021年的数据作为样本，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水平，两者的关系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分析师关注度低以及融资约束程度小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商业信用融资的促进作用更强。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和会计信息披露质量进而提升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水平。本文为企业如何利用数字化转型提高商业信用，进而提高商业信用融资水平，缓解融资约束提供了参考。     

区域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融资约束

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信息流通和共享,推动了城市治理和服务数字化转型,将有助于改善企业的信息环境和营商环境,进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本文利用2017~2020年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指数和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这一假定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显著降低了企业的融资约束水平,其中,数据及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治理和产业融合等细分维度均具有显著影响;进一步地,其影响机制为企业外部信息传播环境的改善和营商软环境的提升。同时,这一影响具有异质性——在国有性质、存续年限更久以及规模更大的企业分组中更大。本文的结论对企业和政府部门制定相关决策,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产业结构多样化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产业结构多样化为主要视角，从理论上分析了产业结构多样化(相关多样化和无关多样化)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机理，以中国2007～2019年2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产业结构多样化能够显著提升本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邻近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也有明显的促进作用；(2)将产业结构多样化分解后发现，相关多样化对本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促进作用，对邻近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不显著。无关多样化能够显著提升本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邻近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3)分区域来看，产业结构多样化的直接效应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显著为正，在中部地区为负，但不显著，间接效应只有在西部地区显著为正。相关多样化的直接效应在东部和西部显著为正，在中部为正，但不显著，间接效应在三大地区均不显著。无关多样化的直接效应只有在东部显著为正，而间接效应只有在西部显著为正。本文的研究为分析产业结构影响城市绿色发展的内在机理提供了新的视角。     

论数字经济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路径

本文采用2013～2022年我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模型,从数据要素化、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治理4个维度出发,实证检验了我国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在我国东部地区最为明显,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较为不明显。灰色关联度分析表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基础与我国新质生产力水平关联度最强。考察作用机制发现,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治理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有效路径。大力发展数字化产业,促进数字技术创新;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升数字治理能力,缩小新质生产力地区差距,成为推动我国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发展的碳排放双控效应——基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双重审视

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内在要求。数字经济作为推进环境政策转型的重要抓手,对碳排放双控的影响效应及机制亟待研究。基于绿色增长与绿色创新双重视角,利用2011—2020年中国28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总量和强度的作用效果,并揭示其背后机制。研究发现：(1)现阶段,数字经济发展仅降低了碳排放强度,并没有实现“碳双控”目标,且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主要通过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接影响碳排放总量,而对于碳排放强度的间接效应则主要通过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和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这2条路径实现。(3)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国家先行试验区,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双控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据此,从缩小城间数字经济发展差距,改善绿色技术创新环境等方面,针对数字经济发展和碳排放双控政策的制定提出合理化建议,以期为中国释放数字经济减排潜力,尽快实现“碳双控”目标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支撑。     

居民数字化水平的增收与分配效应——来自中国家庭数字经济调查数据库的证据

本文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家庭数字经济调查数据库（CHDES），编制了一套中国居民数字化指数（CIDI），全面度量了个体层面的数字化渗透程度，从微观视角研究数字化水平对居民收入的影响和机制。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当CIDI提升1个标准差（0.13）时，居民收入将提升5.93个百分点，且该结果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异质性分析中，本文发现，随着数字经济的渗透，农村和县城居民可以通过线上经营等渠道获得更显著的收入增长，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也推动了数字化人才加速向高薪资水平的产业集中，扩大了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机制分析中，本文构建了纳入居民数字化水平的收入函数，检验了数字化水平可以通过提高劳动时长或劳动参与率提高收入（“赋能效应”），以及调节居民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构成的资本组合提高收入（“倍增效应”）。本文拓展了对微观个体数字化水平的度量体系，为推动数字经济包容发展提供了基础数据、研究框架和政策启示。     

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其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选择。本文以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城市政策为契机，从要素配置视角构建一个相对统一的分析框架，剖析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机理及其蕴含的理论内涵。研究表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总体上有利于遏制环境污染的同时，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弱“U”型（近乎“L”型）影响；这体现在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城市政策对地级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随着规制力度增加，不利影响明显减弱、趋于消失。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分析也得到了类似结果，为基准结论提供了良好的微观证据支持。这表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可较好地实现“鱼与熊掌兼得”。要素配置机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会影响企业自融资机制，进而对要素配置效率产生弱“U”型影响。本文对于完善地方环境治理以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企业数字化与融资约束

本文以2015～2021年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基于文本挖掘技术测度企业数字化水平，探究企业数字化对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对融资约束具有缓解效应，这一缓解效应主要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减少代理问题来实现；当企业处于成熟期、战略差异度较高以及面临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这一缓解效应更为显著。本文不仅为理解企业数字化的经济效应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也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平台企业反垄断、数字经济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发展数字经济须更好结合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如何通过完善反垄断规制体系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引导平台企业在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国际竞争中发挥积极作用，是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本文构建了一个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同时内生的多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刻画了数字产业和传统产业在市场竞争结构、数据利用效率和产业融合互促上的差别，研究了平台企业反垄断的重要条件。以促进数字经济创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为目标，对平台企业反垄断的必要条件是数字产业内部企业间的替代弹性高于平台企业与传统产业间的替代弹性，即数字产业内部企业垄断定价权低于平台企业垄断定价权。对平台企业反垄断的充分条件取决于平台企业的产出相对规模与数据相对利用效率，当平台企业产出相对规模高于特定阈值，或数据相对利用效率低于特定阈值时，政府应加强反垄断力度。如果平台企业利用数字技术显著改善了消费者福利，或反垄断政策难以有效增强数字产业竞争程度或降低平台企业垄断定价权，那么政府应谨慎使用反垄断监管，反之亦然。本文认为，应以优化法治监管环境、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发挥平台企业技术优势为重点，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数字贸易规则与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

数字贸易规则与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2000—2014年TAPED数据库中国缔结的RTA数字贸易规则数据、WIOD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考察了数字贸易规则对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的影响。结果表明，签署RTA数字贸易规则能够稳健且显著地促进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相比于贸易对象数字化规则，签署贸易方式数字化规则引致的攀升效应更大。这种攀升效应主要通过促进研发要素跨境流动、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管理专业化水平三条渠道实现。数字贸易规则水平广度越广、垂直深度越深，越有利于中国企业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且该影响在处于数字行业的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中尤为明显。开展数字贸易规则谈判时，需要重点关注电子商务合作、电子商务的重要性、知识产权保护、大数据相关货物贸易、跨境数据流动等规则，以保证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的核心利益。本文为中国今后如何签署数字贸易规则、如何选择合作伙伴以更好帮助本国企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人工智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成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新动能。本文基于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自相关模型(SAR),实证检验人工智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1)人工智能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但影响程度存在地区异质性,其对东部地区的促进效应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2)人工智能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这种正向空间溢出会显著提升相邻地区全要素生产率;(3)机制识别发现,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升级是人工智能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机制。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全要素生产率空间策略的外在驱动力,对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数据赋能促转型昂首阔步新时代

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加快数字化转型是顺应数字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据要素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参与市场配置,成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引擎.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强调坚持应用牵引、数据赋能,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科学指引.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实施"一体四翼"总体布局...     

绿色金融发展、绿色研发投入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本文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绿色金融发展、绿色研发投入以及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关系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效应对高技术企业比较明显。绿色金融发展有利于激发企业绿色研发投入的动力，且对高技术企业的激励作用更强。绿色金融发展能够通过绿色研发投入推进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绿色研发投入在促进高技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的传导作用相对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