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产品企业、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产品范围

本文结合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产品产量库,从生产层面刻画了我国多产品企业特征以及产品转换行为,并考察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生产产品范围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企业的产品结构相对单一,产品转换频率较低,企业通过产品转换实现的资源配置效应微乎其微;中间品关税下降显著促进了企业生产范围的扩张,并且在克服内生性、更换核心解释变量测算方法和采用倍差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后,该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表明,这一促进作用主要集中在高生产率企业以及新产品引入成本较低的地区;从影响机制来看,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产品范围的积极影响主要来源于进口中间品价格下降而非进口产品种类增加。     

东道国交通基础设施质量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来自“一带一路”沿线51个国家的证据

加强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的关键。为此,基于2011—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51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东道国不同类型交通基础设施质量分别对中国出口与进口的影响,结果表明：(1)总体来看,东道国不同类型交通基础设施质量对中国进口的促进作用大于出口;(2)从中国对东道国出口来看,港口基础设施质量对中国出口推动作用最强,随后依次是公路与航空基础设施质量,而铁路基础设施质量的影响不显著,从中国自东道国进口来看,公路基础设施质量对中国进口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港口基础设施质量,而铁路、航空基础设施质量的影响较小;(3)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东道国交通基础设施质量会通过降低贸易成本而促进中国进出口贸易增长;(4)交互项分析发现东道国公路、铁路基础设施改善对港口与航空基础设施及港口基础设施改善对航空基础设施贸易促进作用具有正向溢出效应,而公路基础设施改善对铁路基础设施贸易促进作用具有负向溢出效应。     

论种类偏向型进口刺激政策

本文基于贸易品种类增长的福利内涵,提出一个全新的概念:"种类偏向型进口刺激政策",即刺激进口的政策重点应该是增加进口产品的种类,而不是单纯地扩大现有进口产品的规模。实施种类偏向型进口刺激政策,通过进口产品种类的增加来扩大进口规模,不仅能从根本上缓解外部失衡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种类偏向型进口刺激政策将能充分发挥进口对于改善国内消费者福利、促进制造业生产率进步以及改善贸易条件的政策功能,使进口由"为出口而进口"的扭曲状态向常态回归。     

绿色信贷对高耗能行业上市企业绿色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选取2012-2020年六大高耗能行业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探究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绿色绩效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绿色信贷实施对六大高耗能行业企业的绿色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主要通过影响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实现;从影响差异性来看,绿色信贷对国有高耗能企业绿色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大,对不同行业大类高耗能企业绿色绩效均有正向影响但无显著差异,对绿色产业企业绿色绩效存在激励作用。基于此,需要建立健全绿色金融体系,完善配套支持政策,提升绿色低碳技术创新水平,实施差别化金融政策,以推动高耗能企业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     

数字经济如何释放“创新红利”:理论机制与微观证据北大核心

数字经济加速演进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注入新动能,数字经济能否以及如何释放创新红利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基于2011-2019年中国地级市数字经济数据与上市公司微观数据,检验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微观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表现为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双提升,但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数量的促进作用大于创新质量,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稳健;(2)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经营成本、促进知识扩散等方式向企业释放创新红利;(3)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强于非国有企业;企业数字化程度越高,数字经济创新效应越显著;中心城市企业从数字经济中获取的创新红利大于非中心城市企业。研究结论可为数字经济创新驱动效应提供微观层面数据支撑,对于我国利用数字经济创新红利夯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OFDI出口效应的影响路径研究——基于贸易成本和国家收入视角的分析

本文利用2003~2014年中国OFDI和贸易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中国OFDI出口效应呈现倒U型:随着对外投资规模的扩大,OFDI对出口产生先促进后降低的作用。基于贸易成本和国家收入视角,本文深入考察了OFDI影响出口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中国商贸服务型投资能够有效降低跨境交流成本,对出口产生促进作用;在低关税国家,随着投资规模的扩大,出口效应由较大促进作用转为较大降低作用;从目的国收入水平来看,OFDI达到一定规模后,对高收入国家出口的降低作用更加显著。为规避发达国家贸易壁垒和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低要素成本优势,中国企业正以发展中国家为生产和出口平台,实现对发达国家的间接出口,这是中国OFDI对发达国家直接出口效应呈下降态势的一个重要原因。     

进口中间品能否提升中国工业企业加成率

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海关匹配数据库,通过倍差法实证研究了中国工业企业进口中间品的"加成率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中国企业进口中间品后加成率显著下降;从事一般贸易的企业进口中间品后获得了正向"加成率效应",而从事加工贸易和混合贸易的企业进口中间品都显著降低了企业加成率;分所有制类型的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进口中间品后加成率显著提升,而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进口中间品后加成率显著恶化;从不同要素密集度视角出发,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企业进口中间品后加成率显著下降,而技术密集型企业通过进口中间品可以提升加成率水平。在经验分析的基础上,文章还通过概念模型探究了贸易方式对进口中间品企业加成率影响的作用机制。进一步,本文证实进口中间品通过价格渠道影响了企业加成率。     

中间投入品进口、产品转换与企业要素禀赋结构升级

本文构建了一个引入多要素投入和中间投入品要素密度差异的一般均衡贸易模型,分析企业进口中间投入品及其产品转换行为对企业要素禀赋结构的影响。结论表明:高生产率企业更倾向于进口中间投入品;企业会根据中间投入品要素密度调整进口种类的数量与规模,发生产品转换行为;通过进口产品转换,中间投入品生产要素流动引起企业要素密度的变动,最终提升企业的要素禀赋结构。经验研究显示,进口中间投入品提升了企业资本密度大约40个百分点,进口产品转换则提升了企业资本密度大约26个百分点。企业通过进口的二元边际提升资本密度,但扩展边际的作用要大于集约边际。因此,通过进一步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减少企业中间投入品进口及其进行产品转换的外部政策约束,将有助于提升企业的要素禀赋结构,并进而改善整个经济体的生产与贸易结构,最终推动中国贸易发展的转型与升级。     

跨境电子商务与双边贸易成本:基于跨境电商政策的经验研究

跨境电子商务作为承载"互联网+外贸"的贸易新业态,通过交易模式变革、交易环节简化、交易流程优化,推动贸易成本下降.本文基于2012年跨境电商(CBEC)相关政策作为拟自然实验,通过测算双边非对称贸易成本,利用CBEC政策清单等多种方法识别处理组,研究了跨境电商对中国双边贸易成本的影响.研究表明:(1)跨境电商显著降低中国出口和进口贸易成本.(2)跨境电商更有利于降低中国与信息通信技术服务出 口规模和强度以及百度搜寻指数更小的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成本,表明CBEC显著降低了搜寻成本,且对出口中的企业搜寻成本降低效应大于对进口中的消费者搜寻成本的影响;跨境电商更有利于降低中国与物流绩效更弱国家的贸易成本,表明CBEC显著降低了跨境物流成本,且对出口中的跨境物流成本降低效应更大.(3)跨境电商的贸易成本降低效应在中国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更强,体现了跨境电商的"普惠贸易"特征.(4)跨境电商改善了贸易绩效,降低了出口产品价格,通过升级进口产品结构提高了进口产品价格,还促进了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本文为近年来实施的跨境电商支持政策提供了有力证据,并为今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提供了思路.     

汇率制度、要素错配与中国企业出口绩效

基于新新贸易理论,本文分析了汇率制度与要素错配对我国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发现,固定汇率制度扩大了企业出口规模,降低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要素错配是汇率制度影响企业出口绩效的重要传导机制,劳动要素错配抑制了固定汇率制度对企业出口规模的促进作用,整体及资本要素错配加剧了固定汇率制度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抑制作用。我国要素错配普遍存在和固定汇率制度的双重背景导致我国企业出口陷入"低质高量"模式。考虑异质性因素和稳健性检验后,本文的研究结论依旧成立,由此可以引申出若干打破"低端锁定"困局的政策建议。     

贸易自由化影响了研发创新效率吗?

文章基于技术创新的两阶段视角,利用2004-2011年中国工业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在考虑环境规制和外商直接投资等因素的情况下,从关税减让的角度实证检验了贸易自由化对研发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其行业差异.研究发现:(1)中国工业研发创新效率整体上处于增长态势,但存在明显的阶段性差异和行业异质性;(2)“入世”后,我国实施的关税减让政策是富有成效的,即关税减让显著促进了研发创新效率的提升,但其对技术开发效率的促进作用远小于对技术转化效率的促进作用;(3)关税减让对促进两阶段创新效率的提升存在一定的条件限制,关税减让水平只有小于一定的门槛值时,才会促进两阶段创新效率的提高;(4)在技术密度、环境污染程度、R&D强度、垄断程度和行业规模等不同要素约束下,关税减让对中国工业两阶段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行业异质性影响.     

投资者关注能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与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

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将网络搜索指数作为投资者关注的代理变量,探讨投资者关注能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结果发现,投资者关注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体现在专利数量和专利质量上,资产规模、杠杆率、股权集中度对绿色创新绩效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投资者关注通过融资约束这一中介变量影响绿色创新绩效,同时环境规制是有效的调节变量,投资者关注与环境规制的交互效应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从关注属性维度看,投资者负面关注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异质性检验发现,相较于非东部地区,东部地区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相较于高污染企业,投资者关注对非高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更显著。     

大豆国际贸易格局演化与中国对策

文章运用复杂网络方法,对2001—2019年国际大豆贸易加权网络的格局演化和社区结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全球大豆贸易网络呈现规模先扩张、后收缩的特点,整体联系较弱,2016年后开始出现集聚发展的趋势;(2)呈现“两心分离”网络格局,网络中出口核心国家是巴西、美国,进口核心国家主要有中国以及西欧国家,核心“中介”国家是加拿大和西欧国家;(3)全球大豆贸易网络主要存在3个稳定的社区,社区分布具有明显地理特性,社区内部出口国家主导较多,“中介”国对社区规模具有显著影响,中美两国在社区中的地位变化具有不同特征。建议提高我国大豆自给率,分散大豆进口来源,扩大社区范围,紧抓收购权和定价权,进而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供给格局。     

人力资本推动中国加工贸易升级了吗?

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是中国转变发展方式和改革开放战略的重要内容。本文以"大学扩招"政策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系统地评估了人力资本对中国加工贸易企业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本文发现,人力资本扩张显著提高了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有利于促进加工贸易企业升级。渠道检验表明,人力资本扩张不仅促使了加工贸易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在职培训的力度,而且还促进了加工贸易企业进口使用更多种类和更高质量的中间投入品,同时还激励了加工贸易企业增加固定资产投资,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加工贸易企业升级。异质性分析发现,人力资本扩张对融资约束程度低、管理效率高、资本密集型以及外资型加工贸易企业升级的促进效应更大。此外,本文从更多的维度研究了人力资本与加工贸易升级的关系,发现人力资本扩张促进了加工贸易企业组织方式从来料加工向进料加工的转变,提高了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同时还提升了加工贸易企业的生产效率与自主创新能力。     

数字并购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制造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0—2021年中国制造业数字并购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并购中并购方特征以及区域环境的驱动因素，旨在丰富数字并购对企业绩效的具体作用机制。研究主要验证了数字并购影响企业绩效的两个特征：并购方技术存量能有效促进对目标数字技术的吸收整合，从而提升企业绩效；交易规模对企业绩效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大规模并购交易可以为企业的快速发展提供更多的资源和市场。此外，区域数字环境能正向调节购方技术存量对于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对交易规模无调节作用。进一步异质性研究表明，非国有企业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较国有企业更为显著，且成熟期企业在进行数字并购时能获得更好的企业绩效。     

我国物流产业集聚区的资源获取效应

利用扎根理论从实地访谈资料中提取企业从物流产业集聚区获得的资源类型,据此构建了物流产业集聚区资源获取效能的假设结构模型。通过问卷调研收集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各类资源之间的关系,以及物流产业集聚区的资源获取效能与企业绩效的作用关系、对企业成长潜力的直接和间接作用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物流产业集聚区在企业获取政策资源、设施服务资源、声誉资源和管理资源方面具有显著作用;政策资源对企业短期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不利于企业竞争力的提高;管理资源的获取在促进企业成长和长远发展方面的作用最为突出。     

企业绿色创新:市场导向抑或政策导向

推动具有正外部效应的企业绿色创新,需要发挥市场和政策双重机制的驱动作用。我们通过构建PLS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市场导向、政策导向与企业绿色创新及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表明:(1)市场导向和政策导向对企业绿色创新都存在显著正向影响;(2)市场导向对绿色创新的显著影响大于政策导向对绿色创新的显著影响;(3)相比对绿色工艺创新的正向影响,市场导向对绿色产品创新的正向影响更强;(4)相比对绿色产品创新的正向影响,政策导向对绿色工艺创新的正向影响更强;(5)绿色产品创新与企业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而实证分析拒绝绿色工艺创新与企业绩效存在正向关系的假设。     

政府补贴对中国高技术企业创新的影响——以信息技术产业上市公司为例

以"十二五"期间中国信息技术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究不同所有制和企业规模下政府补贴对高技术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前补贴政策对技术创新的总体促进效率仍待提高:所有制性质显著调节政府补贴的绩效,激励国有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而对民营企业起挤出作用;企业规模对政府补贴与创新投入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所有制性质和企业规模对政府补贴与创新投入的关系起联合调节作用,政府补贴对大规模国企的促进作用最强,而对中小民营企业促进作用最弱。     

企业互联网化对中国企业创新及出口的影响

本文扩展了Bustos(2011)的模型,在异质性框架下纳入企业互联网化和企业创新选择行为,从微观视角揭示出企业互联网化对中国企业创新及其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进行互联网转型对中国企业创新能力有着显著的提升作用,虽然随所有制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但是低生产率企业和中小企业仍能从中获益;(2)无论是垄断行业还是低技术行业中,企业互联网化对企业创新均有着显著促进作用;(3)三种方式的企业互联网化都对中国企业创新及其出口活动有着显著促进作用,且通过企业创新选择行为间接地促进企业进行出口。对于积极参与互联网化的低生产率企业表现得尤为显著。因此,互联网转型的企业应该通过激励其创新能力来提升企业出口。     

创新网络知识转移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双元创新的中介作用

创新网络知识转移对企业开展合作创新、提升创新绩效具有重要推动作用,探索式创新、利用式创新是企业成功变革和维持现有优势的保障,有利于提高企业创新绩效。基于资源依赖理论,构建了以双元创新(探索式创新、利用式创新)为中介变量的知识转移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概念模型,并基于526份中国企业样本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创新网络知识转移对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创新网络知识转移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3)探索式创新、利用式创新对企业创新绩效都有显著正向影响,且二者之间的匹配更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绩效;(4)探索式创新、利用式创新在知识转移和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