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FDI逆向技术溢出门槛与母国技术进步——基于绿地投资与企业海外并购的比较

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与绿地投资两种对外直接投资方式（OFDI）与母国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横纵两向比较与探讨分析,结果显示：企业海外并购技术转移度低于绿地投资技术转移度,因而企业海外并购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包括研发资金溢出与人力资本溢出均高于绿地投资的溢出效应,企业海外并购与绿地投资对母国技术进步均有促进作用。同时,受到母国研发资金投入与人力资本存量约束,二者分别为企业海外并购与绿地投资设立了最低与最高“门槛值”,企业海外并购数量超过最低“门槛值”与绿地投资低于最高“门槛值”均会带动母国技术进步,反之两者都抑制母国技术进步。因此,中国应提高对外直接投资中企业海外并购份额,以提高技术进步程度。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能否降低母国环境污染——基于跨国面板数据门槛效应的实证研究

在全球环境污染加速的背景下,经济全球化的环境效应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本文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母国环境作为切入点对此进行研究。传统观点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会通过产业转移减少母国环境污染,本文作者则认为最终的综合效应取决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的作用方向和大小,因此,与母国经济条件有很大的相关性。基于全球100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本文构建门槛效应模型展开实证研究,得出两个主要结论:一是低经济发展程度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会增加母国环境污染,而高经济发展程度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影响母国环境;二是高制造业占比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会增加母国环境污染,而低制造业占比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会影响母国环境。     

基于劳动投入生产率视角的中国ODI动因与逆向溢出效果

近年来在多种因素作用下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但逆向溢出效果尚待考察.中国作为传统劳动力成本优势国,但正在面临日益严峻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可能迫使国内企业投资的跨国转移.当以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成本相结合的指标——劳动投入生产率作为分析视角时,能够发现部分海外直接投资是因劳动力成本优势丧失而被动流出的结果,并且未对本国劳动生产率产生逆向溢出效果.为此,需要警惕过度鼓励国内企业海外投资行为,防止由此产生的“产业空心化”问题.     

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增长——基于上市公司样本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匹配2011—2019年地级市层面数字金融发展指标、国泰安海外直接投资数据库和上市公司数据库,结合上市公司海外子公司注册资本信息测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实证研究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总体上能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增长,但存在企业所有制性质和企业所在区域上的异质性特征;数字金融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推动作用存在资金和竞争两个层面的传导机制;较低的企业经营效率和管理效率会削弱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增长的推动效应。本研究从金融科技视角探寻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新优势,为推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增长提供了新思路。     

经济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多维度视角的实证分析

为了考察东道国与母国多维度的经济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本文将经济距离划分为需求偏好距离、劳动力成本距离、基础设施距离和相对价格距离,采用2003—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流入需求偏好相似、劳动力成本距离小、相对价格距离大,以及基础设施距离程度低的国家或地区。该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走出去"企业制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时,必须同时考虑东道国与母国自有经济状况,将经济距离作为重要参考要素。     

对外直接投资对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影响：短期与长期效应

本文通过传导机制阐述和实证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国内劳动生产率的短期和长期效应,结果表明：就全国而言,短期内对外直接投资并不影响国内劳动生产率,而长期内则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影响仅存在短期效应,不存在长期效应;而在中西部地区则正好相反,仅存在长期效应,不存在短期效应,这种区别是由我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和知识吸收能力差异造成的。此外,本文构建了动态回归方程,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和国内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良性因果关系．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分析

按东道国研发资本密集程度划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我国技术进步的不同作用和机理,并利用2003—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都能够产生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通过人力资本消化吸收;虽然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不显著,但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对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具有显著的吸收作用。     

高质量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社会责任提升——基于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内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保障内循环通畅的重要途径,高质量对外直接投资则是内外双循环协调发展的新要求,本文以此为背景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基于海外子公司视角量化界定企业是否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及其发展质量,利用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开展实证研究,发现：(1)对外直接投资本身并不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仅有高质量对外直接投资才能提升企业社会责任;(2)高质量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社会责任提升效应存在所有制性质和海外子公司区位多元化上的异质性特征;(3)高质量对外直接投资提升企业社会责任的传导机制是增加资本收益和改善管理效率。本文的研究从企业社会责任角度论证了对外直接投资高质量发展对内循环的重要性,为新时代对外直接投资长期发展战略提供了必要的参考。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效应的研究综述

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对母国的就业效应日益明显。国内外的学者利用理论和实证的方法,论述了对外直接投资给母国带来的就业创造效应、就业损失效应、就业不确定效应、就业结构效应和就业质量效应。本文对多年来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梳理,为今后的研究提供相关的理论基础。     

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全球价值链生产规模和结构的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不但促进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还直接影响母国的全球价值链生产规模和结构。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的分析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显著促进了中国全球价值链生产规模的扩张,其中对简单全球价值链生产规模的促进效应最大,不利于全球价值链生产结构的深化;对外直接投资短期内不利于中国全球价值链生产产业结构的内涵式优化,但有利于后期优化;对外直接投资短期内有利于中国全球价值链生产产业结构的外延式优化,但长期来看该效用趋于弱化。应加强对企业的政策引导,优化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和区域布局,提高复杂全球价值链生产能力和整体技术水平,在全球价值链生产规模扩张的同时实现结构优化,进而倒推整体产业结构升级,提升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     

劳动力成本抑制还是促进了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兼论“鲍莫尔成本病”的克服

基于2007—2020年沪深A股服务业上市公司样本,利用文本分析法测度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检验劳动力成本对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作用机制与经济效应。研究发现：从总体上来看,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能够倒逼服务业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且这种倒逼效应在非国有企业、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和高融资约束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分析发现,当劳动力成本较低时,企业会通过降低资本劳动比来抑制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而当劳动力成本较高时,企业会提高资本劳动比来促进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两者之间呈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变化趋势。劳动力成本上升所引致的劳动-资本替代机制、劳动力间替代机制是驱动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主要中介渠道,此外在要素市场发育更好、行业竞争程度更高的外部环境中,以及在劳动密集程度更高、研发投入更高的内部环境中,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对服务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服务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产生的规模效应、分工效应、结构效应与赋能效应能够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出口效应区域差异研究

采用全国1990~2005年数据,运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分国别与地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出口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相关性;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于不同国别和地区影响程度不同;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在长期和短期具有差异,短期内的影响程度较小,长期内影响较大。     

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吗

针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否提升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问题,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为2004~2007年386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找到与其可比较的对照组,运用倍差法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且这种促进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强;投资动机、投资目的国的发展水平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促进效应存在差异性;在使用不同的估计方法和替换核心被解释变量进行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     

融资约束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基于扩展的新新贸易理论模型分析

资金短缺与信贷约束同生产率一样,都是企业国际化路径的绊脚石。基于新新贸易理论,构建融资约束对企业国际化影响的理论模型,利用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2005~201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显示:融资成本的增加要求企业有更高的生产率才能在国际市场上立足;较高的负债资本比对企业国际化有抑制作用,且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更显著。因此应发展金融市场,提供多样化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了员工收入?

本文以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为背景,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深入地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员工收入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显著地提高了员工的平均工资水平,并且这种正向的"工资溢出"效应具有持续性而且还是逐年递增的。与此同时,对外直接投资也显著地拉大了企业内工资差距。进一步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员工收入的影响因东道国收入水平、企业经营范围的不同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最后我们还尤其关注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发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未明显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的影响渠道检验表明,尽管对外直接投资显著地提高了员工平均工资,但同时也显著促进了劳动生产率增长,正是由于后者的"生产率"效应部分地抵消了前者的"工资溢出"效应,进而导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未能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显著的影响。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向投资的就业效应研究

开放条件下,对外投资通过数量效应和结构效应影响母国和东道国的就业,就业“双赢”在理论上是可能的。采用2003—2016年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能够促进东道国的就业增长,且并没有导致中国国内就业岗位的流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投资正向影响中国就业,但作用比较微弱;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就业效应与投资领域、东道国产业结构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等有关;中国中央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投资有助于沿线国家的就业增长。中国应进一步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向投资协作和劳动力市场领域的沟通合作,优化产能合作方式和投资结构,提升就业效应;同时,要增强引资策略与国内产业政策的匹配性,提升FDI的就业促进作用;还应客观评估中国OFDI的经济效应,降低外界对中国资本的偏见。     

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对双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基于知识资本模型的分析

基于跨国直接投资知识资本模型,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影响双边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完整分析框架,并从影响FDI的因素入手,梳理FTA可能作用于FDI的渠道和机制,即贸易成本效应、投资规则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FTA通过贸易成本效应将促进垂直型FDI、抑制水平型FDI,并通过投资规则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促进垂直型FDI和水平型FDI。因此,对于垂直型FDI而言,双边FTA将起到明确的促进作用;对于水平型FDI而言,FTA的影响取决于正向的投资规则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与负向的贸易成本效应之间的角逐。选取26个发达国家、34个发展中国家1996—2017年双边投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建设自由贸易区对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既可起到推动作用,亦可起到阻碍作用,但通过对FTA内容的合理设置可以减少或规避对外资的不利因素。具体来说,中国同发达国家签署的自贸协定将促进双边直接投资;与发展中国家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既可能促进双边FDI,也可能阻碍双边FDI。因此,在FTA谈判中要权衡贸易成本效应和投资规则效应,较高标准的投资条款可使其对双边FDI发挥积极效应。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互补效应实证研究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逐步深化,无论是对外直接投资,还是坚持出口贸易,都对我国经济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采用最小二乘回归法(OLS),对2001-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互补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三个结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存在着互补效应;出口贸易对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效应更大;从长期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促进效应比短期更显著。并对结论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税收政策、产业结构升级与对外直接投资——基于税收结构异质性的母国驱动力探析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需要母国制度的激励和引导,税收政策对企业OFDI动机和行为具有直接影响。税收结构由税收政策和产业结构共同决定,基于中国税收结构的时空异质性,实证分析表明：地方税收结构对地区OFDI存量具有显著影响,所得税比重与OFDI存量显著负相关,其他税比重与OFDI存量显著正相关,流转税比重与OFDI存量正相关但不显著;税收结构与OFDI存量互为因果关系;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与OFDI存量显著正相关,并对税收结构影响OFDI存量具有调节作用,显著强化了所得税比重的负向影响,显著弱化了其他税比重的正向影响。目前,中国企业OFDI的国内主要驱动力并非“避税效应”,而是产业结构升级和资源环境成本压力;产业结构升级本身会推动企业OFDI,但也会通过改善国内营商环境、缓解资源环境成本压力等路径抑制企业OFDI。政府应加强对企业OFDI的引导,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与OFDI的协同;企业应加快开放发展,积极通过OFDI优化资源配置和融入全球价值链。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风险及对策

介绍了我国当前对外直接投资的情况和特点,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风险,提出了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对策建议,即注重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给予更多宽松政策;完善专门的对外投资辅导机构,降低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和成本;采取特殊策略和灵活形式促进对美国直接投资;完善境外投资企业金融服务和融资支持,借助金融机构更加灵活经营外汇储备,允许境外资产国内上市;优先鼓励成熟行业龙头企业对境外上下游企业并购,延长价值链,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深化境外企业体制改革,树立长期投资理念,注意文化渗透与融合,做良好企业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