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我国高科技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税收政策研究

我国现行税收政策采用收入型增值税,加大了企业的负担,挫伤企业的技术创新动力;所得税的扣除项目、优惠项目少,不利于企业和个人的创新.应完善流转税、所得税、财产税,颁布国家促进高科技税收法来促进我国高科技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安徽省税种结构变动的经济增长效应

根据安徽省1994年—2012年的样本数据,运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理论模型,对税种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增值税占总税收比重的增加会降低人均生产总值,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农业各税占总税收比重的增加会提高人均生产总值,资源税的经济效应不显著。因此,应该进一步优化现行税制结构:有序推进"营改增",完善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分享体制;提高所得税的比重,增强其收入再分配作用;加快推进资源税改革,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适度调节农业各税,培育农村大市场。     

促进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税收对策

我国现行的一些税收制度与政策上的缺陷是国有企业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因此，必须适应国有企业公司制造的要求，建立公司法人所得税制；按照国民待遇原则统一内外资所得税制，为国有企业创造竞争的环境；制定鼓励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政策和税收优惠制度；适时开征社会保险税，以分离国有企业的“社会职能”；加大“清费立税”改革力度，切实减轻国有企业负担。     

技术获取型中国OFDI对产业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技术获取型中国OFDI为视角,运用"一带一路"沿线上国家的相关数据,采取非线性的门槛效应模型,探究在不同程度的OFDI对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技术获取型OFDI存在单一门槛6.46百万美元,在门槛值之前在东道国技术影响下OFDI限制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在突破门槛值之后技术获取型OFDI能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合理化。     

涉税环境信息新增如何影响企业实际税负和税费成本?——基于环境保护税改革的实证研究

中国税制改革日益重视纳税人涉税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随着税务机关掌握更多的纳税人涉税环境信息,企业实际税负和税费成本将会受到什么影响？本文以2014—2020年上市公司为样本,以2018年环境保护税改革为政策冲击,研究涉税环境信息新增对企业实际税负和税费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涉税环境信息新增显著降低了企业实际税负和税费成本。异质性分析发现,涉税环境信息新增对国有企业实际税负和非国有企业税费成本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涉税环境信息新增显著提高了企业的所得税和流转税成本,降低了环境保护税成本。机制分析发现,企业研发投入是涉税环境信息新增影响企业实际税负和税费成本的机制变量,该机制变量从减少企业实际缴纳税费和扩大生产规模两方面降低企业实际税负和税费成本。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持续推进环境保护税改革提供了实证依据。     

引致还是挤出：中国OFDI对他国OFDI的影响——以OECD国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为例

在开放一体的市场经济体系中,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必然会对他国的OFDI产生影响。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中国在沿线国家和地区OFDI对其他国家OFDI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现有文献对此研究不多,且主要是分析作用效果及其异质性,影响机制和路径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本文认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OFDI有效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东道国经济增长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市场扩张效应、技术溢出效应、产业集聚效应等会提高其对外资的需求和吸引力,进而引致其他国家OFDI增长。在此过程中,促进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完善、产业结构升级以及金融发展是中国OFDI引致其他国家OFDI的重要路径。同时,由于东道国异质性影响到投资国企业OFDI的区位选择,中国OFDI对其他国家OFDI的引致效应在不同的东道国具有差异化表现。采用2008—2020年中国、6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36个OECD国家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法分析发现：（1）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不但不会挤出OECD国家的OFDI,还会引致OECD国家的OFDI;（2）中国的OFDI可以通过促进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完善和产业结构升级引致OECD国家的OFDI,但在样本期间未能通过促进样本东道国的金融发展引致OECD国家的OFDI;（3）中国和样本OECD国家的企业具有较强的资源寻求和市场寻求动机,都倾向于选择在自然资源丰富、收入水平高的国家进行OFDI,因而中国OFDI对OECD国家OFDI的引致效应在自然资源较丰富、收入水平较高的样本东道国中更为显著;（4）中国企业倾向于投资政府效率较低的国家,而OECD国家企业倾向于投资政府效率较高的国家,因而东道国政府效率的不同未导致中国OFDI对OECD国家OFDI引致效应的显著差异。本文探讨了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引致OECD国家OFDI的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和金融发展路径,并基于企业OFDI的动机分析了东道国异质性,丰富和拓展了中国OFDI与他国OFDI之间关系的研究。本文研究表明,中国OFDI不仅有利于自身的结构调整和产能释放,也会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并引致其他国家的OFDI,进而实现多方共赢。因此,中国应持续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加大直接投资力度,尤其应扩大金融类直接投资规模,积极支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相对滞后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而吸引更多国家参与到共建“一带一路”中来。     

税收政策与产业结构优化问题探讨

税收政策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现行的税收制度由于仍存在一些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步伐。因此，必须深化产业税收政策改革，实行轻重有别的产业税收政策和灵活的税收激励政策等。     

制度距离、投资动机与企业OFDI区位选择——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风险偏好”的一种解释

由于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存在制度适应成本，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制度距离会对企业OFDI产生负向影响。基于2003—2015年中国对140个国家和地区OFDI的分析表明：中国企业的OFDI具有明显的市场寻求动机和战略资源寻求动机，其中，市场寻求型OFDI表现出显著的互补效应，战略资源寻求型OFDI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挤出效应；东道国与中国的制度距离会通过投资动机影响中国企业OFDI的区位选择，即倾向于向制度距离较小的国家和地区进行OFDI，且制度距离会弱化市场寻求型OFDI的互补效应和战略资源寻求型OFDI的挤出效应。站在企业角度来看，中国企业在进行OFDI时并不具有“制度风险偏好”，而是表现出“制度风险规避”特征：选择对其自身发展来讲制度风险较小（制度距离较小）的目标市场进行OFDI。因此，中国应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升国内制度质量，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并增强企业的制度适应能力，以有效减小制度距离对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约束，进而优化OFDI区位分布，提高OFDI效益和质量。     

双边税收协定能否为中国OFDI企业的生存提供保障——基于条款异质性的深层次透视

本文基于制度基础观，分析了双边税收协定(BTTs)对OFDI企业生存能力的影响机理，并以2008—2019年中国A股OFDI企业为样本，设定企业生存能力综合量化指标，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对BTTs已生效的东道国投资能显著提升其生存能力。其中，BTTs对OFDI企业生存能力的正向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和跨国并购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缓解关系规制风险是BTTs提升OFDI企业生存能力的重要路径。进一步地，本文依据协定条款细则，构建了完整立体的BTTs异质性指标体系，实证结果揭示特殊型常设机构约定、消极投资所得预提税和利益限制条款是提升OFDI企业生存能力的关键性条款。     

城镇化、产业结构与环境质量——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03－2011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以STIRPAT模型为基本框架,探讨我国城镇化和产业结构对环境的影响效应.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城镇化、产业结构与我国各地区的环境污染之间有较为显著的相关性,尤其是产业结构与工业污染排放物之间都呈现较强的正相关.随着第二产业比重的增加,我国环境所面临的压力正变得越来越大.东部地区样本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化与工业烟尘污染之间也呈现正相关,但二氧化硫的排放对环境污染影响不显著,说明东部地区城市化进程中对二氧化硫等废气排放有所控制,同时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等措施在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论不动产税制结构优化

健全的税制既包括每一个税种税制要素的合理设计,也包括税制中主体税种和辅助税种的合理搭配.以不动产税为主体的财产税不同于流转税和所得税,不动产税经历的两大环节--保有和流转环节的税收功能有所不同,因而必须处理好不动产税保有税类和流转税类的合理搭配.     

宏观税负、税负结构和社会阶层分化的理论和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2005～2008年中国293个地级市各主体税种税负结构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数据,运用面板回归和截面回归等方法,实证分析了税负结构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和对不同收入阶层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除个人所得税税收负担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较不显著外,增值税、营业税以及企业所得税税收负担对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都有很显著的负向影响;(2)我国的税负结构并没有发挥应有的调节收入分配,减缓社会阶层分化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本文的政策含义是:税负结构合理的关键是责权利的一致性或成本与受益的对称性,应当结合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对税收制度进行相应调整,同时加强对非工薪收入的缴纳。     

我国税制结构经济增长效应的区域差异研究

税制结构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基于对1995—2014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劳动收入、资本收入和消费支出有效税率的测算,分析其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表明：劳动收入有效税率总体偏低,资本收入有效税率处于高位,消费支出有效税率平稳上升;劳动收入有效税率东部地区最低、西部地区最高,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背离;资本收入和消费支出有效税率东部地区高、西部地区低,与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契合;税制结构变动的经济增长效应在各区域均当期即现,但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劳动收入税率变动有利于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资本收入和消费支出税率变动对各区域经济增长均有促进,但作用大小不一。应充分认识税制结构及其经济增长效应的区域差异性,构建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税收体系和税制结构,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能源结构调整的税收政策选择

能源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常规化石能源储量限制及其带来的环境问题已经成了经济发展的瓶颈因素,发展丰富、清洁的新能源极为迫切,但在现行市场机制下,能源产业的外部成本和外部收益均未得到有效体现,能源市场的发展存在着市场失灵,为此,可以通过附加税收政策内化常规化石能源的外部成本和优惠税收政策内化新能源的外部收益,以实现能源结构的调整。     

OECD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税收结构变化

本文分析了1995~2009年OECD国家的税收结构随经济发展而发生的变化。研究发现,用人均GDP衡量的经济增长对OECD国家的税收结构没有显著影响,而旅游收支、失业率和资本形成等代表经济结构的变量以及代表政府政策取向的政策变量对税收结构的影响显著。从总体来看,OECD国家的税收结构目前处于稳定状态,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发达国家税制结构改革已基本完成,"双主体"的税制结构已基本形成。     

完善出口退税制度优化贸易结构的若干思考

近年来,随着国际经济环境的改变和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目标的提出,以往对出口产品采取的全面全额退税制度亟待改变。本文通过分析目前我国出口退税制度的弊端,结合其他各国出口退税制度的经验,就如何完善我国出口退税制度,促进我国出口贸易结构优化等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并提出建议对策。     

关于增强税制公平效应的探讨

我国目前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对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不显著,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增强税制公平效应有其必要性,税收公平应该成为税制建设和优化的指导性原则。通过对影响税制公平效应主要因素的分析,指出今后税制公平改革的发展方向,并提出增强公平效应的税制改革路径,即优化税制结构增强税制公平效应、适度增强间接税的公平效应以及充分发挥直接税的公平效应。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税制结构的演进特征及趋向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已逐渐形成以增值税为代表的流转税类为第一主体税种,以企业所得税为代表的所得税类为第二主体税种的"双主体"税制结构。从税收全球化的角度来看,我国税制结构的演化势必会遵循发达国家的演进路径,即,所得税取代流转税成为我国第一大税类,最终进入以所得税为主体的时代。     

县域国税税源结构研究——以宁乡县为例

通过对湖南省宁乡县国税收入税源结构进行深入比较分析,发现该县国税收入长期依赖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未能充分发挥农业大县的优势形成支柱产业。房地产业“泡沫”严重,对宁乡县国税收入增长的支持不可持续。私营企业对国税收入的贡献大幅增长。积极引进外商投资的政策成效显著。从其税种结构分布来看,流转税所占比重正逐年下降,而所得税比重却不断上升。宁乡县应因地制宜、不断扩大税源,并加快第三产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有效促进宁乡县国税税源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