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建设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了吗?

中国高铁的快速发展正在重塑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布局。基于2006—2019年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创新性地将社会网络分析方法(SNA)、多期双重差分模型(DID)和空间杜宾模型(SDM)相结合,实证检验高铁开通以及高铁网络对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的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高铁开通有助于促进产业协同集聚,该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和工具变量讨论下依然成立。高铁开通对东中部地区、大中型城市、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以及高铁站距离市中心30公里以内城市的产业协同集聚促进作用更为明显。高铁开通通过加快高素质劳动力流动、提升市场潜力对产业协同集聚产生积极影响。高铁线路的不断开通形成日益加密的高铁网络,高铁网络中拥有较高度数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的城市对“本地”和“邻地”产业协同集聚均会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研究为评价高铁经济效应提供了新视角和新证据,也为加快高铁建设从而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提供了政策启示。     

高铁可达性、空间溢出效应与制造业集聚

以66个具有高铁客运站点的非中心城市为考察样本，运用空间杜宾模型考察高铁可达性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对非中心城市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高铁开通带来的可达性改善有助于促进非中心城市制造业集聚水平提高。第二，高铁开通带来的可达性改善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不仅有助于促进本地城市制造业集聚水平的提高，同时也会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提高与其邻近城市的制造业集聚水平。第三，高铁开通带来的可达性改善对不同制造业行业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高铁带来的可达性改善能够对当地城市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集聚产生积极的本地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而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而言，高铁可达性改善不仅会抑制当地劳动密集型行业集聚，同时也会对与该城市邻近城市的制造业集聚产生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高铁开通、网络中心性与旅游经济发展

在以往研究多围绕高铁开通对旅游经济发展"有无"影响的基础上,观察到高铁网络化演变对城市经济地位和角色功能的影响,引入SNA网络中心性指标,结合DID模型进一步探究城市在高铁网络中的空间特征对旅游经济发展的"程度"影响.结果 表明:高铁开通对城市旅游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其产生的动态效应会随着高铁开通时间的推移变为不显著.异质性分析表明,高铁站建设和城市发展规模的差异均会影响高铁发挥旅游促进效应.其中,高铁站是始发站,或其与市区距离小于30km,则该城市开通高铁会产生旅游促进效应;而三线及以下小城市"交旅融合"的潜力还需进一步挖掘.机制分析表明,高铁开通产生的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是影响旅游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进一步分析发现,城市在高铁网络中占据较高的点度中心度、中介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对旅游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研究结论为"交旅融合"的正确性与先导性提供了经验证据,对城市编制高铁旅游发展规划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两业融合”视角下高铁开通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研究

以中国282个地级城市数据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两业融合”视角下高铁开通对沿线城市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渠道。研究结果表明：第一，高铁开通显著促进沿线城市制造业升级，包括生产效率、价值链位置和环境效益。第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是高铁开通对制造业升级的作用渠道，高铁开通不仅可以通过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改善本地制造业的环境效益，还可以通过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提升本地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和价值链位置。第三，高铁开通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地区和城市异质性，对中部、西部地区和较大规模城市的影响更为突出，从而促进了不同地区间的均衡发展。     

高铁开通提升了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吗——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检验

以高铁开通这一事件构造准自然实验,基于2006~2017年中国271个地级市的平衡面板数据,首先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法测算城市绿色发展效率,进而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整体上,高铁开通显著提升了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在缓解内生性问题和进行多项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从动态效应上看,高铁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拉动呈逐年上升的趋势。（2）机制分析表明,高铁开通凭借创新效应、结构效应与配置效应提升了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其中创新效应发挥的作用最强,而结构效应的影响较弱。（3）异质性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拉动作用在东部地区和大中型城市更为显著。（4）基于地理距离圈层的扩展分析表明,高铁开通对不同圈层内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促进效应呈"倒U"型变化趋势,且在距中心城市200 km处达到最大。     

高铁开通提升了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吗——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检验

以高铁开通这一事件构造准自然实验，基于2006~2017年中国271个地级市的平衡面板数据，首先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法测算城市绿色发展效率，进而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整体上，高铁开通显著提升了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在缓解内生性问题和进行多项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从动态效应上看，高铁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拉动呈逐年上升的趋势。（2）机制分析表明，高铁开通凭借创新效应、结构效应与配置效应提升了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其中创新效应发挥的作用最强，而结构效应的影响较弱。（3）异质性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拉动作用在东部地区和大中型城市更为显著。（4）基于地理距离圈层的扩展分析表明，高铁开通对不同圈层内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促进效应呈"倒U"型变化趋势，且在距中心城市200 km处达到最大。     

高铁开通提高了中国城市经济增长质量吗?——基于劳动力流动视角的解释

中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关键时间窗口,提升城市经济增长质量至关重要.将高铁开通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以2003-2019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高铁开通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理论分析表明,高铁开通主要通过改善劳动力的空间配置效率、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这两个方面影响城市经济增长质量.实证研究发现,高铁开通能够促进中国城市经济增长质量提升,且这种促进作用具有持续性.进一步地,高铁开通带来的持续性影响对中部地区城市经济增长质量表现出不断扩大的正向影响,但对东部地区城市表现出波动影响.从城市特征来看,高铁开通对中小规模城市、非城市群城市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机制检验证明,高铁开通主要通过劳动力流动对城市经济增长质量产生积极影响,且高技能劳动力流动带来的促进作用要大于低技能劳动力流动带来的作用.     

高铁开通对企业异地投资规模和流向的影响

企业异地投资不仅有利于自身的市场拓展和竞争力提升,还可以优化资本要素空间格局和畅通国内大循环。高铁开通有利于商品要素资源在城市间的自由流动,从而对企业异地投资产生促进作用。采用2006—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异地投资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发现：高铁开通显著促进了企业异地投资规模的增长,该作用随着企业所在城市与投资对象所在城市之间人口规模差距、经济规模差距、技术水平差距、产业结构差距的增大而增强,从而强化了企业异地投资流向的非对称性（更多地流向市场规模较大、技术水平较高、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较高的城市）;高铁开通促进企业异地投资存在最优半径范围（600~900公里）和“城市群效应”,对城市群内的企业异地投资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高铁开通对第三产业、技术密集型行业、新基建水平较高地区、高等级城市的企业具有更显著的异地投资促进效应。应加快完善高铁网络建设,破除区域间的市场分割,加强城市间的经济联系,有效促进企业异地投资增量提质。     

高铁开通与长江经济带资源错配：影响机制与实证检验

首先,系统探究了长江经济带高铁开通影响资源错配的内在机理。其次,基于2004—2018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DID)实证考察了高铁开通对于长江经济带地区间资源错配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主要结论如下：(1)高铁开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长江经济带已开通高铁城市的劳动力错配水平,并对长江经济带已开通高铁城市的资本要素错配具有轻微改善效应,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2)高铁开通对长江经济带不同区域资源配置的影响存在异质性,高铁开通对于劳动力要素的“涓滴效应”集中在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虹吸效应”集中在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3)作用机制分析表明,高铁开通促进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加速流动,改变区域要素配置格局,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即劳动力流动和资本要素流动是高铁开通影响长江经济带城市间资源错配水平的传导机制。最后,从推进高铁网络建设,制定差异化投资政策、加快配套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合理布局地区间产业体系等角度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产业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基于空间计量和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以2005—2017年长三角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考察产业集聚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通过空间面板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显著提升了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和高度化指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于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促进作用明显,两业协同集聚有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影响不显著。从空间效应分解来看,制造业集聚以及协同集聚能促进本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提升,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于本地及周边地区产业结构高度化均有正向推动作用。功能型服务业集聚抑制产业结构合理化提升,利于产业结构高度化,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对于"两化"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另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存在显著的单一门槛效应。     

高铁服务供给对省域制造业空间集聚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微观制造业企业数据,运用EG指数法测算了中国30个省份在县级层面的制造业平均集聚程度,结果显示:从30个省份制造业平均集聚程度走势来看,2009年左右中国制造业整体空间集聚程度呈现逐年下降特征,空间扩散态势明显,但具有省际异质性特征;在测度中国各省份制造业分行业集聚程度基础上,通过手工收集各省份高铁日出行频次数据,运用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高铁服务供给对省域制造业空间集聚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从整体上看,高铁服务供给的增加对制造业空间集聚起到显著的抑制作用,促进了制造业的空间分散;进一步通过分行业考察发现,高铁服务供给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行业空间集聚的负向影响,大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行业。通过分时段回归和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对实证结论进行稳健性测试,发现结论依然成立。     

高铁开通能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吗?

将高铁开通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6-2016年中国28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创新性地将社会网络分析与连续双重差分法相结合,实证验证高铁开通以及高铁网络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其影响路径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高铁开通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是驱动效应在城市规模、区位、地理圈层和等级方面存在显著的异质性;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滞后性,这一效应在高铁开通后第2年开始显现,而在第4年开始减弱;随着城市在高铁网络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将不断增强;高铁开通间接带来的技术创新效应和结构优化效应是驱动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主要力量,且均存在时滞,而直接替代效应尚未显现;另外,高铁开通对邻近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论进一步完善了高铁的经济环境效应评估,为理解高铁与城市发展质量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对优化高铁布局也有重要启示意义.     

高铁开通对上市公司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

准确识别高铁开通对微观企业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对企业投资决策优化和区域产业优化均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08~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异地投资微观数据，基于高铁开通的新视角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对上市公司投资区位选择进行实证分析，并从市场规模效应和交易成本效应两条路径分析其内在影响机制，进而运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了机制检验。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增加了上市公司异地投资企业数量，总部所在城市开通高铁的上市公司新增异地投资企业数量平均提高了约5.2%；高铁开通对上市公司异地投资平均地理距离无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高铁开通仅增加了东部地区上市公司异地投资平均地理距离；机制检验发现，高铁开通一方面通过扩大市场规模促进上市公司异地投资，另一方面强化了站点城市信息环境对上市公司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从而通过降低信息搜寻成本促进上市公司异地投资。     

高铁开通与分析师预测精度

以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03—2017年分析师预测数据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高铁开通对分析师预测精度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开通显著提高分析师预测精度，这一结论对工具变量回归、安慰剂检验、变量与样本调整等各种稳健性检验保持稳健。中介效应表明，高铁开通主要通过促进分析师实地调研而影响其预测。进一步研究发现，当高铁站距离市中心较近、公司位于市区、分析师来自高声誉券商且无利益冲突时，高铁开通对分析师预测精度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对城市群创新绩效的影响——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论文分析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对城市群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并以粤港澳大湾区的数据为例,通过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在样本期内,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水平与创新绩效均有所改善;进一步地,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城市群创新绩效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作为一种高级的生产要素,可通过产业关联及知识溢出等机制有效提升城市群的创新绩效;分样本检验表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对城市群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在吸收能力更强的先发城市中更为显著。     

高铁“流空间”效应下的广西北部湾城市群旅游经济空间效应研究

文章选取高铁开通前(2013年)和开通后(2018年)为时间断面,以广西北部湾城市群(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玉林、崇左)为研究对象,基于GAM模型,对高铁开通前后的各城市旅游经济空间变化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高铁开通后城市间的交通可达性明显提高;南宁、钦州的旅游经济发展潜力显著提升;各城市旅游经济联系呈现以南宁为中心的分布特征,核心城市指向性明确,形成良好的城市群旅游发展效应。     

四川出省高铁对沿线城市旅游经济联系影响研究

高铁是旅游出行的重要载体,具有时空压缩效应,研究高铁开通对沿线城市旅游经济的影响,有利于调整四川省高速铁路旅游经济发展战略布局,促进四川省旅游经济发展。本文选取了宁蓉线、兰渝高铁、西成高铁三条高铁开通前后相关数据,以成都、合肥、武汉、重庆、南京、兰州、西安这七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基于ArcGIS平台,运用可达性模型和修正重力模型,定量分析节点城市之间在高铁开通前后可达性、小时经济圈及旅游经济联系的变化。研究结果显示:1）沿线城市可达性水平提高,产生了时空压缩效应,高铁开通后成都一小时经济圈得到明显扩大;2）城市间旅游经济联系明显增强,以核心城市为辐射带动了周边城市旅游经济发展;3）高铁沿线相邻城市的旅游经济联系隶属度普遍比非相邻城市的旅游经济联系隶属度高。     

高铁开通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研究我国高铁开通运行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作用方向、影响机制和异质性效应。理论上,高铁开通运行通过资源再配置、专业化分工和技术溢出效应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创新效率,进而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以高铁开通运行构建准自然实验,结合2006—2016年上市公司与海关进出口匹配数据进行经验分析,结果验证了理论预期的准确性。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高铁开通运行对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民营企业、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有更大的促进作用。此外,高铁开通运行存在非对称市场整合的“中心-外围”效应,即对沿线中心城市内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大。     

鱼和熊掌可否得兼?——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产业集聚的影响

创新型城市试点建设通过政策引致创新要素投入增加的方式,提升了试点城市的要素资源禀赋水平,进而实现了企业生产成本的降低,结合其对创新企业的培育以及对创新载体的完善,共同推动了试点城市的产业集聚发展.基于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3-2017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与双重差分分析方法,以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这一外生冲击为准自然实验,对上述理论机制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具有"重服务,轻制造"的阶段性特征,由此对城市产业协同集聚表现为抑制作用,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分析后仍然显著.通过进一步深入研究发现,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度较高的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表现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集聚二者得兼的政策导向,这表明通过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试点政策最终对城市制造业集聚产生了积极影响.     

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提升了生产率和工资份额吗——来自服务业的证据

运用垂直专业化指数测算中国服务业及其内部各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并以全要素生产率为中介变量,利用中介效应分析法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分工基于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劳动力工资的传导机制,为落实供给侧改革提供理论指导.研究结果显示:对于中国大部分服务行业而言,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显著,即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通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来提高自身熟练劳动力工资份额,导致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工资水平差距进一步拉大.其中,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熟练劳动力工资份额的正效应最大,对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熟练劳动力工资份额的影响稍弱,对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熟练劳动力工资份额的影响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