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监管中的博弈分析

通过建立环境监管问题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文章证明了在适宜的制度环境条件下,合谋可能是企业与地方政府的最优选择。针对优化制度环境,文章提出要加大来自上级政府的监督与制裁力度,改革地方政府的绩效考评制度等政策建议,以期改善地方环境状况。     

地方政府“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减排效应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策略的调节效应

加强环境污染与温室气体排放的协同治理，是“双碳”目标下实现企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手段。以2013—2020年高碳企业为样本，采用多期差分模型考察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与碳交易制度对企业碳排放的协同治理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在碳排放权交易与环境规制的双重影响下，高碳企业的碳排放量显著下降。调节效应分析显示，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策略会导致企业碳排放量增大，而碳交易制度在环境规制策略与企业碳排放量之间起到负向调节作用，碳交易市场机制的建立能够有效缓解环境规制执行中的策略选择缺陷。空间杜宾模型的研究显示，环境规制与碳交易制度的减排作用具有负向的空间相关性，地方政府规制策略对企业碳排放的消极影响具有正向的空间相关性；在这种空间相关性下，碳交易制度的负向溢出效应依然可以纠正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策略给企业减排带来的不利影响。     

制度环境、地方政府投资冲动与财政预算软约束

财政预算缺乏有效约束导致地方政府普遍过度负债,如何"硬化"地方政府预算、调整地方政府支出的超额扩张是解决当前大规模债务的基础课题之一。本文借鉴BFI指数构建了中国省级财政预算约束指数,并分析了影响财政预算约束及预算约束调整的相关因素。研究发现,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利于约束地方政府预算超额扩张;而分权导致的以经济增长为标尺的地方政府投资冲动,是造成地方预算软约束的重要原因。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较差的制度环境更容易诱导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的偏向性配置,从而加剧其在建设性领域中的投资冲动,降低了预算约束调整成功的可能性。在加强制度环境建设的同时,着重改革分权框架下地方政府投资竞争的扭曲性制度激励,有利于治理财政预算软约束并有效控制地方政府的扩张偏向性支出行为。     

环境经济核算与科学政绩观的关系研究

本文试图通过我国与发达国家环境经济核算的比较研究，探索新的国民经济核算模式，在国民经济核算框架的基础上构造环境经济核算体系，以此作为地方政府科学政绩观的基础。地方政府的科学政绩观，即考核地方政府不是简单的看经济指标，而是建筑在环境质量改善的基础上，人们生产和生活的环境适宜度优化，包括绿色GDP的实现，为可持续发展最终目标奋斗的综合考核，这也是新形势下地方政府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政府创新偏好、制度环境与城市绿色创新

通过整理中国25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从制度环境视角探讨政府创新偏好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基准检验显示，政府创新偏好与制度环境优化均促进城市绿色创新，制度环境优化会强化政府创新偏好对城市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门槛检验显示，政府创新偏好对城市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存在基于制度环境的双门槛效应，随着制度环境不断优化，政府创新偏好的促进效应呈阶梯式提升态势。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欠发达城市与内陆城市，政府创新偏好对发达城市与沿海城市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更显著。进一步检验发现，相比于策略性绿色创新，政府创新偏好和制度环境优化更有利于促进城市实质性绿色创新。     

美国政府财务报告的历史演进与述评——技术选择背后的制度变迁

受托责任是政府财务报告的基石,政府财务报告技术特征的历史演进取决于受托责任要求的发展变化,而受托责任则根植于一国特定的制度环境。因此,超越单纯技术视角的评价,以制度环境为逻辑起点建立分析框架,观察美国政府财务报告技术特征的历史演进,将能揭示美国政府财务报告技术特征发展变化的深层次原因。研究发现,美国政府财务报告技术特征的历史演进折射出制度环境的深刻变化;联邦政府和州与地方政府现行的以"权责发生制"和"政府层面合并财务报表"为技术特征的报告模式,都是新政府会计秩序所输出的技术结果。然而,由于政府会计秩序形成的基础不同,联邦政府和州与地方政府的新财务报告模式实施效果具有差异。这些发现对当前我国建立权责发生制基础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具有重要启示。     

政治关系、制度环境与上市公司资本投资

在尚处转型过程中的中国,政府在资源分配中具有很大的话语权,企业与政府的政治关系会对企业投资活动产生重要影响.文章研究发现.政治关系使企业拥有更多的外部融资便利,可以降低对内部资金的依赖而降低融资约束,并减少与政府的协调成本,从而提高投资效率,降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制度环境作为外部治理机制会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率;政治关系对企业投资的作用不受制度环境差异的影响;企业与地方政府关系对企业投资的作用要强于与非地方政府的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的政治关系和制度环境主要影响的是由于融资约束而导致的投资效率问题.     

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了吗？——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如何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是近年来广受学界关注的问题。文章利用2009—2020年我国沪深股市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研究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且通过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第二,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与企业绿色创新的正相关关系对于经济发达地区企业、披露环境信息企业、大规模企业以及未通过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企业更显著,意味着企业的“避免环境监管处罚”动机能较好地解释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与企业绿色创新的正相关关系。因此,提高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加强地方政府环境监管对于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加快建立生态友好型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政治关联、利益交换与地方政府环境业绩评价

由于政治关联的存在,地方政府与部分具有政治关联的被规制企业易形成利益共同体,从而损害第三方居民的利益,甚至引发环境事件。建立地方政府的环境业绩评价体系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式之一。分析地方政府、被规制企业与居民三者之间利益交换关系,从生态权益、环境质量与环境治理三个维度构建的地方政府环境业绩评价体系,可以全面反映地区生态环境情况,从而提高地方环境管理业绩,改善地方环境,并为评价地方政府环境业绩提供了有效参考。     

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与要素市场扭曲*

本文采用中国2005—2017年省级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经济增长目标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研究发现：（1）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具有显著的扭曲效应。通过干预信贷资源配置、扩大土地出让和压低劳动力工资等方式扭曲要素市场是地方政府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主要方式。（2）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的扭曲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和保增长压力较大地区更为明显。（3）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存在基于制度环境的门槛效应。随着金融制度、法律制度和产权制度的改善，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的扭曲效应将会减弱。本文为政府目标管理和要素市场扭曲等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现实依据。     

地方政府介入集群治理模式研究——基于双重约束框架的视觉

政府对集群治理的介入受到产业条件和制度环境的双重制约,表现出差异化特征。产业基础较强的区域,地方政府多采取保护引导式的介入治理模式;而产业基础较弱的区域,地方政府多采取强力主导式的模式。但随着集群的发展,政府介入又表现出中间性演化的趋势。     

地方财政风险成因及对策研究

地方财政风险的形成因素很多，包括内部收支风险、金融环境、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分配体制等。防范地方财政风险必须加强中央对地方财政风险的监控，建立地方政府公债制度，规范地方政府融资，编制地方财政风险预算，提高地方政府风险意识。     

政府行为与金融生态环境问题分析

金融生态系统是在一定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环境下形成的,因此具有鲜明的制度结构特征和社会文化特征。我国金融生态深刻受到金融生态环境,诸如法律制度、信用文化、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等因素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金融体系一直处于政府行为主导下,造成了目前我国金融生态的非均衡性现状。本文旨在探讨我国金融生态的环境问题,分析政府行为与金融生态问题的关系,并给出了一些对策和建议。     

“绿色悖论”之谜:地方政府竞争视角的解读

文章利用中国2000—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以地方政府竞争为切入点,基于地理邻接、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三种空间权重矩阵,构造动态空间面板模型检验了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显示:就纯粹的环境规制而言,本地区和相邻地区的环境规制能有效遏制碳排放,且环境规制的空间策略互动表现为"竞争向上"型;而在地方政府竞争的影响下,本地区和相邻地区的环境规制则显著促进了碳排放,引发环境规制竞争的"逐底效应"和"绿色悖论"现象。因此,为了有效规避"绿色悖论"现象,必须从匡正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入手,改革"中国式分权"下的激励机制,完善环境绩效考核制度与监督体系。     

基于环境规制视阈的企业环境责任缺失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伴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环境问题的严峻性也越来越突出。企业是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者,这是企业典型的负外部性行为。由于环境资源的公共物品属性和企业典型的经济理性,使得企业并不会有效内化环境污染所带来的外部成本。这是企业环境责任缺失的表现,也是市场失灵的结果。这需要政府的介入,实施环境规制。但政府并非是完美的,在环境规制过程中出现企业与政府的互动和政府行为的外部性等现象,这也是地方放政府“经济理性”的表现。其互动结果使得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形成所谓的“利益集团”．地方政府成为企业环境污染的保护伞,这是企业环境责任缺失的深层次原因,从而进一步造成环境责任的缺失。     

关于地方政府竞争的研究观点综述

地方政府竞争通常是指一个国家内部不同行政区域地方政府之间提供公共物品、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时,在投资环境、法律制度、政府效率等方面开展的跨区域政府间的竞争。[1]作为中央政府区域代理人的地方政府因其所代表的局部(或个体)利益而使相互竞争进一步扩张,甚至逾越彼此的     

官员排名赛与环境政策执行——基于环境约束性指标绩效的实证研究

以从2006年开始实行的环境约束性指标为研究对象,结合晋升锦标赛和弱排名激励理论,提出了官员排名赛理论,认为约束性指标制度的建立为地方政府提供了环境绩效排名的平台,由此推动了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力度。利用2006—2015年中国省际环境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数据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各省环境绩效排名对其未来环境政策执行力度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环境绩效排名落后的省份在未来1~3年显著提高了节能和减排的政策执行力度。     

生态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激励效应——基于东部六省46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我国财政分权体制下生态转移支付为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提供激励创新政策工具并已开展实践探索的现实背景,从区分各省不同的激励方式入手,采用东部六省46个地级市2005-2010年的样本数据,在构建地方政府响应函数的基础上,利用空间计量模型识别出这项制度创新对城市环境治理的激励效应.研究表明:(1)“奖励型”和“惩罚型”两种不同的激励方式产生了不同的制度效果,前者有助于提升环境投入,后者有助于强化环境规制.此外,采取直接筹资和一般性拨款对激励效果也具有促进作用.(2)地区间恶性环境竞争、高污染行业比重过大和地方财政能力不足都会阻碍制度效果的产生,其负面效应甚至可能超过生态转移支付的正面作用.这说明现行体制限制了生态转移支付激励作用的发挥.(3)目标协调和制度设计是提高激励效果的关键,目标协调应以扩大地方政府生态服务职能和弱化“牺牲环境换取增长”的动机为先导,制度设计应以提高地方政府治理意愿和治理能力为根本.     

政企关系、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差异与环境信息选择性披露--基于重污染上市公司经验证据

基于部门利益理论与印象管理理论,研究政企关系、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等因素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通过对1391家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2010—2011年数据实证研究发现,政企关系与环境信息披露成负向相关关系;在政企关系作用下,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不但没有起到相应的规制作用,反而降低了企业环境信息的披露质量;政企关系削弱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显著性与时间性,但是对于量化性并没有起到削弱作用。     

我国地方环境管制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地方立法和行政规章实际效率的实证分析

文章采用中国各省1994-2004年的统计数据,定量评估了地方环境管制对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环境规章显著提高了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但地方环境法规对其不具有显著影响。上述发现意味着,中国实施严格的环境管制能够收获环境质量提高和生产率增长的双赢结果,且地方政府主导的环境行政管制的实际效力可能要远远优于地方环境法规。因此,在健全地方环境书面立法的同时,还需要重视对政府组织结构和激励机制的重构,以提高书面法律的实际执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