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下劳动力人力资本投资与城乡收入差异分析——以中部六省为例

城乡一体化是新型城镇化的主要内容。人力资本投资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具有缓和及降低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功能,通过对人力资本投资与城乡收入差异进行关联分析,建立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提高人力资本投入和加大人力资本的积累对缩小中部地区城乡收入差异具有正向作用,并且演算出中部地区人力资本投资与城乡收入差异的弹性比例关系,即把中部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异缩小1%,将使城乡收入差距缩小0.4689%。     

基于包容性增长的税收政策探讨

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税收政策的主题是结构性减税,随着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到来,税收政策导向应适当调整。包容性增长理念的提出是人们对经济增长理论认识的进一步深化,这一理念为我国今后的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要符合包容性增长的要求,税收政策应该注重扩大内需,注重公平收入分配,注重促进就业。     

如何实现促进包容性增长的城镇化

作为城镇化水平相对滞后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正在将其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寄托在新型城镇化之上。这样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城镇化既是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又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问题的关键是如何使城镇化推动的经济增长具有包容性:使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能为全体公民(无论城乡)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能让全体公民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如何实现这种能够促进包     

普惠金融发展及其收入分配效应 ——基于经济增长与贫困减缓双重视角的研究

本文首先合成中国各省普惠金融指数,随后在经济增长与贫困减缓的双重视角下,通过系统GMM方法逐步考察了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效应和间接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发展不仅能够直接遏制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同时也会通过经济增长和贫困减缓两个渠道对城乡收入差距带来间接的减小效应。为此,政府不仅要关注金融发展的深度,更要注重金融发展的广度,进一步打造更具普惠性与包容性的金融服务体系,从而促进全社会共享经济金融发展的成果。     

网络基础设施、包容性绿色增长与地区差距——基于双重机器学习的因果推断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全球数字化浪潮下,网络基础设施对中国践行更为绿色、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增长路径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基于2010～2020年中国城市层面数据,在测算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基础上,以“宽带中国”战略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探究了网络基础设施对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内在机制,并进一步考察了网络基础设施的区域协调效应。研究发现：网络基础设施的推广普及对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尤其体现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方面;就影响机制而言,网络基础设施能够通过提升城市创新水平、鼓励大众创业行为、改善居民就业质量以及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来影响包容性绿色增长;与交通基础设施相比,网络基础设施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正向影响更甚,且对不同类型城市具有异质性表现;另外,网络基础设施弱化了传统地理优势,能够在全国、地区以及省份层面降低经济发展差距,具有显著的区域协调效应。本文不仅进一步完善了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现有分析框架,更为政府推动宽带战略落地、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以及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城镇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运用我国1982-2011年28个省的面板数据,通过引入城镇化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整体效应、地区效应、时间效应三个模型,考察了城镇化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年度差异与省级地区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化并不会必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它与城镇化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大小有关。从时间进程来说,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有先缩小、后扩大、再缩小的三阶段变化规律;从地区差异来说,经济发达、城镇化水平高、农业劳动力丰富的地区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加速,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有可能得到缓解,对经济欠发达、城镇化水平低、农业劳动力稀缺的地区来说,城镇化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因此,政府应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与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差异化的城镇化发展策略。     

“十三五”时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财税政策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及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计划经济中的高度分配体制被市场经济激烈的竞争体制所代替了,这促使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特别是城乡差距。在本文中就"十三五"时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财税政策进行分析讨论,提出缩小城乡差距的关键点,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共富之路欲何往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曾有这样的告诫:"财富如果长期为少数人所占有,而多数人处于贫困状态,它是不公平的,而且注定这个社会是不稳定的."在中国社会国富与民富已然失衡的情况下,当资源垄断利益失控甚至影响民生大计之时,当城乡二元化结构下农民利益被严重忽视之时,如果财富分配体制尚不能审时度势地进行调整,则有可能影响中国社会的科学发展. 而调整的原则性变化和趋势,已经反映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之中.报告强调要"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十八大报告除了对"两个提高"重申外,还强调了"两个同步",即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金融业关系实证分析——以陕西省为例

我国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路径中须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问题,金融产业在其运作中能够通过调整资源在区域间的分配来影响城市与其周边的经济发展,进而影响收入分配格局。陕西省在国家经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典型性使其尤具研究和借鉴价值。通过分析,发现陕西省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稳定的协整关系:金融发展规模与金融发展不平衡性的增加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而提高金融发展效率则可以降低城乡收入差距。     

时事聚焦

铁路向社会资本开放,投资建设下放给地方政府。5月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了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9项重点工作。会议确定今年在行政体制、财税、金融、投融资、价格、民生、统筹城乡、农业农村、科技等九个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大改革力度。会议再次强调要努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不断释放改革的制度红利。     

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中国发展进入新阶段的重大判断。这一新阶段从经济起飞的二阶段、速度变化的二阶段、产业发展的二阶段、需求增长的二阶段、比较优势的二阶段、城市发展的二阶段和改革的二阶段等7个方面来看,分别有以下特征:一是我国进入经济起飞的第二阶段,即进入"增长速度放慢、结构升级加快"的新增长。二是新增长、新发展的特征是增长放慢,质量提高,创新能力增强,速度不再成为衡量经济成长性的唯一指标。三是推动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变化的主导因素主要来自于最终需求,城镇化、服务业发展、制造业升级成为经济发展第二阶段的三大主力。四是在新发展阶段,需求结构变化的主要趋势是投资主导的特征将逐步削弱,最终形成消费主导型的经济。五是新发展阶段区域发展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增长率在区域间将出现倒差;区域间产业大分工格局开始形成;雁形发展模式为大中部地区发展创造战略机遇,新政府在新阶段应更加重视区域发展战略,把区域发展的重点放在大中部地区。六是城市发展进入第二阶段,必须打破现有的过于粗放的城市发展模式,走集约化、人口城镇化为中心、通过提高规划的科学化来优化城市结构的新路。七是制度红利是最持久的红利,要通过第二轮改革,创造新的制度红利,为中国进一步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我国贫富差距逼近社会容忍极限

<正>贫富差距加大带来的诸多问题正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近些年来,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导致部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基尼     

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与传导机制

城乡收入差距的解决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本文主要研究财政分权在中国经济增长、地方政府行为选择与城乡收入差距上发挥了什么作用,地方政府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下面临着什么样的激励机制及行为选择,并且建立了财政分权影响城乡收入分配的机制框架来分析这些行为对城乡收入分配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包容性增长对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包容性增长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学术界对包容性增长和马克思经济增长思想的关系尚未有所论证,本论文简单叙述了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内涵、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内容,希望通过初步探讨包容性增长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理论之间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对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挑战下、在党的领导下清晰地把握和坚定地遵循包容性增长理念,增强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包容性能力,推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与发展,实现我国社会全面协调持续发展有所启发。     

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长期影响效应分析

财政政策是政府部门调控市场经济的重要手段,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以及收入分配都具有一定的长期影响,具体表现为政府的消费支出以及投资性支出都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是政府支出却也加大了居民的收入。所以加大对财政政策带动地区经济增长以及收入分配影响分析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此,对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影响进行分析,并进一步探索利用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完善收入分配的措施。希望能够为相关单位提供借鉴。     

城乡协调与区域协调的中国城镇化道路初探

30多年来的中国城镇化主要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基本解决了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的问题;二是为非农产业发展提供了空间;三是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然而,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仍然存在着,城乡二元结构日趋强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年加大,土地的城镇化快于人口的城镇化等诸多问题,正在成为城镇化加速的障碍.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认识上的偏差,也有管理体制的原因,更是政府“经营城市”的理念造成的.在提出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中,应当从区域协调和城乡协调出发,把握城镇化的战略重点,走一条集约型的城镇化道路.     

包容性增长:中国经济社会改革新思维

包容性增长的核心就是倡导机会均等与公平正义,提倡让更多的人享受改革开放和全球化所带来的成果;让弱势群体得到保护。包容性增长的思想和我国近些年来提出的"全面小康"、"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等思想,从根本上说是一脉相承的,都代表着世界文明发展的最新成果。包容性增长就是要让人民群众都能参与到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去,共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从追求"国强"到强调"民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缩小贫富、区域差距,提高国家发展质量的战略转变。     

工业机器人应用会加剧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吗？

基于IFR数据库中国工业机器人数据，在科学测度2007—2019年中国31个省级区域工业机器人渗透度及城乡收入差距的基础上，细致刻画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显著加剧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因而有效处理机器人应用的收入分配效应能为高质量增长和共同富裕战略的协同共进提供重要支撑；工业机器人应用会通过提升就业技术结构高级化水平和资本利润率两个渠道，加剧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且工业机器人应用在高劳动收入份额区域内引致的城乡收入差距效应较为显著；工业机器人应用有利于激发产业结构服务化及合理化的演进动力，并对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具有催化剂作用。为此，中国政府应及时和准确地预判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中国目前及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动态影响，并在享受人工智能时代红利的同时，平抑其对城乡收入差距造成的负面冲击。     

城镇化是未来20年经济主要引擎

打破中国城乡经济意义、社会意义和行政意义上的二元结构,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城镇化最终目标,就是彻底打破各种意义上的城乡分割,最终不仅要缩小城乡差别,更要整合城乡,实现城乡一体化。只有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上,城镇化才是真正有效率的。这样的城镇化显然同造城运动和房地产化风马牛不相及。城市产业发展状况,特别是用新型工业化的指标来衡量的产业发展状况,应当进入城镇化和城市竞争力评价的视野。中央对于城镇化最近说得比较谨慎,绝不意味着城镇化不重要,而是必须首先把它搞清楚才能动员全国上下去推动。今后5至10年,经济增长指标将维持今年一季度水平。调控政策要从倚重需求管理全面转向供给管理,其要义是全面推进新一轮体制改革,创造并收获新的改革红利。     

收入流动、益贫增长与不平等

本文利用1995年、2002年、2007—2009年和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探讨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乡家庭收入流动、益贫增长与不平等变动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其中包括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结果表明：中国居民收入再排序流动性和收入增长累进性的变化与经济发展和市场化改革进程密切相关，2011—2013年，收入再排序流动性和收入增长累进性的大幅下降需引起高度关注。尽管城乡家庭的收入保持较高的增长率，但收入不平等程度还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市场因素仍然发挥着扩大收入差距的主导作用。现有的收入分配政策不利于低收入群体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享受到更多的发展成果，收入流动性未能得到持续改善。新时代为落实新发展理念，要从健全经济制度着手，营造机会公平的社会环境，培育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完善税收和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提高收入流动性、缩小收入差距，从而实现全面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