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口红利”衰退及其效应最大化

我们有1／4以上的人均GDP的增长是靠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获得的。但2010年比以往更加突出的用工荒现象却使得专家们纷纷发出“刘易斯拐点”的警告，无论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到来，我国“人口红利”衰退已是不争的事实，给社会经济发展既带来机遇又增加挑战，我们应采取调整人口政策、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劳动力素质、推动城乡一体化等措施来积极应对，实现“人口红利”效益最大化。     

人口红利消失之后

中国在长期享受“人口红利”之后，许多人预期这一经济增长源泉即将于2013年前后，随着“人口抚养比”的停止下降而消失。对此，学术界和政策研究领域存在不同意见。观点差异之大，争论对立程度之深，论辩感情色彩之重，颇不寻常。     

“人口红利”质疑：虚化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

“人口红利”一经提出，就质疑声不断，作者认为不能用简单的人口总抚养比来解释复杂的人口与经济关系，人口红利不是影响经济产出的主要变量，其无法论述人口对经济影响细节，无法解释我国经济的涨落和突变，在中国无具体的人或单位收获人口红利。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成果，同时也是我国对于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多年探索和研究的重要结果，而由计划生育政策所造成人口总抚养比的下降本身也是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成果之一。     

人口红利与老龄化

人口转变要经历高少年儿童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和高老年抚养比三个阶段,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形成人口红利和老龄化。人口红利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划分,如第一人口红利与第二人口红利、相对人口红利等。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具有老年人口规模巨大、老龄化发展迅速、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倒置显著、女性老年人口数量多于男性、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等六个特征。这使中国的老龄化发展既沿袭传统,又具有中国特色。     

如何应对“后人口红利时代”

人口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对中国的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防说：“1982年～200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与总抚养比（被抚养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下降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到了26．8％。换言之，我们有1／4以上的人均GDP的增长是靠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获得的。”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即劳动年龄人口达到了最充分供给状态，使“中国制造”保持了长期的成本优势。     

中国刘易斯拐点的异象、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由二元模式向一元模式转变过程中必然会面临刘易斯拐点问题.文章对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异象给出了一个理论说明,解释了“民工荒”与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并存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生产率的人力资本差异.本文还指出中国三十多年来之所以能通过高投资驱动经济增长主要是得益于充裕的人口红利,近几年,“民工荒”使得从表面上看人口红利行将消失,但是实际上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是潜在的巨额人口红利,应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本文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将潜在人口红利转化为现实人口红利的措施,并指出短期内在无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的条件下,充分利用人口红利的重要意义.     

城镇化主导中国经济战略转型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实现了持续超高速经济增长，年均增长率接近10％。然而，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开始出现了拐点，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外贸红利、环境红利等均已走到尽头。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新四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给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新方向和新思路。     

建议计划生育政策试行“奖一、放二、禁三”

随着我国人口增长问题的逐步缓和，“人口红利”将进入一个拐点时期。文章认为调整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具有一定的现实迫切性。     

后红利时代中国人口红利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2010年是中国劳动力供给的转折点，这预示中国人口红利拐点将很快到来。面对劳动力供给的数量和质量型短缺并存、老龄化和失业并存、高资产价格、国内分配体制失衡、国际分配体系不利等问题的挑战，急需制订战略性政策措施。通过适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延长退休年龄，改善人才环境，吸引和留住人才；增加教育投入，减少结构性失业；促进技术创新，实现产业结构转型，以达到减少劳动力需求、多渠道加大劳动力供给．进而消除和降低阻碍人口红利实现和取得的障碍．充分实现未来人口红利的目的。     

江苏省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将人口红利要素纳入罗默经济增长模型,从人口红利的视角下,分析其对江苏省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根据1997～2016年的数据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方程,结果显示:江苏地区生产总值与劳动力、居民储蓄、居民消费和总抚养比是协整的,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总抚养比对江苏地区生产总值具有负向影响。在此研究基础上,以人口红利视角对江苏省经济增长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延迟退休是自欺欺人的办法

正最近,有学者再次提出所谓"抚养比"问题,称如果中国不提高退休年龄,到2050年,中国的抚养比将从2010年的4.9下降到2050年的1.4,这意味着2010年是5个年轻人养一个老年人,2050年则一个半年轻人就要养一个老人,他们将不堪重负。抚养比是指在人口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对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这不是第一次有人提出"抚养比"问题。但笔者认为,所谓"抚养比"不是问题的关键,把"抚养比"作为延期退休的理由不能成立,延迟退休也没什么实际意义,     

劳动力有限供给、人口转变与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

本文从结构转化视角分析"刘易斯拐点"和人口转变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影响.通过对跨国面板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劳动力比率对资本形成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劳动力与资本的有效结合是人口红利得以发挥和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条件;总抚养比提高不利于资本积累,将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中国经验数据分析显示:经济结构转化,劳动力跨部门转移,是中国经济得以长期、高速增长的关键,高投资率是该增长模式的必然结果;"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消失,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将使新增劳动力明显减少;如果继续保持较高的资本形成率,资本进一步深化,将使资本边际报酬率快速递减,现有的高投资增长模式难以维持,中国经济将逐步进入低速增长阶段.     

人口红利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

运用两步系统 GMM 方法,基于中国省际动态面板数据分析了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人口转变带来的较轻人口负担,在中国现在的政策体制下,得到了充分利用,可以说人口红利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老年抚养比的加大在1990—2007年间甚至促进了经济增长,也就是说带来了第二人口红利     

人口结构转变中的人口红利及其实现条件

本文在总结中国“人口红利”问题相关研究文献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人口红利进行了新的定义，分析了我国目前人口结构现状，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标准，在2000年我国就已经属于人口老龄化国家，并且我国人口老龄化正在进一步加剧。提出了了人口红利产生的条件：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和人口迁移，充分利用这两个因素，使得人口红利达到最太化。     

在人口格局的转折关头

浙汀应充分利用当前劳动力递增延缓的缓冲时间，最大化就业；同时抓紧发展教育培训与科技创新，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近期中国人口问题的争论甚嚣尘上，皆因中国人口的拐点正以远超预期的速度日益临近。4月，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指出：我国人口增长势头减弱、主要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老年人口出现第一次增长高峰。有学者预计，中国总劳动人口2012年左右达到高峰，总人口将于2035年左右达到峰值，而老年人口将于2050年出现峰值。     

延迟退休是自欺欺人的办法

正养老领域有太多似是而非,甚至是误导性的概念和理念最近,有学者再次提出所谓"抚养比"问题,称如果中国不提高退休年龄,到2050年,中国的抚养比将从2010年的4.9下降到2050年的1.4,这意味着2010年是5个年轻人养一个老年人,2050年则一个半年轻人就要养一个老人,他们将不堪重负。抚养比是指在人口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对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     

人口红利：我们还能吃多久？

近期,很多观察家陇心忡忡地指出,随着十年后老龄化社会的真正到来,中国经济赖以增长的人口红利将消失,中国经济将受到新的挑战。曾经,我们一直以为,人口太多,负担太重,即使再大的经济成就也会因这个庞大得甚至有些不可思议的除数而消耗殆尽。巨大的人口负担,使得我们不得不发出一声声沉重的叹息。然而,实际上人口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对中国的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说:"1982年—200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与总抚养比(被抚养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下降对人均 GDP 增长的贡献到了26.8%。换言之,我们有四     

后人口红利时代的经济增长

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变中的某一阶段出现充足供给劳动力和高储蓄率给经济带来的正面影响。人口红利之后将面临高老年人口比所导致的人口负债。本文在理论层面讨论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人口红利期劳动力增长和高储蓄率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人口红利期之后必须通过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源开发,才能保持可持续增长。研究了中国充分挖掘人口转变潜在贡献的现实困境,给出后人口红利时代的理性建议。     

“人口红利”距“人口负债”只有一步之遥

中国是一个劳动力大国,在别国的艳羡中,低劳动力成本的中国制造走向全球,成为一张世界级的中国名片。然而,近来的一些数据和事实却表明,我国的人力资源优势开始出现隐忧。有人认为,到2013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可能转变成人口负债。人口红利对GDP贡献巨大20世纪50、60年代中国高达     

中国"人口红利"问题研究综述

本文在总结中国“人口红利”问题相关研究文献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的概念做了扩展。指出人口结构转变可能通过影响技术进步进而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并从金融市场的角度进一步对第二人口红利问题加以讨论，认为在这一系列问题上还有可深入研究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