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经济收入与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

本文对"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24个省份截面数据运用OrderL ogit模型检验发现,宗教信仰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相对农村居民而言,宗教信仰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显著;宗教信仰弱化了收入和学历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而对农村居民并没有显著影响。收入和学历正向显著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总体来说,虽然城市物质生活水平要远高于农村,如教育、医疗、公园和各种社会基础福利设施,但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平均水平要高于城市居民,参照点理论能够很好解释这个结果。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差异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呈现缩小的趋势。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户籍身份变动与居民生活满意度

本文利用大样本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了户籍身份变动与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研究发现,总体上而言,从截面数据横向来看,以生活满意度表征的居民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户籍身份差异,但“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高于城镇居民”这一传统观点并没有得到证实;从追踪数据纵向来看,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农村居民户籍身份的变动会显著地积极影响其主观幸福感,这意味着“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并非虚言。     

精准扶贫提高了贫困户的幸福感吗——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分析

精准扶贫是中国新时期农村贫困治理的基本方略,在帮助贫困人口脱贫增收等客观福利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对贫困户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尚不明晰。本文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4年和2016年两期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模型,评估了精准扶贫对贫困户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运用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探究精准扶贫对贫困户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的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精准扶贫政策总体上提高了贫困户的主观幸福感。(2)通过进一步细分扶贫政策类型得出,瞄准人力资本改善的能力培育型扶贫政策能够显著提高贫困户的主观幸福感,但直接给予经济物质支持的扶贫政策并未对贫困户的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3)相较于年轻和深度贫困户,精准扶贫对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作用在老年贫困户和一般贫困群体中更加显著。(4)从精准扶贫对贫困户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的传导机制分析发现,精准扶贫能够直接帮助贫困户增加经济收入,间接提升其主观社会地位并增强其村庄归属感,进而提升其主观幸福感。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及培养策略

从主观幸福感的内容出发,根据我国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和特点,对影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以及如何培养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等方面进行研究,力图找到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缺失的主要原因和培养策略。     

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分析——来自浙江省4县(市)的证据

本文以浙江省农村居民为研究对象,基于实地调查数据,通过构建ologit计量模型,重点分析了不同收入类别(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不同阶层状况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前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较强,超过80%的被访者对当前生活状况表示幸福或较幸福;尽管绝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边际效应随着相对收入水平的提高有所下降,但绝对收入仍然是影响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决定性因素;不同阶层(职业类别)农户主观幸福感,以及相对收入对不同阶层农户主观幸福感的边际影响效应存在差异。与转移支付型农户相比,自营工商型、务农型和务工型农户的主观幸福感较强;同时,相对收入对务工型农户的边际效应最高,其次是自营工商型农户和务农型农户。     

农村居民幸福感与绿色炊事能源消费选择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目的 目前关于幸福感的文献,多以研究产生幸福感的前置因素为主,但是对幸福感的逆向效应的研究常常被忽视。幸福感和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作用。文章通过对中国农村居民炊事能源消费的微观数据调查和分析,探讨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水平对绿色炊事能源消费选择因素的影响,有助于理解农村居民绿色炊事能源消费背后的驱动因素,以期对农村绿色能源消费引导政策提供指导。方法 该文基于2016年CFPS的数据,运用描述分析和Binary Logistic 回归,并采用变异系数赋权法对个人幸福感的主观幸福感和客观幸福感进行赋权分析,重点分析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和客观幸福感对绿色炊事能源消费选择的影响。结果 （1）农村居民的主观、客观幸福感在选择绿色炊事能源消费决策中发挥着重要的促进作用。（2）客观幸福感对男性组和女性组选择绿色炊事能源消费均表现出显著正效应。而主观幸福感只对女性组选择绿色炊事消费有显著正效应。（3）幸福感对农村居民预测绿色炊事能源消费有显著的地域差异。主观幸福感只对东北地区的农村居民绿色炊事消费有显著正效应。（4）年龄小的女性群体更容易实施绿色炊事消费行为。结论 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水平的提升对于预测绿色炊事能源消费有显著的影响。     

绝对收入、社会比较与农民主观幸福感——基于陕西两个整村农户的实证考察

本文用陕西两个村庄苹果户的调研数据,分析绝对收入、社会比较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采用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解析村庄间农民主观幸福感差异及其成因。研究发现,样本村农民的绝对收入及农民间绝对收入的社会比较,对农民主观幸福感具有促进作用,其中农民的社会比较方式具有上行比较特征,并导致社会比较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具有同化效应;农民以绝对收入进行的社会比较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村庄因素对农民主观幸福感有重要影响,村庄间农民主观幸福感差异来源于村庄间特征效应的差异,其中绝对收入对村庄间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差异度贡献度最大,社会比较次之;系数效应能有效缩小村庄间农民的主观幸福感差异。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干预研究

基于笔者以前所做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调查研究结果,筛选出幸福感发展水平比较低的被试,然后采用自鳊的提高主观幸福感的团体训练方案,对14名幸福感水平比较低的被试进行幸福感团体训练,探讨幸福感团体训练对幸福感发展水平的影响,试图寻求提高大学生幸福感以及心理健康水平的有效途径.研究结果表明:团体训练是提高主观幸福感发展不良大...     

就业质量、社会认知与农民工幸福感

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和《中国统计年鉴2014》数据,应用有序Logit模型和OLS模型探讨了就业质量和社会认知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进一步地,为了克服主观变量间双向因果关系所导致的潜在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是否熟悉居委会历史"和"是否有投票经历"作为工具变量,采用2SLS模型进行了内生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幸福感影响显著,其中,劳动报酬对农民工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参加医疗保险或养老保险的农民工的幸福感更高,而工作时间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的幸福感更低;第二,良好的社会公平感知、较高的经济地位感知和积极的情绪状态可以提高农民工幸福感,积极的情绪状态还能有效缓解工作时间对农民工幸福感的负向效应;第三,就业质量和社会认知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工作类型和劳动报酬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显著高于对老一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而劳动合同签订状况、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和经济地位感知的影响则呈现相反的情况。     

农地流转的多维减贫效应——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样本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从多维贫困视角出发,实证检验农地流转行为对缓解农村地区贫困状况的作用效果,并探究其区域异质性。结果发现:农地流转具有较为显著的多维减贫效应。对多维贫困指数进行分解,观察到农地流转使农户在收入、健康和主观感知维度的贫困状况得到了缓解,但在教育和生活水平维度并不存在显著的减贫效应;不同流转行为的减贫效应存在不对称性,农地转出更能改善农户的贫困状况;不同区域农地流转的减贫效应存在明显差异,西部地区的减贫效应最大,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减贫效应最弱,但相比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农户的多维贫困现状也更为严峻。因此,因地制宜地推动农地流转是缓解农村地区多维贫困进而消除相对贫困的有效路径。     

家庭资产、社会互动与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

目的 通过探究家庭资产和社会互动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为提高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方法 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OLS估计和有序Probit模型考察了家庭资产和社会互动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社会互动在家庭资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调节作用。结果 随着家庭资产中住房资产、非住房资产、非风险金融资产的增加和社会互动程度的提升，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是正向显著影响。并且，较高程度的社会互动不仅能显著提高住房资产、非住房资产、非风险金融资产对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还能有效缓解风险金融资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负向作用，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结论 除风险金融资产，其他家庭资产的增加和社会互动程度的提升，均能提升农村居民感觉“非常幸福”的概率；社会互动在家庭资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中起到正向显著的调节作用；东部地区或西部地区、家庭年收入中等和老一代农村居民，家庭资产的增加更容易提高其主观幸福感。由此，保障农村居民的住房资产、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并支持农村居民创业等是提高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举措。     

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农民工调查

文章采用随机街访、定向抽查和逻辑回归计量模型分析方法对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190户农民工进行实地调查,分析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家庭年平均收入、自尊和社会支持、受教育程度和人格特征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年龄、性别和健康状况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     

大学生对微商的态度研究

通过问卷的方式调查大学生对微商的态度,并对问卷结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高校大学生对微商的态度总体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年级"存在显著性差异,而在"性别"和"人口居住地"这两个变量上没有显著差异。     

农业机械应用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分析

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外出背景下,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降低了农业劳动强度,不仅促进农业生产效率提升,而且对农民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为此,文章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采用有序Probit模型进行估计,实证检验了农业机械应用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农业机械应用对农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业机械应用程度越高,农民主观幸福感越强;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家庭总收入、生活用水质量对农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为使广大农民有更强的获得感和更高的主观幸福感,一方面,政府部门应继续实施农机购置补贴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另一方面,鼓励拥有机械的农户提供农业机械化服务,提高农机服务可获得性。     

高校贫困大学生心理问题初探

随着高校的扩招,贫困大学生的数量越来越多,贫困大学生的心理问题越来越突出,如何解决贫困大学生心理问题是高校必须重视的问题。本文在分析贫困大学生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基础上,初步探讨高校解决贫困大学生心理问题的措施。     

婚姻成本会影响已婚男性农民主观幸福感吗？——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分析

当前农村普遍高涨的男性婚姻成本给个体和家庭带来沉重负担并引发系列社会问题。文章使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估计方法对婚姻成本如何影响已婚男性农民主观幸福感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婚姻成本与已婚男性农民主观幸福感之间呈倒"U"形关系,在临界值前后,婚姻成本的增加会分别提升和降低主观幸福感;个体和家庭层面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家庭总收入和成员关系对已婚男性农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区域层面上离乡镇距离、山区地形对已婚男性农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负向影响。据此,促进已婚男性农民主观幸福感提升,政府应从乡村治理层面入手,推行传统婚俗改革;健全农村婚姻市场,将婚姻成本引导在合理区间内。     

中国农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Meta分析

[目的]进一步探索影响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关键因素及其效应并深入分析研究层面产生分歧的原因。[方法]文章基于2007—2019年的40项实证研究,运用Meta分析,探究影响我国农民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及影响效应,分析其是否存在异质性,并探讨各影响因素的影响效应随时间迁移的动态变化趋势。[结果]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婚姻状况、家庭人口数、住房条件、家庭年收入、区位特征、医疗条件、人际交往是影响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关键因素;除家庭人口数、区位特征、医疗条件外,其他影响因素均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关键影响因素的影响效应值随时间的变迁趋于稳定且变化趋势较为良好或趋于稳定。此外,不同的研究特征对实证研究的结果会产生较大影响。[结论]强化农村公共服务投入水平,多渠道提升农民收益水平,维护拓展农民社会联系以提升农民主观幸福感。同时在未来研究中加强对关键影响因素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潜在调节变量的进一步考察,并注重多方法的交叉及比较应用。     

购买社会保险能提高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吗？——基于上海市2942个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实证分析

本研究采用2016~2018年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动态监测调查的2942份农民工样本数据,利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了社会保险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表明,购买社会保险可以显著提高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且购买的社会保险种类越多,其主观幸福感越高。购买社会保险的农民工比未购买社会保险的农民工主观幸福感高21.70%,每多购买一种社会保险,其主观幸福感提高6.10%。五种类型的社会保险均能显著提高参保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其中购买医疗保险带来的边际效应最高,其次为养老保险,最低的是工伤保险。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分样本分析,发现原模型的回归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进一步提高农民工群体主观幸福感的政策建议。     

南京高校大学生幸福感提升困境及对策

针对当前南京地区高校大学生幸福感提升困境所形成的原因及其特点，本文分析考察了当前大学生在幸福感的自我认知与社会觉察方面存在的矛盾和面临的困境，并提出对大学生自身以及相关主管部门改进教育、教学工作方向的建议。     

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以玉溪325户农村居民为例

本文以玉溪325户农村居民为样本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定量分析了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村居民普遍具有较高的主观幸福感,个人特征、经济和非经济因素影响其主观幸福感,相对于经济因素,非经济因素影响更为显著,性别、婚姻、年龄和文化程度的影响为负;绝对收入的影响为负,贫富差距满意度的影响为正;农村居民个人生存环境变量的影响主要为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