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公共品供给不足与财政支出膨胀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财政分权一直是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重大问题之一。截至1994年的财政改革主要集中于分权，通过一系列的财政制度安排，给予了地方政府尤其是省级政府较大的财政收入剩余控制权。这些制度安排极大地激励了地方政府促进经济改革，发展当地经济。但分权制度下的财政改革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主要在于过于强调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激励，以致于削弱了中央政府的税基，     

新时期中央—地方政府权责优化的总体思路简

改革开放以来,基于分权而形成的政府间关系在激励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博弈,并由此引发一系列问题,如地方政府之间的恶性竞争、中央政策难以落实、市场封锁、条块分割、行政低效等,成为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因素。”因此,迫切需要加快推进政府权责关系优化的相关改革,加强政府间关系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     

援助之手还是攫取之手？——关于中国式分权的一个假说及其验证

中国式分权的核心内涵是“政治集权”与“经济分权”的紧密结合。“政治集权”下主要基于相对经济绩效的晋升考核制度是地方政府激励的基本源泉;“经济分权”则给予了地方政府必要的资源支配权以保障这种激励效应的有效性。本文在将地区要素禀赋差异约束纳入模型后得出的基本推论是,“政治集权”下的“经济分权”将会加剧地方政府为谋求私人利益的“攫取之手”行为。我们以1998—2006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的计量检验结果也发现了财政分权指标与腐败水平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并且,这个发现是比较稳健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本文的理论推断。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内涵、诠释与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全球瞩目,中国经济模式成为学术界热议的话题.该文首先阐述了中国经济模式的涵义和特征,接着从比较优势论、市场论、二元经济论、中性政府论、分权论、政治论、人口论、文化论等八个方面总结了经济学界关于中国经济模式的解释.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虽然是巨大的,但并不是深刻的.下一步关键是要“改革政府”,着力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     

中国政府改革的方向：从集权到分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撰文指出，从集权到分权是目前 世界上政府改革的一个总的趋势，也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 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原因在于，市场经济是 全民经济，是人人都必须参入其中的经济。谁最了解自己 需要什么，自己能够干什么，当然是自己本身。企业也是 这样，一 个企业最了解它的经营情况，如所遇到的经营环境、面临 的问题及最佳的投资方向。一个地方也是这样，当地经济 发展面临哪些主要问题，投资环境如何，政府应该怎样改 善公共基础设施，提高对外的吸引能力，这些都应该是当 地政府最了解的情况。就我国的情况而言，如果说造成一 个企业经营不善，一个地方经济落后的原因众多的话，那 么，企业缺乏建立在产权明晰基础上的经营自主权，地方 政府对本地经济事务决策权过小，恐怕是其中的一个主要 原因。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地方政府作为地方经济利益的 主体地位已经基本确立。但是，由于许多关键的改革和一 些配套的改革还不到位，这一方面使有了自己的利益的地 方政府的行为发生了一定程度的不符合正常市场经济要求 的扭曲；另一方面还使得地方政府尚不能正确地履行其在 地方经济发展中应有的作用。这些都说明我国政府经济管 理职能从集权到分权的转变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要走，但 不能因此就否认这个改革的方向。有关专家认为，在谈及 政府体制时，“分权制衡”一说最常使用。制衡是分权的 基础，在制衡措施没有准备好之前，分权是不大现实的， 从集权到分权的转变也可以被看作是经济社会转型的一个 方面。     

论我国体制转型时期地方政府竞争的动机、特征和作用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地方分投和经济市场化、全球化深入发展．地方政府间竞争愈演愈烈。在这种情祝下，深入研究体制转型过程中我国地方政府竞争行为、有利于加深对地方政府间竞争规律的认识；有利于规范和引导地方政府竞争行为，维护地区的“竞争秩序”；有利于促进政府职能作用的充分发挥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本文在借鉴国内外政府间竞争研究有关文献的基础上．对体制转型时期我国地方政府竞争的动机、特征和作用进行了深入分析。     

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国家发展规划的约束效应

财政分权会通过影响地方政府行为进而影响环境,然而由中央发布的国家发展规划对地方经济工作又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并在环境保护方面形成了对地方政府行为的明显约束.基于全国1998-2010年的面板数据,利用静态面板模型对国家发展规划在财政分权影响环境这一机制中的约束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财政分权总体上对环境具有显著负面影响;“十五”“十一五”时期,国家发展规划的约束效应较“九五”(1998-2000年)时期有所增强;约束效应存在显著区位差异,东部地区较中西部地区财政分权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更小.     

分权与区域经济发展:面向一个最优分权程度的理论

关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已有的理论认为分权可以使得地方政府更好地发挥其信息优势,同时,分权也为地方政府提供了更好的经济激励,因此,分权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但是在经验研究上,中国的分权改革与经济增长是否存在正相关关系仍然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本文认为,分权也可能带来一些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利的影响,其中,由于地方政府的战略性经济发展政策和对经济的干预而导致的经济资源误配置是分权所带来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成本。因此,在理论上可能存在一个最优分权结构,偏离了最优程度的分权反而可能对经济增长不利。     

大厅局模式须重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机构改革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探索改革了五次。而这一次是历次地方政府机构改革中，给地方自主权最大的一次。     

新时期中央—地方政府权责优化的总体思路

正改革开放以来,基于分权而形成的政府间关系在激励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博弈,并由此引发一系列问题,如地方政府之间的恶性竞争、中央政策难以落实、市场封锁、条块分割、行政低效等,成为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因素。因此,迫切需要加快推进政府权责关系优化的相关改革,加强政府间关系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我国政府间权责关系配置的原则思路政府间的权责配置是指在国家公共权力系统内,不同层级政府之间如何     

分权化改革、财政激励和公有制企业改制

本文探讨了20世纪90年代地方政府积极推行公有企业改制的原因,基本结论是1994年进行的分税制改革强化了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显著增加了地方政府的增收节支压力,但是分税制改革并没有改变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财政分权化趋势。这种财政分权化体制对地方政府具有很强的财政激励效应,地方政府具有很大的积极性追求地方经济发展和地方经济效率。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国有企业及其他一些公有制企业的经营绩效变差,日益成为地方财政的包袱。与此同时,非国有经济对地方经济发展和就业增长的贡献却日益增加,对地方财政的贡献也日益增大。因此,从地方政府的自身利益出发,对公有制企业进行改制成为地方政府的最优选择     

政府转型模式与转型绩效：中国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转型采取了一种滞后于经济转型的渐进转型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通过分析转型经济政府的角色与作用，解释中国政府滞后于经济转型的渐进转型模式，有效减少地方政府“被俘获”和“竞租”风险、联结不完全计划和不完全市场、推进制度创新，从而提升转型绩效。中国经验对转型经济具有借鉴意义。     

管理即决策(一)企业经营10大线索之四

提升领导力将是下一轮改革开放的竞争焦点；提升领导力关键是提升领导人的决策能力。1980年代初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依赖体制改革带来的“政策性增长”，以及”高投入”产生的结果。它的“非持续增长”模式即将终止。可以断言，提升领导力必将是下一轮改革开放的竞争焦点。     

官员“老板化”

改革开放以来，部分地方政府官员在“招商引资”、“经营城市”的过程中，把政府当成企业，强调企业化运作，与之相对应的是党政官员有意或者无意地把自己当成企业“老板”并渐渐养成“老板式”思维方式。在老板式官员的背后，—方面是观念的偏差，另一方面是体制、机制和政策的不完善，甚至是民主政治发展的不足。     

论中国地方政府新架构与农村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我国农村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是党政权力高度一体化与地方政府体制高度统一的金字塔式权力结构。改革开放以来,“地区”一级已经演变成了实体型政府,其工作重心也转向城市建设与市政管理;而过去由议事、决策、行政、司法、财政为一体的县级行政体系却被肢解,逐渐形成了“双重衙门体制”;乡镇政权基本处于一种责任大、权利小、效率低的被动施政状态;村民自治又一直受到地方行政权力的制约,自身也缺乏财力的保障,几乎变成了“空壳民主”。下一步,中国地方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从高度集权走向合理分权,按照地、县、乡、村四级连动的整体改革思路,撤消地区一级,强化县一级,精简乡一级,充实村一级,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要求及中国国情的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和公共财政制度,提高整个社会的管理和服务水平。     

浅析地方政府发展民营经济的影响因素

毋庸置疑，民营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地方政府的作用。在探讨民营经济发展问题上，我们不仅要强调微观经济主体的创新功能，而且作为与微观经济主体相对应的地方政府，其作用同样不能忽视，“由于政府提供的是经济剩余赖以建立的秩序构架，而如果没有由政府提供的这种秩序稳定性，理性行为也不可能发生”，“经济增长的巨大绩效不仅是个人活动的结果，而且也是政府行动的结果”。     

中国式分权与政府机构垂直化管理——一个基于任务冲突的多任务委托-代理框架

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相结合是中国式分权的核心特征。在中国式分权体制下,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目标差异、信息不对称、任务的多维性和冲突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实际上形成了一种任务冲突的多任务委托—代理关系。本文构建了一个关于任务冲突的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比较了不同任务组合下的激励成本。研究表明中央政府让地方政府仅承担经济增长任务,对承担社会发展任务的机构实施垂直化管理,能够降低激励成本。因此,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政府机构的垂直化管理改革有其内在必然性。     

中国地方政府与次区域合作:动力、行为及机制

中国地方政府参与国际合作是国际关系和中国政治研究中的一个新问题。中国地方政府参与国际合作的动力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关系领域的分权是分不开的,制度性分权和政策性分权为地方政府参与国际合作提供了激励和保障。在现行中国国家结构下,地方参与国际合作对中央外交起着配合、补充和支持的作用。通过对港澳、沿海省份、西南省份、西北省份和东北省份参与次区域合作的研究,作者指出:跨界次区域合作是亚洲区域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国际组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其中发挥不同的作用;政府主导的区域主义符合亚洲政治文化的特点,更能有效地推进亚洲的区域化进程;从中国与亚洲区域化关系看,目前已初步形成了中国-东盟机制、上海合作组织和东北亚合作机制的Y形干状制度性安排,地方政府参与的次区域合作则形成了多层次枝状制度性安排,在枝繁干壮的区域化战略中,需要对地方政府的作用给予更多的关注和重视。     

官员晋升锦标赛:经济增长的政治逻辑——基于相关文献的梳理与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与社会快速发展,同时也伴随着许多问题,这一切都源于中国式分权的制度安排。经济分权提高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政治集权又确保各级官员不受地方利益集团所牵制。"向上负责"的官员晋升机制解释了地方政府作为经济发展"援助之手"的原因。为了获得政治晋升,下级官员必须遵从上级制定的政策目标。上级政府通过相对绩效考核方式,制造了下级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强大激励。这种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政治锦标赛在中国广泛存在,虽然有力地促进了地方经济增长,但也不可避免地导致地方保护主义、软公共产品供应不足、虚假数据和重复建设等消极现象的出现。近些年来学界的许多研究表明,围绕着经济增长与官员晋升的相关理论一直争论不断。     

财政分权、劳动保护与劳动收入占比

当前中国劳动收入占比变动与地方政府的政治经济行为决策有着很大的关系,地方政府放松对劳动的保护在相当程度造成了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持续走低。本文基于省级数据,运用动态面数据的GMM方法着重考察和检验了财政分权驱动下放松劳动保护对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机理是,在财政分权的激励下,地方政府可能放松对劳动的保护并将其作为引资“优惠政策”和争取本地选民的重要手段,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劳动者应获得的劳动报酬及福利。实证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劳动收入占比产生了显著的负面效应,而财政分权正是通过弱化劳动保护进行传导进而影响到劳动收入占比,因而财政分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显著地决定着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动,此外,2005年以来所实施的有利于改善劳工保护的系列政策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果。最后,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