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结构方程的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分析

农民工作为一个游离在城市市民边缘的特殊群体,一直备受社会关注,如何提高农民工的幸福感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问题。文章使用CGSS2010年的数据,采用order probit法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与其本地化社会资本进行了回归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农民工的本地化社会资本,尤其是社会信任和社会参与会显著影响他们的幸福感,同时发现本地化社会资本会改变农民工婚姻状态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显著性。为探讨本地化社会资本对不同婚姻状态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文章基于结构方程进行了中介分析并发现本地化社会资本会对农民工的婚姻状态与其主观幸福感之间产生遮掩效应。文章最后提出要关注不同婚姻状态的农民工,帮助他们构建本地化社会资本,并为提升农民工以及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改善社会管理服务提出了相应建议。     

多代同堂是否更幸福?家庭结构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利用2011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数据,围绕"多代同堂是否增进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这一问题展开分析.研究发现:(1)家庭同住人口数量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呈负向关系,即家庭同住人口数量越多,老年人越倾向于不幸福;(2)同住孙子女数量和同住重孙子女数量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向关系,而同住子女数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3)与子女配偶同住会显著降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4)与城市相比,家庭同住人口数量对乡镇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显著.因此,适当引导并加以控制家庭同住人口数量对提高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加入行业协会有益于农民创业吗?——基于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的证据

加入行业协会有益于农民创业吗?文章基于社会网络理论,分析行业协会经历是否在提升农民创业绩效和创业幸福感中发挥重要作用,并探讨了市场化程度的调节作用.使用2016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实证研究发现:(1)加入行业协会对农民创业者的创业绩效和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2)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行业协会经历对农民创业绩效的促进效应更显著;(3)市场化程度对行业协会经历与农民创业者幸福感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显著.文章从提升农民创业成效的角度拓展了行业协会公共职能的研究,并且补充了农民创业绩效和创业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同时为政府相关部门推动农民创业的政策优化提供了经验证据.     

近朱者赤:幸福的传染效应——基于CLDS 2014-2016的实证分析

研究他人幸福感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有助于更加全面地理解和评价公共政策的真实效果，如何有效识别幸福感人际传递的因果关系是分析幸福传染效应的核心问题。文章利用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以社区为参照单位讨论与检验了人际间的幸福传染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控制了个人、家庭与社区层面的相关因素后，社区其他人的幸福感对个体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分别以社区其他人的父母教育程度以及受访时间和天气作为工具变量，并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2SLS）的结果依然支持“幸福会传染”的结论。此外，包括指标、样本和方法调整在内的稳健性检验仍显示结果一致可靠。从群体差异来看，幸福的传染效应更加明显地发生于农村、家庭收入较低，以及自身幸福感和社会资本处于中高水平的群体。幸福在人际间传染的主要渠道有两条：一是个体通过捕捉模仿或认知联想他人的情绪与行为来改变其精神健康与社会信任水平，进而影响其幸福状态；二是他人积极的情绪与反馈有助于社会网络的构建与发展，从而通过促进社会互助影响个体的幸福感。幸福传染效应的存在为完善政策与项目的全面评估、加强社会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促进正能量的传播等提供了参考与启示。     

工作压力、婚姻与幸福感——对安吉外来农民工的调研分析

本文基于对安吉外来农民工的调查,分析了不同压力程度、婚姻状况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以及各幸福因子对总体幸福感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工作压力与总体幸福感显著负相关;已婚农民工幸福感高于未婚农民工,夫妻同时外出型与夫妻分居型的幸福感有显著差异;本文还发现,个体状况、收入状况、社会状况与总体幸福感显著正相关。     

非农就业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了吗？

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已经成为常态,对农村居民的福利水平产生了深远影响。文章基于体验效用假设,构建了工农要素流动下农村居民的幸福函数,并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农村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非农就业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效应、机制与情境。结果表明:非农就业在总体上促进了农村居民幸福感提升,但却存在一定的"伊斯特林悖论"关系,即短期非农就业能够显著促进幸福增长,但长期非农就业对幸福增长的促进作用是有限的,甚至出现停滞或反向抑制状态;其内在机制主要在于非农就业过程中农村居民的需求层次逐渐由生存需要转向尊重和自我实现需要,但长期非农就业并不能显著提升外出务工农村居民的社会地位感知;非农就业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促进效应,在本地非农就业和跨省流动的就业情境下更为显著,在女性群体、高中层次受教育程度群体中相对更高,且伴随农村居民的年龄增长呈现边际递减规律。基于此,文章提出创造本地就业市场、关注非农劳动力的就业需求变化、加强非农就业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等针对性政策启示。     

互联网对农村居民的幸福效应研究

当前,互联网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洪流",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农村居民的行为观念与生活方式。在此背景下,文章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2015年度数据,系统评估了互联网技能给农村居民带来的幸福效应。研究表明：掌握互联网技能会显著提升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其感到"非常幸福"的概率显著高出2.6%。考虑到掌握互联网技能很可能是农村居民"自我选择"的结果,结合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内生转换模型构造反事实框架纠正选择性偏误,结论依然成立。影响机制的分析结果显示,互联网技能会通过丰富休闲娱乐活动提升农村居民的幸福感。     

城镇下岗职工主观幸福感现状及影响因素——基于安徽省天长市的实证研究

文章对1996-2000年间下岗职工主观幸福感的抽样调查结果表明,大多下岗职工认为自己比较幸福,69%的下岗职工主观幸福感得分在4以上(最高分为7),女性比男性幸福,受教育程度高反而幸福水平低,年龄越大则主观幸福感越高,通过计量经济学模型发现,收入、健康、婚姻、社会支持、再就业状况等因素对下岗职工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     

社会资本、家庭收入与城镇居民幸福感:基于中国大样本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有关“幸福悖论”的研究逐渐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尤其是对于主观幸福感与收入水平的关系仍然存在广泛的争议.理论分析发现,主观幸福感的强弱是受到人口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采用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城镇居民大样本微观调查数据(CGSS2013),基于有序Logit回归模型探讨了社会资本、家庭收入对城镇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家庭收入、健康水平与信任程度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3个主要因素,而现阶段影响我国城镇居民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为家庭收入水平;(2)性别、年龄、职业、健康、婚姻与政治面貌等个体因素均对城镇居民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3)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提升城镇居民的幸福感;(4)整体而言,未来需要从缩小社会收入差距、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完善城镇医疗保障等几个方面提升中国城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及其对科学发展观的启示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失业、通货膨胀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主观幸福感在很大程度上受公平、社会资本、人口统计变量、生态环境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幸福经济学对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启示在于,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不是财富最大化,而是人的幸福水平最大化,政府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公平分配、控制通货膨胀、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     

旧人新照将爱情进行到老

婉约的自纱、笔挺的礼服、精致的牧窖……即便青春不在，镁光灯下的那一刻，也能抹掉岁月痕迹，找回年轻的自己——摄影棚里，越来越多的“旧人”在此寻找到了爱情最初的记忆。     

隔代照料孙子女对中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

使用 2013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以抑郁情况与生活满意度作为 心理健康的代理指标，探讨隔代照料孙子女对中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为克服由于自我选择所 产生的内生性问题，进一步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隔代照料孙子女对中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我国 51.7% 的中老年人提供隔代照料;提供隔代照料对中老年人心理健康有显著 的改善作用;隔代照料孙子女对男性、农业户口、未达到退休年龄中老年人影响更为显著;此外， 对影响路径的分析表明，提供隔代照料会通过显著增加人们参加社交活动的可能性以及参加社交 活动的频率来改善心理健康。     

共享时代社会多元主体嵌入养老服务体系——基于武汉市养老现状的调研

养老是事关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和亿万百姓福祉的重大社会问题。研究面向传统养老服务体系供需两端开展调研，发现其需求端存在供需结构不均匀、制度建设不完善、服务质量不达标、精神满足不充分等困难，供给端存在活动时间固定、活动形式单一、活动开展形式化和人员管理不规范等痼疾。在此基础上，借助“共享养老”平台的联动效应，尝试探索多元主体嵌入养老服务体系的新路径，提出完善政策制度、全面强化资源统筹能力，多元主体参与、高效整合社会养老资源，弘扬助老风尚、充分发挥文化粘合作用等政策建议。     

“老有所乐”养老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

面对愈演愈烈的人口老龄化国情,老年群体对养老文化服务的需求将变得越来越强烈,发展老龄文化产业是应对老龄化挑战的战略选择。在建立健全与国情相适应的“老有所依”体系的基础上,满足国民的精神需求,使“老有所乐”逐渐成为构建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养老文化服务的新课题,实现社会化的养老服务供给与养老文化服务需求的对接,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健康扶贫政策提升农村贫困老人主观幸福感了吗？

随着我国脱贫攻坚结束进入过渡期，健康扶贫政策对巩固脱贫攻坚提高农村贫困人口健康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2015年和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模型（PSM-DID），分析健康扶贫政策对农村贫困老人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健康扶贫政策在5%的显著水平下提升了农村贫困老人的积极情感，并在1%的显著水平下降低了其消极情感；机制检验发现，健康扶贫政策通过提升农村贫困老人实际健康状况、降低医疗费用支出的路径提升了农村贫困老人主观幸福感；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健康扶贫政策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提升了健康状况较差的农村贫困老人积极情绪。最后提出逐步完善医疗保障体系、拓宽健康帮扶边界、提升医疗服务水平、树立大健康理念等建议。     

我国人口深度老龄化与老年照护服务需求发展趋势

基于我国人口结构发展趋势预测,2022年我国老龄化率将达到14%,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到2030年前后老龄化率将达到20%,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随着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口高龄化不断上升,我国失能半失能老人规模及其比例将由2020年的4564万人和17.11%上升到2030年的6953万人和17.44%,至2050年进一步上升到12606万人和22%。失能半失能老人规模的快速扩大,将引发老年照护服务需求激增,按照90%失能半失能老人由家庭照护、10%由机构照护估算,照护机构护工需求将由2020年的33.8万人增加到2030年的52.2万人和2050年的101万人。考虑到家庭小型化趋势和“421”家庭普遍化趋势,未来由社区、家政、养老机构和医疗护理机构提供照护服务的失能半失能老人比例将会不断提高,老年照护所需护工的规模还会成倍增加,当前的护理人才教育培训机制远不能满足未来老年照护服务的需求。满足未来规模不断扩大、质量要求不断提高的多层次照护服务需求,亟须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大力发展多元化老年照护服务体系,切实做好护理人才中长期培育发展规划,不断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     

补充医疗保险对中老年人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研究

我国基本医疗保障制度顶层设计逐渐完善，但针对部分高额医疗费用，基本医保的报销水平仍然有限，与基本医疗保险相衔、面向全体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的补充医疗保险将作为在更大范围分散风险的补偿手段满足人民群众的医疗需求，为此探究补充医疗保险对中老年人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 采用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数据，构建两部模型进行分析探究。 结果表明，补充医疗保险增加了中老年人体检、门诊和住院的可能性，同时减少了其在门诊费用支出。 因此，政府应鼓励居民购买补充医疗保险，以解决基本医疗保险无法满足患者的医疗服务需求的问题，同时为我国补充医疗保险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Income inequality and happiness: Which inequalities matter in China?

The effect of inequality on happiness should intrigue social scientists. Of the many dimensions of income inequality, we explore four, analysing a rich data set for China. Does actual or perceived inequality have a greater effect on happiness? We find that perceptions of inequality are the more important. How broad is the reference group with which people compare themselves? They report that it is narrow; and indeed narrowly defined inequality has the greater effect on happiness. Do perceptions of the degree of fairness of inequality matter? They do, as they ameliorate the adverse effect of inequality on happiness, especially for the poorest. Is it self-centred or community-based inequality which affects happiness? Both measures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but in opposite directions. The research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are discussed.     

分手快乐?——离婚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

中国离婚率连年快速攀升引发了广泛关注，但鲜有文献定量评估离婚对个体主观福利的影响。文章首次采用追踪数据（CFPS）定量评估了离婚对个体主观福利的冲击及其动态演变，为理解中国居高不下的离婚率提供了一个新观察视角。控制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后，离婚对个体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短暂的负向冲击。按自评收入分为5个阶层，离婚当年人们遭受的幸福感损失，相当于从中等阶层下滑到最低阶层。离婚对幸福感不存在长期影响，离婚者与从未离婚者之间的幸福感落差在离婚3年后即基本消失；是否再婚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尽管男女、城乡、不同教育水平、有无子女等不同群组幸福感受离婚影响的程度存在差异，但均呈现出共同动态演变趋势。考虑到离婚个体在离婚前夕的幸福感水平，应该已经低于其他已婚者，那么离婚应该提升了他们的幸福感。离异者幸福感恢复迅速表明在遭受巨大打击后，其心理上表现出惊人的自我修复能力。中国离婚主观成本相对较低，或是离婚率高企的重要原因。应该审慎地看待离婚对幸福感没有长期影响的结论，该结论不应被视为支持乃至鼓励中国居民离婚的经验证据。本研究仅显示：一个离过婚的人，也可以像常人一样幸福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