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共危机的治理中推进民间组织健康发展——"公共危机和公共参与"研讨会综述

"公共危机和公共参与"研讨会认为,公共危机的固有特征及其应对需要民间组织的广泛参与;民间组织在参与公共危机治理时必须发挥专业优势,主动与政府合作,有效提高社会组织的参与能力;民间组织在公共危机的治理中表现出一些新特点;包括民间组织在内的公民社会的成长壮大和广泛参与社会治理,将为推动全社会的和谐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     

城市社区参与与民间组织培育

社区民间组织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产物,是建设和谐社会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发挥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形成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合力。”可以说社区民间组织是在深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应对的一个非常现实而又独特的问题。本文通过对成都市的调查从公民治理的视角来分析社区民间组织的功能,论证社区民间组织的自治功能。剖析社区民间组织在发展中面临的困境,提出了合理化的建议。     

企业集群成长中的地方政府作用

在企业集群成长过程中，不同约束条件下地方政府所发挥的作用应有所区别：在市场经济环境不成熟、民间组织协调能力弱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要替代民间组织，发挥直接促进企业集群成长的主导作用；而随着约束条件的逐步解除，地方政府应从直接扶持企业集群成长的功能中逐渐“退出”，将过去一系列职能赋予企业、行业协会及其他民间组织去行使，这样，地方政府只需要在民间组织不能单独作用的领域与其共同进行协调，发挥“市场增进”的功能。     

有限理性、新制度经济学与转型期中国民间组织

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认为转型期中国民间组织的兴起与发展是制度环境变迁的产物,是克服有限理性的一种制度安排.文章对理性、有限理性等理念进行了梳理.说明转型期中国民间组织在建立与政府的合作互动关系、促进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确保政府公共权力有序、健康运行等方面应发挥积极作用.     

试析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

在应对公共危机中,政府参与公共危机治理是大势所趋,但非政府组织有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必要性币口优势,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现实中存在着多种制约因素影响着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对此,应在从政府层次、非政府组织自身角度以及社会层次三方面努力推进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使其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国现代财政制度建设的实现路径

正1.制定财政基本法,建立具有权威性的财政法律框架。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必须制定财政基本法及相关法律,建立具有权威性的财政法律框架。一是要制定财政基本法,明确财政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作用,其核心在于明确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关系。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调控功能;既要强调政府依然是     

我国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

随着社会高速稳定地发展,各种公共危机事件不可避免地发生,并有频繁化和社会化的趋势.在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政府扮演着主导角色,但是单靠政府的力量却远远不够,非政府组织的自身特点决定了它在参与应对公共危机中的优势和必要性.然而,目前我国非政府组织在参与公共危机治理中还存在缺陷,并未能有效发挥其功能.因此,要从政府扶持和非政府组织的自身能力建设两方面来提高非政府组织公共危机治理的效率.     

社区和社区民间组织概念解析

社区和社区民间组织,是社会学和公共管理等研究领域重要的概念。当前在中国社区一般指在城市里人们生活居住的街区或居民住宅区。社区民间组织是在社区内成立和主要在社区活动的民间组织。在中国目前,社区民间组织一般为社区社会团体和社区民办非企业单位两种形态。社区民间组织因为具有社区性、公益性、非营利性、志愿性、自治性等特点,可以承担某些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参与社区治理,是推进和谐社区建设的重要力量。     

实现政府有效购买公共服务的关键要素研究

政府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是我国转变政府职能、实现公共治理创新的重要路径,我国政府购买服务实践中存在认识偏差、法律缺位、模式局限、机制缺失等问题,从治理维度审视,要推进我国政府向社会有效购买服务,必须从四大关键要素出发：坚持价值创新理念、健全相关制度规范、完善主体功能建设、建立三大运行机制,从而实现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有效性和现代化,实现公共治理创新。     

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路径选择

为非政府组织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俞可平认为,随着民间组织的逐步兴起与壮大,社会管理过程的管理方式将不再是统治(government),而转变成治理(governance).在"统治"中,国家依据其政治权威而发号施令;而在"治理"中,它是国家与社会间互动、协商的管理过程,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在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该过程中,政府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公共危机治理中的社会参与主体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危机频发已经成为公共管理中不可避免的重大挑战,政府和社会的良性互动,公民、志愿者、第三部门和社区的高度参与,在应对各种突发危机事件中发挥出重要的功能。在我国,各方社会力量作为主体在公共危机治理中涉及的领域不断拓展,参与程度日趋深入,其主体性逐渐突显,但相比之下,这种社会参与机制的发展尚处于萌芽阶段。社会参与主体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存在许多问题,完善公共危机治理中的社会参与主体,形成功能齐全、协调有方、运转高效的社会参与机制。     

论会计信息披露的治理功能

会计信息披露本身作为治理上市公司的一个机制,是政府代表社会公众与上市公司签订的一份公共合约,具有很强的外生性.公司治理本应作为上市公司内生的制度安排,但由于其是从西方移植的产物,在中国当前的社会环境下难有作为,而发挥会计信息披露的本原作用--公司治理功能,则有助于实现会计信息披露和公司治理之间的良性循环.     

合作治理理论视域下的中国NGOs扶贫

随着中国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变迁,特别是随着民间组织的迅速成长,治理、合作治理理论及实践已在中国获得广泛认同.其中,对于贫困这一困扰中国社会发展的公共问题的治理,正在形成一种多元主体合作治理贫困的格局.中国NGOs在合作治理贫困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困境和突破 ——基于杭州的调研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社会组织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协同力量.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擘画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提出要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注重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作用,以及行业协会商会自律功能,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2020年以来,全球疫情肆虐,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疫情防控与基层社会治理作出指示,要求"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疫情防控",社会组织作为社会力量的重要一元,在参与疫情防控维持社会秩序方面彰显了重要作用.     

科技社团参与国家治理体系的作用与路径探究

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多次强调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政府不再只是治理的主体,而且也是被治理的对象;社会不再只是被治理的对象,也是治理的主体.科技社团作为社会治理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应结合自身特点,积极发挥重要作用.     

官僚制的困境与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

官僚制是政府治理的一种组织形式.在工业社会时期,官僚制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在信息社会,官僚制正面临深刻的危机,官僚制内部信息结构和激励结构的困境是引起危机的根源.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就是对这一危机的反应,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实际上就是对官僚制所作的改革.     

治理理论下的社会组织管理探讨

从社会治理视角看,社会组织作为多元管理格局中的一元,在政府、市场、社会三大组织环境中发挥重要作用。当前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存在体制性困境。基于治理理论,社会组织管理应从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的均衡发展入手,加强制度建设与环境建设,形成多元共治的社会组织管理模式,使社会组织的发展与社会建设相匹配,形成同步发展、良性互动的状态。     

论政府在社会经济转型中的作用

从世界各国经验来看,稳定而又强大的政府是实现社会经济转型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在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一方面要发挥政府在维持市场秩序、提供公共物品、进行收入再分配和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又要积极推进政府自身改革,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     

关于政府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制度的研究

政府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制度是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公共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近20年来,西方国家通过实行政府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制度,在促进政府提高管理效率,充分发挥公共资源效能,增进社会对政府公共支出的监督和了解,改进政府形象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我国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以及我国加入WTO后与国际社会的交往日益增多,如何把政府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制度引入我国政府的公共管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中参与式预算的实践困境与机制突破

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是提升公共服务效能,推进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的重要举措。但是在服务承接过程中存在浪费、低效以及腐败等问题。实践证明,引入参与式预算将对问题的化解起到积极作用。但是,通过我国当前政策设置和相关案例比较发现:公民参与不足、社会组织自主性不强、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以及各相关主体之间的合作不够和角色不清等,是导致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参与式预算效果不好的关键问题。问题解决需要从整体性视角切入,在政府、社会组织以及受助民众之间建立一个供需管三侧联动的机制。供需管三侧联动机制明确了各主体的责任、角色,并从公共精神角度,融合三者的共同目标。同时,在机制构建中,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和建设以及发挥人大监督和审批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