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价格因素的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计算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Global Cost Malmquist和Tobit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将价格因素引入模型中,基于Global Cost Malmquist指数模型估算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全要素生产率分解进一步分析我国的资源错配状况及其来源,并采用Tobit模型对全要素生产率尤其是价格效应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高估问题,技术进步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日趋显著,由价格扭曲导致的资源错配是现阶段抑制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提高的主要因素,同时技术进步和价格扭曲加剧了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差异;对外直接投资、出口贸易和金融发展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改善了资源错配,而市场分割和工业占比则起到抑制作用;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中部地区的出口贸易以及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会显著改善地区价格扭曲程度。基于以上研究,提出加快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培育开放的市场化动力、激发金融市场活力、优化产业结构等政策启示。     

产业集聚对资源错配的改善效果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将产业集聚因素纳入资源错配理论研究框架,构建了包含集聚因素的资源错配改善效果模型。进一步将资源错配程度细分,计算了排除集聚因素影响的分行业资源错配指数。研究结果表明,中国72%的行业资本配置不足,69%的行业劳动力配置过剩;资本密集型行业资本配置普遍过剩,劳动力密集型行业资本配置普遍不足,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力配置存在明显缺口。产业集聚的改善效果主要通过产业集聚形成的降低资本门槛和优化劳动力结构来获得,能够在资本配置过度和劳动力配置不足时改善资源错配,弹性作用分别为0.0737和0.1460;但在资本配置不足和劳动力配置过度时加剧资源错配,弹性作用分别为0.0568和0.0292。资本门槛和劳动力结构通过与产业集聚的协同作用,对资本配置不足和劳动力配置过度产生积极作用,强化并补足产业集聚对资源错配的改善效果。本文通过分地区研究发现,产业集聚对集聚程度较高的东部地区改善效果更好,集聚程度较低的中西部地区改善范围更广,这为优化中国产业布局、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平衡地区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     

聚集经济、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基于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GMM分析

本文基于 2001 ～2015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 采用动态面板的数据分析方法研究聚集经济、人力资本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结果表明， 聚集经济和人力资本都显著的促进了经济增长， 有明显的正效应， 而固定资产投资抑制了经济可持续增长。 在此基础上， 本文提出了重视固定资产投资空间错配的思想， 以及更好地发挥聚集经济、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的建议。     

碳排放总量控制、配置效率与产出收益

高效统筹经济增长和“双碳”目标、实现绿色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是各界普遍关注的重要话题。理论研究发现，通过提高企业间二氧化碳排放的配置效率，可以在不改变碳排放总量的前提下提高经济总产出，降低碳排放强度。具体而言，本文在资源错配与产出损失测算框架下，将二氧化碳作为一种投入要素，考虑不同要素之间的替代弹性，量化企业在碳排放相关的能源市场和规制政策扭曲下面临的碳排放影子价格、碳排放错配程度及其宏观经济影响。使用2008—2012年中国税务调查数据中的制造业企业数据测算，结果表明不同行业的碳排放影子价格扭曲程度存在差异，总体变化呈倒U型趋势。反事实分析发现，如果完全消除碳排放影子价格扭曲，总产出可以提高50%左右，且不同行业的产出收益及其变化幅度存在差异。扭曲的影响因素分析表明，现阶段碳减排应重点关注中小企业、高龄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国有和外资企业，以及重点能耗行业内的企业。基于优化碳排放配置效率的视角，本文的研究结果为实现经济增长与“双碳”目标的动态平衡和加快构建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发展机制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金融错配对公司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合意贷款规模管制的背景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国家经济转型的进行,公司创新对增强经济活力的作用日益明显。新制度经济学和法经济学发展以及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使人们对影响公司创新因素作了更深的思考,其中外部因素,尤其是金融生态环境对公司创新的影响越来越重要。从资本成本角度看,当前我国金融资源错配的现象抑制了经济市场中公司创新的活力,尤其是在合意贷款规模管制的背景下,这一抑制作用更加明显。     

境外上市与境内上市国有企业资本错配程度的比较分析

微观经济学理论指出,资本配置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能够达到理想的帕累托最优状态。现实社会中或多或少的干预因素使得资本错配问题存在于各个国家的各种所有制经济中。本文以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结合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建了资本错配测算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通过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测算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得到境外上市（实验组）与境内上市（对照组）国有企业的资本错配指数,通过对比分析发现：（1）境外上市国有企业的资本错配程度显著低于境内上市的国有企业;（2）与境内上市相比,香港上市国有企业的资本错配程度更低;（3）近些年,境内上市国有企业的资本错配程度低于香港与美国交叉上市的国有企业;（4）与在香港与美国交叉上市的国有企业相比,香港单独上市国有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更高。     

制度变迁、教育层次与中国经济增长

本文利用2001～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考察教育因素和制度变迁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制度变迁因素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且能够有效释放各教育层次劳动力,对劳动力的释放程度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制度效率水平相关;中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最显著,且各教育层次劳动力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呈显著的区域差异;物质资本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     

中国经济增长稳定性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经济增长稳定性对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国民福利水平有重要影响。本文在评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稳定性的基础上,定量分析了各因素对经济增长稳定性的影响程度。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稳定性主要受产出缺口、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投资者所有制结构等四大因素的影响,当产出缺口增加1％时,经济增长稳定指数降低0畅97个点;当需求结构（最终消费率）提高1％时,经济增长稳定指数上升0畅79个点;当产业结构提高1％时,经济增长稳定指数上升1畅47个点;当所有制结构（国有经济占比）上升1％,经济增长稳定指数降低0畅62个点。     

中国制造业区位变迁:结构效应与空间效应——对“克鲁格曼假说”的检验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当中,经济活动的空间结构通常会发生变化。与此同时,地区的经济结构也会相应发生变化。克鲁格曼假说认为经济一体化将导致地区专业化水平提高和经济活动更加集中,但有研究认为专业化和地理集中并不始终同时出现。本文采用偏移份额模型将中国地区制造业增长分解为结构效应和空间效应,通过两种非参数方法对产业活动的空间效应进行分解,试图阐述在中国经济市场化过程中制造业区位变迁的内在规律,进而检验克鲁格曼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经济增长及其配置效应分析

结构主义认为,部门间的要素流动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本文主要从江苏省改革开放以来三次产业的投入、产出的变动状况展开,并利用资源总配置效应分析方法分析要素在三次产业间的变动对江苏省整体经济增长的影响。     

结构危机化解、内生动力激活及财政金融政策的结构化

出口下降和过剩严重是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主要矛盾。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需求扩张措施将产生供求结构的错配，不可能有效地化解当前的增长约束，财政金融政策的结构化是必然的选择。通过财政税收政策和货币金融政策的结构化，把需求扩大、过剩化解与结构升级协同起来，在保增长的同时把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和动力激活起来，以加快实现中国经济的增长恢复和良性发展。     

北京市能源消费的因素分解分析

本文利用迪氏对数指标分解法(LMDI)对北京市17个行业2005～2009年间的能源消费变动进行因素分解分析.将能源消费增长的总效应分解为3个部分:生产效应、结构效应和强度效应.生产效应是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增长的贡献,结构效应反映产业结构调整对能源消费增长的贡献,强度效应是指能源效率提高时能源消费增长的贡献.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效应是导致北京市能源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结构效应和强度效应则延缓了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长,但生产效应明显大于结构效应和强度效应之和,因此能源消费在此期间表现为增加.值得注意的是强度效应高于结构效应.     

轻重工业增长因素比较与工业资源总配置效应分析

增长因素分析是对经济增长效益进行综合分析的一种较好方法,资源总配置效应分析法是对增长因素分析法的深化,它反映了产业部门之间资源流动和结构变化对于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增长的作用。本文将在对轻、重工业的增长因素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来考察工业资源的总配置效应。     

数据要素提升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与效应分析——基于新古典经济学与新结构经济学的对比分析北大核心

数据要素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生产要素,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其理论机理:(1)数据要素作为生产要素直接投入生产促进经济增长,发挥直接效应;(2)数据要素投入后与其他生产要素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同时也会改变生产结构、促进禀赋结构变迁,间接促进经济增长,发挥间接效应。本文采用增长核算模型和发展核算模型,在对新古典生产函数以及新结构生产函数进行拓展的基础上,考察数据要素积累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研究发现,在两种新生产函数下,数据要素积累均能产生直接效应;长期跨国收入差距均取决于技术差距和人均数据积累速度。此外,依据新结构的新生产函数,数据要素积累还能发挥间接效应;人均资本结构变迁差距和人均数据结构变迁差距也是长期跨国收入差距的原因。因此应该重视数据要素积累,发挥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加速实现中国经济增长。     

电力市场化改革对煤电行业错配的影响——来自南方电网五省的证据

实现“双碳”目标,需要煤电发挥兜底保供、系统调节的“压舱石”作用,机组的发电效率日渐引起关注。过去中国采取“三公”调度模式,部分高耗能、高污染机组被低效利用,导致了行业内资源错配现象的发生。新一轮电力市场化改革后,电力系统的运行效率不断提升。以南方电网五省为例,运用以成本最小化为目标的优化模型模拟经济调度情景,并使用双向固定效应回归分析电力市场化改革对资源错配的影响,主要结论有：(1)省内经济调度可使供电成本和供电煤耗分别降低2.99%～6.41%和3.13%～6.85%。(2)南网五省内部采用经济调度可节约的发电成本由2011年的30.13亿元（4.09%）增至2018年的68.68亿元（8.42%）。(3)电力市场化改革减少了9.9%～10.3%的错配成本。研究结论为深化电力市场化改革相关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经济制度变革还是产业结构升级--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源泉及其未来改革的重心

本文利用回归和结构计量分析方法对经济制度变迁、二元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计量，详细分析出各种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证明了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不仅在于渐进式经济制度改革，而且得益于转轨的“后发优势”；二元经济转型引起的产业结构的升级无论从增长质量的改善上还是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上都高于经济制度变迁；简单的资本非国有化改革在过去有弱化我国规模经济以及资本产出效率的作用，未来经济改革的核心应当从过去的所有制改革、市场化和开放化转向以二元经济转型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调整之上。     

货币错配——新兴市场国家汇率制度的选择困境

货币错配是金融全球化的一个普遍现象,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中普遍存在.它会对一国的经济造成广泛的影响,并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会引致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的爆发.管理或控制货币错配,就成为每一个打算融入国际金融体系并相应实行较具弹性的汇率制度的发展中国家需要首先解决好的重大问题.本文从新兴市场国家货币错配的成因出发,并以东南亚和墨西哥等典型的新兴市场国家汇率制度选择为例对货币错配进行了分析,并辅以实证论证了选择较灵活的汇率制度和相对充足的国际储备可以避免货币错配带来的经济风险.     

关于经济增长中结构效益测算方法的讨论

一、问题的提出 世界各国都在关注着经济的增长,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地增长是世界各国政府追求的目标。因此,分析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并测算各因素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大小,长期以来,一直受到经济学家们的重视。 为了分析、测算各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国内外许多经济学家都作了有益的尝试,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其中最突出的成果要数索洛(Solow)的增长速度方程,由它可测算出资金、劳动力和广义的技术进步分别对产出增长率的贡献大小。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广义技术进步包括生产要素质量的变化,知识的进步、资源的重新配置、规模经济、政策因素、管理水平等,其构成比较复杂,包含了一些不属于技术进步的内容。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分解广义技术进步中诸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其中从广义技术进步中分离结构效益就是一个有趣又有意义的课题。这里的结构效益是指,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实现资源的合理优化,由此产生的经济效益。美国学者从资源合理配置的视角对上述课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农业投入的减少的非农自营职业的减少以及国际贸易壁垒的减少是资源合理配置的体现。”但这种方法无法用于考察包含若干个产业组的国民经济系统。我国学者袁嘉新和傅道臣为此作了有益的尝试,...     

行政垄断对所有制差异所致资源错配的影响

本文基于异质性企业垄断竞争模型,提出所有制差异所致资源错配程度的测算模型,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测算了要素价格因所有制差异而导致的资源错配程度。结果表明,尽管中国所有制差异所致资源错配程度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但资源错配情况依然严重,1998—2007年所有制差异带来的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TFP)损失每年都在200%以上,其中劳动要素错配带来的TFP损失约为100%,资本要素错配带来的TFP损失约为50%。本文分析还表明,所有制差异所致资源错配问题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所有制差异本身,而在于政府行政权力与国有企业垄断结合而形成的行政垄断。行政部门通过设置市场进入壁垒、管制市场价格获得垄断势力,以及通过支配国有银行占主导的金融体系为国有企业带来较低的融资成本,从而实现国有企业高利润以及员工高福利,进而导致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的错配。     

电力产出、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对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拓展式,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利用我国31个省际(不包含港澳台) 2000—2016年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电力产出、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整体电力产出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但部分省区电力价格扭曲导致电力部门对该地区的经济增长贡献不高。东部地区存在大量省际间壁垒,整体电力产出对经济增长呈现负的溢出效应。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都出现正的溢出效应,技术进步的溢出效应在发电量与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中起到催化剂作用,资本与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呈现负的溢出效应。政府在调节经济活动中出现过度干预,抑制了经济增长。因此,我国需要完善统一的电力市场规则,减少政府干预,提供更多机会增强市场活力,继续提升电力交易模式市场化水平,加强技术研发投入,开发与利用新能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