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与偿付能力风险

流动性风险与信用风险是商业银行面对的主要风险类型,研究二者的相互关系及对商业银行经营的影响具有重要实践意义。实证分析表明,反映中国商业银行整体流动性风险的流动性创造指标会显著影响银行信用风险,但表示银行融资流动性风险的NSFR比率不会影响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信用风险对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影响不显著。本文实证分析也从侧面证明银行资产流动性风险对银行信用风险影响较高,因为二者都与银行账面资产有关。实证分析还表明中国银行业存在"大而不倒"的现象,但本文认为这种"大而不倒"的现象本质来源是政府承担了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和信用风险的管理任务,因此商业银行自身应该从流动性风险和信用风险交互作用角度做好风险管理,降低银行风险。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杠杆操纵

企业杠杆操纵行为会增加企业财务风险和系统性金融风险。从信息互补视角的实证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显著降低其杠杆操纵程度，且数字化转型对弱银企关联型企业杠杆操纵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提高了弱银企关联型企业公开信息透明度，缓解了融资约束，抑制了企业杠杆操纵行为。进一步分析发现，媒体关注度、研发投入和银企关联强度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杠杆操纵的影响中发挥了调节作用。经济后果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调整了弱银企关联型企业杠杆结构，促进企业“脱虚向实”，且优化了银行信贷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了银行对抵押品的依赖。上述结论不仅从信息互补视角厘清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抑制企业杠杆操纵的路径，更为深化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银行金融科技发展并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了有益参考。     

金融科技、特许权价值与银行风险承担

金融科技发展给银行业带来了深刻变革，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实际成效也关系着银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成败。本文从银行特许权价值的视角，为备受各界关注的银行数字化转型的成效问题提供了一个解答。本文将特许权价值的约束设定纳入DLM理论模型，从效率和多元化的角度探讨金融科技通过特许权价值进而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作用机制，并利用2011—2020年230家中国商业银行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发展能够通过提高银行特许权价值的方式来降低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且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科技发展通过增加来自效率渠道和多元化渠道的特许权价值，进而实现银行风险承担的降低。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科技的冲击加剧了银行业的存款竞争与利率竞争，造成了市场相关特许权价值的丧失；对于地方性、小规模和低资本充足率的商业银行，金融科技的“风险化解效应”更为突出；金融监管对于金融科技风险化解效应的调节作用呈现出先弱化后强化的U型影响趋势。本文的研究不仅表明金融科技发展能够以金融体制市场化和机构转型升级这种“合意”的方式促进金融稳定，也对政府有关部门制定金融科技监管政策，高质量推进银行业数字化...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抑制股票错误定价吗

解决股票错误定价问题是资本市场健康运行的重要前提。以2010—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股票错误定价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抑制股票错误定价。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降低信息不对称和减少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从而能抑制股票错误定价。调节效应分析发现，媒体报道多、公众关注度高能增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股票错误定价的抑制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对股票错误定价的抑制作用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高、管理层数字战略引领水平高的企业中更显著。为此，要建立健全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长效帮扶机制。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存贷双高”异象——来自文本解读的证据

近年来，中国资本市场债股双雷现象频发，一些拥有高额现金和短期债务即“存贷双高”的企业频频违约引发担忧。如何治理该类经济现象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数据，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存贷双高”异象的影响及传导机理，并进一步分析不同情境下企业数字化转型治理效果差异性的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抑制“存贷双高”异象，且大数据技术转型对“存贷双高”现象的抑制作用最为显著。中介效应检验表明，信息透明度、长期贷款、融资约束和财务不稳定是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存贷双高”异象关系的重要传导中介。异质性研究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和数字化水平较高地区企业“存贷双高”异象的抑制作用更明显。上述研究结论有益地补充了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研究，同时为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和政府制定数字化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融资结构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视角

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了市场主导的直接融资与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表明:提高市场主导的直接融资占比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而提高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占比则显著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在不同企业所有制属性、行业属性、技术密集型属性和资本密集型属性中,提高直接融资占比与提高间接融资占比分别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和抑制作用。进一步机制分析显示,提高直接融资占比能够显著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提升企业利润率,从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但提高间接融资占比则会显著加剧企业融资约束、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降低企业利润率,从而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抑制股票错误定价吗？

近年来,数字化转型成为中国企业进行战略变革的一项重大选择,但数字化转型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资本市场股票错误定价尚不可知。基于沪深A股2014—2021年的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股票错误定价的影响。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股票错误定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东部地区、传统行业中,数字化转型对股票错误定价的抑制效果更加显著。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企业信息质量在数字化转型与股票错误定价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文章不仅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范围,也为抑制股票错误定价提供了新思路。     

宏观审慎政策、经济周期与银行风险承担*

本文基于中国227家商业银行2005－2016年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中国宏观审慎政策实施对于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表明：宏观审慎政策增强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银行风险承担，而且这种显著的负向关系并不随着银行风险代理变量、经营辐射范围以及是否有外资入股等条件的改变而发生变化。经济周期会对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产生非对称性影响，即相比在经济上行时期，在经济下行时期的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更强且更为显著。就可能的影响机制而言，本文发现宏观审慎政策通过提高银行盈利能力，从而降低银行风险承担。       

数字化转型与银行系统性风险

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结合数字经济发展背景,基于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会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这种提升作用主要通过改善非信贷融资能力和还款能力、提高信息透明度、降低商业信用占用等路径实现。异质性检验发现,该提升作用在法律环境良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企业高管股权激励强的企业样本中更为显著。研究结果揭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内在影响机制,为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为政府完善风险防控政策提供了理论参考。     

关于控制银行信用风险的思考

文章分析了银行信用风险与信贷风险之间的关系,认为信贷风险是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的主要对象,将信贷风险分为企业的经营风险和企业赖帐违约的道德风险,并对银行的信贷风险进行了博弈分析。分析说明,银行业面临的信用风险中的信贷风险可以通过控制企业的道德风险、减少经营风险,达到降低信用风险的目的,主要的措施是制定合理的利率水平,加强银行和企业信息交流,消除信息不对称,加大违约惩罚力度。     

信用风险缓释工具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研究

2010年末,我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推出了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开启了银行风险管理的信用衍生工具时代。近年来,为了降低银行信用风险,盘活信贷资金存量,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再次被监管部门提及,更强化了对信用风险缓释工具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前期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我国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了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可提高我国银行风险承担能力,但考虑到外部经济影响因素时,其作用是不显著的。这说明我国信用风险缓释工具还仅仅是银行风险管理的辅助手段,其风险转移功能有待进一步挖掘。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对风险承担水平影响的实证研究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致力于解决银行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委托代理冲突以及银行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冲突,进而降低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本文以我国10家上市银行2007—2010年的年报为数据来源,对上市银行治理机制对风险承担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对风险承担产生了显著影响,前三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风险承担越低;国有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性质与银行风险承担负相关;非上市流通股比例与银行风险正相关;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与银行风险承担负相关;高管薪酬没有对风险承担产生显著影响。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银行集中度与银行风险

本文基于2007—2018年30家上市商业银行季度面板数据,首次针对不同方面的银行风险,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详细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银行集中度与银行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加剧银行经营风险和信用风险,但会降低银行风险承担;（2）银行集中度的上升会导致银行经营风险和信用风险上升,但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作用不显著;（3）集中度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风险的影响中具有调节效应,随着银行集中度上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更加剧银行经营风险和信用风险,且会进一步减弱银行风险承担。本文采用不同的银行集中度变量并涵盖多种银行风险衡量指标的实证结果均稳健。进而笔者基于实证结果,在银行风险防控方面对政策制定者及监管部门提出一些建议。     

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探讨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商业银行面临的竞争环境日益加剧,风险管理水平已经成为制约银行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成因的分析,对现阶段银行信用风险中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展开论述,并提出了加强风险管理的有效措施.     

“数字中国”背景下战略联盟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效应及驱动机制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构筑企业竞争新优势的关键举措,也是新时代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施“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内容。基于战略联盟视角,理论分析企业参与战略联盟对数字化转型的内在作用机制,并采用大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企业参与战略联盟能够推动数字化转型,且股权式战略联盟、联盟对象为企业和政府、联盟内容涉及数字化技术有助于增强战略联盟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2)企业参与战略联盟通过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抑制管理层短视行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3)与其它企业相比,参与战略联盟更有助于推动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和地处商业合作文化浓厚地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研究结论可为揭示战略联盟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逻辑、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启发和参考。     

高水平对外开放下的外资持股与银行流动性创造

本文利用2007年第一季度-2020年第二季度中国36家A股上市银行数据，考察外资持股对银行流动性创造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外资持股增加会降低银行总体流动性创造，主要表现在对银行资产端和负债权益端流动性创造的抑制作用，以及对银行表外流动性创造的促进作用。第二，外资持股增加通过补充资本的“资金”渠道，改善内部治理的“治理”渠道，提高金融创新的“知识”渠道，以及增强数字化水平的“技术”渠道，对银行流动性创造产生抑制作用。第三，随着外资持股增加，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均会提高流动性创造，城市商业银行则会降低流动性创造，农村商业银行对流动性创造不产生显著影响。第四，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期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时期，外资持股增加会促进银行流动性创造。     

商业银行设立理财子公司能够实现风险隔离吗?

本文以中国商业银行设立理财子公司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8—2021年84家银行的季度财务数据,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DID)考察商业银行设立理财子公司的风险隔离效应。研究发现：设立理财子公司显著降低了母公司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能够实现理财业务与其他业务的风险隔离,且设立时间越长,风险隔离效应越显著。异质性检验和机制分析表明,这种风险隔离效应在城商行与农商行中最弱;“去嵌套、降杠杆”和“去池化、缓错配”是实现风险隔离的主要机制。对母公司商业银行和理财子公司并表的进一步分析发现,设立理财子公司不能降低银行控股集团的整体风险承担,仅能实现风险隔离。这些研究发现对于完善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和外部监管具有重要启示。     

资产数字化、银行风险与“双支柱”调控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资产数字化是经济转型与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本文使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方法，将资产数字化因素和监管因素纳入宏观经济模型，研究资产数字化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并讨论“双支柱”调控的效果。研究发现资产数字化能够有效抑制银行部门的风险积聚，资产数字化程度越高，银行风险降低程度越明显；监管强度和监管范围会影响资产数字化与银行风险之间的关系，银行资产数字化后，监管强度的增加和监管范围的扩大更有利于降低银行风险；相比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资本充足率和贷款价值比工具更有利于降低数字化后的银行风险；相比于货币政策，宏观审慎与货币政策组合更有利于降低银行风险与社会福利损失。因此，在资产数字化过程中，“双支柱”调控框架能够更好地防范银行风险，增强政策有效性。     

跨境资本流动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

防范化解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是推动银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保障国家金融安全的重要抓手。在理论分析基础上,运用银行微观数据实证检验跨境资本流动强度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第一,提高跨境资本流动强度显著降低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增强证券投资、其他投资的资本流动强度显著降低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而增强直接投资资本流动强度有利于降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第二,银行信贷规模和信贷集中度是跨境资本流动强度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影响的重要渠道,提高跨境资本流动强度有利于增加银行信贷规模,降低银行信贷集中度,而银行信贷规模的增加和银行信贷集中度的降低有助于降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跨境资本流动强度—信贷规模/信贷客户集中度—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传导渠道有效。第三,相比大型国有银行,跨境资本流动降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效应在中小银行中表现更明显。因此,在进一步建立健全跨境资本流动机制的基础上,应更加重视银行信贷业务,强化银行监管,同时加强同国际金融机构合作,推动商业银行高质量发展。     

“反向混改”能促进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民营企业在数字经济角逐中如何培育核心竞争力和实现高质量发展,逐渐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重点。而“反向混改”不仅会导致民营企业股权结构发生变化,还具有资源供给效应和治理优化效应,进而影响民营企业的经营活动。本文基于手工搜集整理的2008—2021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反向混改”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并实证检验“反向混改”对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反向混改”显著促进了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相比于实践应用维度,上述影响在底层技术维度更显著。机制检验表明,“反向混改”通过研发联盟的资源共享和委派董事的监督治理机制为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提质增效。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在投资类国有股和高科技属性国有股注资入股民营企业时以及地处民营经济发展水平较差地区的企业中,“反向混改”对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此外,“反向混改”还能通过促进数字化转型提升民营企业创新持续性和全要素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