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与污染排放强度——基于地区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1998—2006)

采用1998—2006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以空气、水体和固体废物中六类污染物的排放强度来度量中国的区域环境质量。在回归模型中,同时考虑环境规制效应和要素禀赋效应的影响。估计结果表明,贸易开放是影响环境质量的重要变量,贸易开放本身不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对外贸易引致的污染避难所效应成立,要素禀赋效应不成立,不同的环境质量度量指标所得的结果存在差异。     

贸易与环境质量:基于面板数据的分析

贸易与环境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广泛研究和争论的热点问题,目前国内现有相关文献多是将贸易的环境效应进行分析,测算我国部分经济要素对环境质量的影响,缺乏对主要经济要素的环境效应的系统分析。根据我国1990-2009年间(除西藏以外29个省及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试图揭示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主要经济要素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结果表明:对外贸易对不同污染物排放的影响效应不同;对外贸易对环境质量影响的规模-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均为正;由对外贸易而引致的经济结构有双重环境效应,即污染天堂动因的积极环境影响和要素禀赋动因的消极环境影响;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有利于我国环境质量的改善。     

贸易发展对环境的影响探讨

基于2003-2015年中国24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一般最小二乘模型,实证论证了贸易开放度对中国三类污染排放物排放量的影响。结果显示,贸易开放带来的规模和技术效应减少了工业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同时也提高了工业粉尘和工业废水的排放量。稳健性的测试结果指出一线城市的特质对当地二氧化硫的排放量有正向影响。     

对外贸易减排效应的实证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以工业废水、废气、COD、SO2的排放量作为因变量来衡量污染物排放,对Antweiler关于贸易环境效应的回归方法进行改进。利用北京市1994年～2008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计算外贸对GDP的影响因素,推导外贸所引致规模效应为正(即污染物排放增加),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为负,而总效应为正。外贸的快速发展能改变贸易结构、引进先进技术从而减少污染排放,使北京市环境质量趋向好的方向发展。最后,对三种减排效应进行成因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应     

中国贸易开放对碳排放作用机制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贸易开放影响环境污染的"三效应假说"为理论依据,运用修正的GML指数法将2000-2010年中国省级的碳排放分解为经济规模变动、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和投入产出结构变动三个部分,然后在控制变量内生性、时间趋势等因素的基础上分别对贸易开放进行回归,以检验贸易开放对碳排放的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研究发现:贸易开放总体上增大了碳排放,主要源于正的技术效应,其次源于正的规模效应;贸易开放的结构效应为负,但不显著;由于环境规制力度的中外差异,贸易开放通过恶化技术效率与前沿技术水平两种路径引致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从而形成正的技术效应。     

贸易自由化对环境污染影响的实证分析

采用Panel-data模型方法,研究贸易自由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通过建立联系贸易与环境污染的一般均衡模型,将贸易的环境效应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并用我国各省的二氧化硫数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规模效应加剧我国环境的恶化,而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改善我国的污染水平。结论是贸易自由化有利于我国环境保护。     

EKC模型在中国的实证检验——基于28个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

使用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以及工业粉尘排放量为环境污染指标,采用1991～2006年28个省际面板数据,对我国的环境库茨涅茨曲线(EKC)的存在性进行了实证研究。检验结果发现,在四种污染物在我国都符合倒U形曲线的特征,第二产业对工业废水排放量以及第三产业对这四种污染物都有负向影响。     

王KC模型在中国的实证检验——基于28个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

使用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以及工业粉尘排放量为环境污染指标,采用1991-2006年28个省际面板数据,对我国的环境库茨涅茨曲线（EKC）的存在性进行了实证研究。检验结果发现,在四种污染物在我国都符合倒U形曲线的特征,第二产业对工业废水排放量以及第三产业对这四种污染物都有负向影响。     

我国贸易自由化环境效应的实证分析

贸易与环境的关系是当今国际经济学界的研究热点,而贸易自由化的环境效应更是倍受关注。本文在对中外学者有关该问题的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建立计量回归模型,以二氧化硫(SO2)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指标,采用1991-2004年的相关经济数据,对我国贸易开放的环境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间内,贸易自由化的规模及结构效应为负,技术效应为正;而综合环境效应是积极的,即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可以减少污染排放量,有利于我国环境状况的改善。     

我国对外贸易对大气污染物排放的影响

本文利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2000-2011年我国对外贸易对大气污染物排放的规模、结构和技术影响效应。结果表明贸易引致的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加剧了我国大气污染,技术效应缓解了环境污染;三者的总体效应取决于它们之间的强弱关系,从"两正一负"的实证结果分析,总效应为负。     

贸易开放 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采用1999—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将工业固废、工业废水、工业废气排放量的人均值作为被解释变量,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全面客观的分析贸易开放、FDI(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环境污染的影响。结果表明:贸易开放对工业固废和工业废气的排放产生显著负效应,对工业废水排放产生正效应但不显著;FDI对工业固废和工业废气排放产生显著正效应,对工业废水排放产生显著负效应。     

基于污染的中美贸易实证研究

从污染排放视角考察了2004年中美26个工业产业的进出口贸易,结果显示,尽管中国出口美国单位产值的污染强度低于进口单位产值的污染强度,但由于中美贸易的不平衡,中国向美国出口产品的污染物排放总量远超出了进口产品的污染物排放量,表明中美贸易不平衡恶化了中国环境,需要从贸易产生的环境利益角度综合评价贸易顺差。     

中国出口引致的污染气体排放及其影响因素——基于WIOD数据库的分析

本文基于WIOD数据库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和环境账户研究中国出口引致的8种污染气体排放量问题。结果表明,1995-2011年,中国出口引致的污染气体排放总量增长2.23倍,且这一增长主要发生于2002-2007年期间。2011年中国单位出口排放量相比1995年下降43.72%。从2002年开始,中国对美国单位出口排放量小于中国整体出口单位排放量。SDA分解表明,排放技术的改善是促成中国单位出口排放量下降的最重要因素,而投入技术效应却是阻碍因素,出口结构效应对中国单位出口排放量的影响有限。其政策含义是,未来在继续通过改进排放技术改善中国贸易质量的同时,应该注重改善投入技术,并且着力通过改善贸易结构来降低单位出口排放量。     

贸易对中国环境影响的结构效应和总效应——基于1992—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利用1992—200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贸易影响环境的结构效应和总效应进行实证分析,考察贸易对中国环境产生的影响是来自贸易自身的结构因素,还是来自贸易所引起的其他经济因素变化。结果显示:除工业固体废弃物外,贸易的结构效应和总效应均提高了污染物的排放量;不同地区贸易—环境结构效应的比较分析结果显示,相对收入较低地区贸易对环境影响的结构效应亦较小,贸易—环境结构效应较大的地区相对收入均较高。     

政府投资生态环境建设优化路径选择——基于中国省级地方政府的研究视角

地方政府投资生态环境建设,对实现地区的国民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地方政府投资的生态环境效应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随着人均地方政府投资的增加,人均二氧化硫、人均工业烟尘和人均工业粉尘三类污染物排放持续下降,即这三类污染物的排放得到了有效控制,地方政府投资对生态环境的改善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地方政府应从资金和制度等方面优化投资生态环境。     

内资和外资:谁更有利于环境保护——来自我国工业部门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个层面分析了我国内资和外资工业部门在废气、废水和固体废弃物三种污染物上的污染排放效应,研究结果发现在废气的结构效应和固体废弃物的技术效应上,内资工业部门比外资工业部门更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在废气的技术效应、废水的结构效应和固体废弃物的规模效应上,外资工业部门比内资工业部门更容易导致环境质量的恶化。该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污染避难所假说"的存在,从而蕴含着相应的政策涵义。     

税收竞争如何影响环境污染——基于污染物外溢性属性的分析

本文基于一般均衡模型阐述了税收竞争通过改变资本投入量及政府环保支出进而影响环境污染的作用机制,并使用2007-2014年中国28个省份数据,运用动态空间杜宾及动态面板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外溢性污染物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地方政府税收竞争强度越大,地区环境质量就越恶劣.究其原因,在于税收竞争通过改变本地资本投入量及本地政府环保支出提高了外溢性污染物(二氧化硫)和非外溢性污染物(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而通过改变邻近地区资本投入量及其环保支出降低了外溢性污染物(二氧化硫)的排放量.     

中国式财政分权会增加环境污染吗

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并存以及中央政府引导地方政府之间"GDP竞赛"的过度竞争是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核心内涵,本文在此背景下分析环境污染的原因。先从理论上提出假说,然后利用1999-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最后得出结论:中国式财政分权确实增加了外溢性公共物品(如废水)以及覆盖全国的纯污染公共物品(如二氧化硫)的污染排放强度,但并没有增加地方污染公共物品(如固体废弃物)的污染排放强度;由于排污费收取的人为因素较大,排污费政策对污染物排放的抑制效应不明显;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有选择地放松了一些上缴税收高的工业企业的二氧化硫以及固体废物排放的监管,这样便呈现出污染物在不断增加,排污费的收入也在不断增加的局面。     

企业产权多元化对环境污染的门槛效应检验

本文利用2005-2013年中国34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检验企业产权多元化对水环境污染的影响.总体看来,行业国有化程度越高,产权多元化水平越低,水环境污染排放强度越低.门槛效应检验发现,不论国有化程度处于何种水平,国有化程度的提高都有助于改善环境,只是程度有些差异.当污染排放强度较低时,产权多元化有助于降低污染排放强度,而当污染排放强度较高时,国有化才是缓解环境污染的最优选择.因此,在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不能放松国有企业的环保责任,更不能为了经济保值而放弃生态环境“保值”.     

贸易开放、要素禀赋与中国省际政府规模:1997-2013

政府规模的膨胀是否源于贸易开放?在学术界仍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本文基于中国1997-201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工具变量和GMM估计研究了贸易开放、要素禀赋对政府规模的影响。结果表明:传统研究中贸易开放和要素禀赋对政府规模的影响被低估,政府在贸易开放中扮演"守夜人"角色,贸易开放对政府规模的膨胀有明显抑制作用,而要素禀赋对政府规模的扩张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两者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此外,两者对政府规模的影响呈现显著区域差异。这一结论在考虑到不同的代理指标和样本特征影响后依然稳健。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就贸易开放、要素禀赋和政府规模的协调发展提出相关政策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