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牧民对草原生态保护受偿意愿分析

[目的]研究牧民对草原生态保护补偿受偿意愿、受偿期望值以及影响受偿意愿的因素,以期为新疆草原生态保护补偿政策的完善提供参考。[方法]基于464户牧民的问卷调查,运用CVM估值法和二元Logistic方法进行研究。[结果] 78. 23%受访牧民具有受偿意愿,21. 77%牧民不具有受偿意愿。牧民禁牧受偿意愿为947. 10～1 210. 65元/hm2,草畜平衡奖励受偿意愿为508. 8～650. 40元/hm2。[结论]牧民的受偿意愿较高,受偿意愿值远远高于草原生态保护补偿的标准。对牧民生态保护受偿意愿有显著影响的因素包括对草原生态保护补偿政策了解、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后草原状况改善、政府对草原监管、受访牧民文化程度、拥有草原面积、家庭纯收入、饲养牲畜头数、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后草原载畜量下降、补偿标准高低等。受访牧民年龄和家庭人口数对牧民生态保护受偿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福海县牧民牧草地流转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新疆是我国五大牧区之一,随着"定居兴牧"工程的实施,牧草地流转也逐渐普遍,因此对牧草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对牧草地合理利用、牧民增收以及畜牧业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以新疆福海县156户牧民调研数据为基础,运用logistic模型对牧民牧草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模型结果表明:(1)牧民年龄、流转意愿和牧民对当前牲畜价格满意度对牧草地转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户主文化程度、家庭子女数、养殖牲畜头数、家庭劳动力人数和现有牧草地面积对牧草地转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牧民年龄、现有牧草地面积和牧民对当前牲畜价格满意度对牧草地转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子女数和牧民对社会保障满意度对牧草地转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虽然影响牧草地流转行为的微观因素较多,要使得牧草地得到合理利用开发,还需要加强宏观政策的落实。     

牧民草原畜牧业经营代际传递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内蒙古自治区34个嘎查的调查

牧民的草原畜牧业经营代际传递意愿对于牧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内蒙古自治区34个嘎查294个牧民的实地调查数据,描述了牧民草原畜牧业经营代际传递意愿现状,并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了有关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牧民草原畜牧业经营代际传递意愿总体较弱,仅有34.0%的牧民明确表示愿意子女继续从事草原畜牧业经营。少数民族、家中有村干部的样本牧民具有较强的草原畜牧业经营代际传递意愿;年龄越大,牧民草原畜牧业经营代际传递意愿越强。天然草场和劳动力是草原畜牧业的两种主要生产要素,与两者相关的家庭人均草场面积、草场质量状况、家庭人口数和家庭畜牧业从业人数都对牧民草原畜牧业经营代际传递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通过引导牧区人口合理、有序地向外流动,鼓励天然草场和劳动力要素禀赋较好的牧户承租草场进行规模化经营,可以在有效缓解草场人口承载压力的同时促进牧区可持续发展。     

基于Logit模型的牧民参与合作社的意愿研究:以内蒙古为例

本文在调研数据的基础上,运用Logit模型分析了牧民参与合作社的意愿.研究表明,牧民按照家庭总资源进行决策,而牧民是否需要资金借贷、牧民家庭劳动力负担系数、牧民受教育年限、牧民畜牧产品的销售渠道以及家庭总收入等因素是影响牧民参与合作社意愿的主要因素.     

不同群体林农对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的满意度研究——基于江西省南方集体林区的实证分析

文章选择江西省南方集体林区10个县50个村的503个农户样本,分为全部农户和受偿农户2个不同群体,分别测量两组农户对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满意度的差异。对于全部农户,构建户主特征、家庭收入、家庭资源禀赋、生态资本感知和政策参与度5个维度;对于受偿农户,构建户主特征、林业收入、林地资源禀赋和生态资本感知4个维度,分别进行定序Logit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对于全部农户,家庭资源禀赋、生态感知度及政策参与度都直接影响其对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的满意度;对于受偿农户而言,林地资源禀赋和平均收入水平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在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实施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各种渠道,让林农广泛参与,加强林农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教育,在林业生态公益林范围划分等重大问题时,要结合村及农户自身林地状况,降低受偿农户林地经营的机会成本,进一步提高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的满意度。     

基于农户受偿意愿的宅基地退出补偿及影响因素分析——以山东省临清市为例

研究目的:研究农民对宅基地退出补偿意愿的受偿水平,并检验影响农民受偿意愿的相关因素。研究方法:CVM法和Tobit计量模型。研究结果:山东省临清市农户退出宅基地的平均受偿意愿为704.22元/m2;年龄、外出务工年限、家庭农业收入占比、家庭供养系数、对宅基地政策是否了解及其在住房养老中的作用等变量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补偿受偿意愿具有正向显著影响,而是否参加新农合或其他保险、区位变量、非农就业稳定性变量则对宅基地退出补偿受偿意愿具有负面影响。研究结论:应增强农户退出宅基地转向城镇非农就业的能力与机会,制定科学合理的宅基地退出补偿机制,提高农民退出宅基地后的可持续发展保障水平。     

生计资本差异对牧民参与旅游业路径选择影响研究——以乌鲁木齐南山旅游产业基地为例

文章以生计资本分析框架为理论基础,构建南山参与旅游业牧民生计资本测量指标,分析生计资本差异对参与旅游业牧民路径选择的影响。通过主客观结合法计算生计资本测量指标权重,政府的政策支持、成年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南山未来旅游业发展期望对牧民参与旅游业意愿影响较明显;通过对不同牧户类型、不同路径选择与生计资本差异的相关性分析提出改善牧民参与旅游业现状的发展对策。     

农民参与生物质资源循环利用的补偿标准测算——基于湖北省武汉、随州与黄冈三市的调查

本文以CVM为基础,从"保护者得到补偿"、"社会受益、政府补偿"的研究视角出发,通过模拟生物质资源循环利用市场,考察了农民参与生物质资源循环利用的受偿意愿及意愿受偿水平。研究表明,82.1%的农民愿意接受一定金额的补偿作为参与生物质资源循环利用的激励。在考虑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利用参数估计方法测算出农民参与生物质资源循环利用的补偿标准为544.32元/年·户;在不考虑农民禀赋特征等因素的影响下,利用非参数估计方法测算出农民参与生物质资源循环利用的意愿受偿水平下限为415.16元/年·户,上限为505.68元/年·户。运用Heckman Selection Model分析发现,影响农民参与生物质资源循环利用受偿意愿的关键因素有主要收入来源、家庭总收入、废弃物工作处理满意程度;影响农民意愿受偿水平的关键因素则包括性别、年龄、家庭总收入、耕地面积、农村环境评价、环保政策作用感知。     

家庭属性对牧民生态移民安置意愿的影响研究

生态移民是实现世界自然遗产地生态保护、旅游开发、改善牧民生计等目标的主要措施。以喀拉峻旅游区(喀拉峻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实地抽样调研数据为基础,构建包含家庭特征、能力禀赋、收入结构等变量在内的多分类多元Logistic模型,分析牧民的安置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63.2%的牧户愿意继续放牧,仅有6.8%的牧户选择旅游畜牧兼业安置方式;牧户的家庭经济状况、劳动力人数、汉语能力等因素对选择4种安置方式具有显著的正向或负向影响,而年龄、性别和受教育水平对其影响并不显著。最后,针对生态移民安置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出政府应创新牧区扶贫模式、推进牧区双语培训工程等建议。     

耕地、收入和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运用湖南省实地调查得到的数据资料，探讨了耕地、收入和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主要结论是，没有证实耕地、收入和外出打工行为间的倒“U”关系以及没有证实在耕地和收入居中的家庭里农民更愿意外出打工的假说；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教育对农民外出打工行动具有促进作用；年龄和外出打工行动间具有反向关系；人口多的家庭中人员外出打工的较多；儿童和老人的人数越少、劳动力人数越多家庭的农民越发愿意外出打工.     

中部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影响因素分析——以江西省为例

文章运用二元Logistic计量经济模型,对中部欠发达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个体特征中的性别和性格类型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作用显著;所在村特征的地理环境、村打工人数,家庭情况的家庭经济状况、外出务工收入,打工情况的打工意愿、当前工作年数、打工稳定性,家乡社会状况满意度及创业期望利润等均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有显著的影响。     

生态补偿机制下新疆牧民草地保护意愿研究

在新疆实施草地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四年后,文章对新疆南北疆的牧民草地保护情况进行实地调研,分析在实施生态补偿机制下牧民对草地保护的意愿,并依据调研数据对家庭经营特征、草地生态补偿、草地保护效果评价等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生态补偿下新疆牧民自发性草地保护意愿程度较低,仅有14.56%的牧民愿意自发进行草原保护,68.93%的牧民愿意在政府等部门的帮助下开展草原生态保护建设工作,只有16.51%的牧民不愿意参与草地保护工作。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结果表明:牧业收入、家庭可支配收入、草场产权、牧区生态保护补贴、牧民草地保护效果评价对牧民自发草地保护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牧业支出对牧民自发草地保护意愿影响负向显著。     

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农户受偿意愿视角

研究目的：基于农户受偿意愿分析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方法：支付卡式条件价值法（CVM）,Tobit模型,分位数回归（QR）。研究结果：（1）69.46%的受访农户对现行生态公益林标准并不满意,农户期望的补偿标准为38.54～48.29元/（亩·年）,约为现行标准的3.85～4.83倍;（2）农户的个体特征、资源禀赋、主观认知、政策参与均是影响其受偿意愿的关键因素,其中,林地比重、政策满意度、是否享有政策对受偿意愿的作用明显;（3）若在提升补偿标准的同时制定差异化补偿,相较于新参与政策的农户,应优先提高对原先已参与政策农户的补偿,且林地比重应作为重要参考因素。研究结论：应参考农户受偿意愿,适当提升公益林补偿标准;可结合农户异质性,探索差异化补偿;加强宣传,提升农户森林保护意识和政策满意度;同时,通过公共建设和产业扶持,促进补偿方式的多元化。     

农民宅基地退出差异性受偿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研究目的:宅基地退出工作能否顺利推进与退地补偿息息相关,研究宅基地退出中农民差异性受偿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以服务决策。研究方法:基于重庆市890份农民实地调查数据,应用多元离散选择模型(Logit)进行定量研究。研究结果:(1)传统农区的农民更愿意选择货币补偿;城乡结合部(街道办)的农民更愿意选择安置补偿;农民修建补偿选择率总体偏低,区位差异并不明显;(2)农民货币受偿意愿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受教育程度、家庭主要成员是否定居城镇、非农务工收入、新居住地适应性;(3)农民安置受偿意愿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年龄、农房是否自住、退地补偿是否有截留、村基础设施状况;(4)农民修建受偿意愿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农房造价、农房是否新建、退地补偿是否有截留;(5)影响农民受偿意愿的因素存在较大差异,同一因素可能对农民选择受偿意愿产生不同的影响,但没有一个自变量同时对三个因变量产生显著影响。研究结论:应针对农民受偿意愿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实行产异化的补偿措施,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传统地区,强化村落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加大现金补偿力度。对于经济较为发达、区位条件较好的城乡结合部地区,应加大安置补偿力度,以保障退地农民的居住权。     

洪湖渔民禁捕生态补偿标准及受偿意愿的影响因素探讨

目的 禁捕是保护长江流域水生态环境和“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要举措。渔民作为禁捕的受偿主体,如何给予合理补偿,激发其主动参与退捕的积极性,成为保证禁捕政策顺利实施的关键因素。方法 文章以效用理论为指导,依托实地调研数据,构建渔民受偿意愿的效用函数测定禁捕生态补偿标准,并通过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对渔民的受偿意愿进行分析,探讨洪湖禁捕生态补偿标准的合理性和影响渔民受偿意愿的关键因素。结果 （1）禁捕补偿标准测算结果显示,参数估计结果为4.09万元/年,非参数估计结果为3.56万元/年;（2）两种方法测算的补偿标准每年相差0.53万元,非参数估计法能够直接反映出渔民的最低补偿金额,但测算出的补偿标准往往偏高。在长江流域禁捕的整个时期内,可将两个补偿额度作为洪湖禁捕补偿标准的动态调整区间;（3）在对禁捕有经济补偿的前提下,89.8%受访渔民表示愿意退捕,渔民的退捕行为受到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生产特征、生态认知以及禁捕政策的共同作用。结论 渔民的生产特征和对禁捕政策的认知程度,是影响渔民受偿意愿的关键因素。年龄较大、身体健康状况差、生存和生计方式多样化、生态认知程度越高的渔民更愿意接受禁捕政策。     

禁限规制下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村居民受偿意愿研究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及其禁限政策的实施使区域内的经济发展、社会民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基于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进行与维持等角度,必须对受影响主体——农村居民因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实施而做出的贡献和受到的牺牲进行补偿。本文基于两个水源涵养型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624个农村居民调研数据,运用Tobit模型和D-H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村居民受偿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受访者的平均受偿意愿为978.76元,职业、家庭人口数、家庭年平均收入、对当地生态环境满意度、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急迫性对是否参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受偿有显著影响,年龄、受教育程度、对当地生态环境满意度、生态环境破坏对自身影响、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带来的损失对受偿金额有显著影响。     

农村女性劳动力留城意愿实证分析——以江苏省为例

本文以农村已外出女性劳动力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其留城意愿。本项研究分别从个体特征、就业区域、经济因素、家庭特征、资源因素等方面开展解析，运用单因素分析和模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初步探索。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受教育水平、外出打工月收入等经济因素是决定农村女性劳动力留城意愿的主要因素；所拥有的土地面积与留城意愿呈负相关，这说明，拥有土地面积较大的农村女性劳动力的留城意愿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同时，鉴于女性劳动力的特殊性。家人态度对其留城意愿的影响显著。     

农村女性劳动力外出打工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基于辽宁省的实证分析

本研究利用辽宁省农调队2001-2004年4年农村固定农户跟踪调查数据(每年有1890户农户、6580个劳动力),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村女性劳动力外出打工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所有农户家庭中,女性是否外出打工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是不显著的,但在只考虑有女性劳动力外出打工的家庭中,女性的外出打工收入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是显著的.说明农村女性劳动力外出打工虽然能提高家庭的收入,但并不是决定农户家庭收入高低的关键.导致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一是外出打工的农村女性劳动力比重少;二是农村女性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接受专业技能培训情况较差,影响了农村女性劳动力外出打工及打工收入:三是由于外出打工女性劳动力大部分没有专业特长,就业渠道多为劳动密集型行业和服务业.就业层次低且以体力劳动为主,收入低且不稳定.     

农户参与林业碳汇意愿及影响因素动态分析——以云南省凤庆县、镇康县为例

运用农户调查数据,采用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建立模型对农户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动态分析。结果显示,在项目涉及区,文化程度,家庭劳动力人数,家庭人均收入,林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农户环保意识,对碳汇林未来经济预期六个变量对农户的参与意愿影响显著;在非项目涉及区,文化程度,林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林地面积,农户环保意识,对碳汇林未来经济预期六个变量对农户的参与意愿影响显著。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提高林业碳汇补偿标准、开展农户教育培训活动、拓展农户收入来源的建议。     

金融危机背景下农民工就业及外出务工意愿分析

本文基于2009年初对2036名河南省返乡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分析了金融危机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采用logit模型对失业返乡农民工外出务工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约1/3的农民工因受金融危机影响失业返乡,在长三角及珠三角地区打工的农民工受影响最严重,机械制造、电子电器、纺织及建筑行业农民工受影响最深,大龄、男性或文化程度低的农民工受影响较重;在失业返乡农民外出务工意愿的影响因素中,年龄、是否掌握农业生产技术、家庭人口数及对生活担忧程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家庭外出打工人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受教育程度具有非线性的影响,性别、婚姻及是否接受职业技能培训没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