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公众偏好与社会保障支出——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通过选取公众偏好的部分潜在代理变量,分析公众偏好与社会保障支出之间的影响机制,并利用1998—2006年①的省际面板数据研究财政分权、公众偏好对社会保障支出的影响,结果显示:以不同指标衡量的财政分权与财政性社会保障支出显著相关且存在空间异质性,其中,财政收入分权、财政自给率与社会保障支出显著负相关,而财政支出分权与社会保障支出显著正相关;公众偏好的部分潜在代理变量对社会保障支出的影响不甚显著,说明垂直供给型的社会保障支出机制尚未有效回应社会化的养老需求。     

从“增长”偏向到和谐“发展”:地方政府支出偏向再考察——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非参数估计

使用非参数逐点估计方法,在一个动态框架下考察财政分权对于地方政府支出偏向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随着分权程度的提高,地方政府对于经济性支出的偏向经历了一个被强化的过程,而当分权程度进一步提高时,这种作用则逐渐弱化,这表明对于支出偏向问题而言,存在一个最优的财政分权度;进一步地,随着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水平的提高,这种分权对支出偏向的影响也经历了一个类似的高峰,而后则变得不再显著,表明分权的支出偏向作用可能是一个收入现象。这种分权影响的动态考察为增长方式转变背景下政府治理模式的调整提供了实证层面的证据。     

政府公共卫生支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我国医改迫切需要扩大政府公共卫生支出的规模和调整结构,而在财政分权的状况下需要研究地方政府增加医疗卫生支出规模的能力和意愿。本文使用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地方政府公共卫生支出的影响因素。对扩大地方政府公共卫生支出规模提出了政策建议。     

中国财政分权与地方公共品的供给

财政激励与预算外收入是密切相关的.我们考察了财政分权背景下财政激励对地方公共品的供给满足当地真实需要的敏感度(responsiveness)的影响.中国的财政分权依然存在一些问题:首先,规模巨大的预算外收入会扩大地方政府的规模,从而加重当地居民和农民的负担;其次,地方政府预算外支出的规模效应递减;第三,城市化水平(以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和地方政府对城市维护方面的支出负相关,表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并不一致.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公共品供给研究综述

有关财政分权对公共品供给影响的研究,基于中国式财政分权的制度特征,以及不同公共品与经济增长的短期关系,得出地方政府偏好基础设施类生产性公共品的供给,而轻视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非生产性公共品的供给。现实中,地方政府官员行为目标的差异、地方政府扩张预算外收入的策略性行为、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支出竞争、行政管理支出的扩张、腐败等因素都影响公共品的供给。     

地方政府科技支出与财政分权的促进行为研究

财政分权是我国经济转型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刺激地方经济发展。文章在财政分权背景下研究了地方政府的科技支出行为。财政分权刺激地方科技支出,同时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又削弱了财政分权的刺激作用,而市场化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地方政府的科技支出。文章重点从政策管理、职能转变、官员考核、预算公开和协调配合等五个方面研究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科技支出的促进行为。     

公共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偏向研究

本文基于西南地区面板数据,考察了财政分权、政府竞争对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使得地方政府偏好增加经济建设支出、减少社会文教支出等,导致政府公共支出结构产生偏向,同时政府竞争程度越高,就越会产生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的偏向.     

财政分权、政府竞争与地方政府债务——基于中国西部D省的县级面板数据分析

在中国式分权背景下,分析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并利用中国西部D省的县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债务的产生源于分权体制下财权和事权不匹配,以及分权激励下的地方政府竞争。但二者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存在差异:对欠发达地区的县级政府而言,分权体制下的财政支出压力是驱动地方政府举债的重要因素。财政支出分权程度越高,地方承担的支出责任越大,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越大。在财政收入有限性和支出刚性的综合约束下,地方政府竞争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相对较小。     

“利维坦假说”、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规模膨胀——来自1998-2006年的省级证据

本文在"中国式分权"的背景下,从"利雏坦假说"出发,探索了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及其主要支出项目与财政分权之间的理论关系,并通过计量模型检验得到了两个主要结论:第一,财政分权推动了地方政府规模扩大,"利维坦假说"在中国并不成立;第二,财政分权对经济建设支出规模的推动力最大,对公共服务规模的作用次之,而对政府自身消费的推动力最小;并尝试性地给出了遏制政府规模扩张的政策建议.     

分权程度省际差异、财政压力与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偏向——以地方政府间权责安排为视角

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是科学划分地方政府间财权、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重要着力点之一。本文以地方政府间权责安排为视角,收集并整理286个地级市层面2015—2017年的相关数据,运用广义矩估计方法(GMM),分析财政分权程度省际差异下财政压力与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偏向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地方上下级政府间权责关系基本协调、匹配的基础上,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的增加不会显著影响其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偏向。但当地方上下级政府间存在权责错配时,财政压力的增加则会显著降低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偏向。因此,在确保地方各级政府间财权、事权与支出责任基本协调和一一对应的基础上,省级政府应逐级下放财权、事权与支出责任至县级政府,或者上收部分财权、事权与支出责任来维持省级与县级政府在承担事权与支出责任上的主体地位。     

财政分权、卫生改革与地方政府卫生支出效率——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测算与实证

在DEA-Tobit两阶段分析框架下,本文使用1998-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中国地方政府卫生支出效率.应用非参数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测算地方政府卫生支出的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并利用受限因变量Tobit模型对效率评价结果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卫生支出效率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而决定效率差异的重要因素包括财政分权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等政策变量,以及人均GDP、居民受教育水平、人口密度、城市化水平等经济与社会因素.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膨胀研究

本文通过理论和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仅就预算外收入问题本身并不能解决预算外收入膨胀。从根源上说,它受我国中央和地方间的财政分配模式的影响。如果要降低地方政府对预算外收入的依赖,中央政府必须考虑,把更多的收入资源和收入权力让渡给地方政府,减少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依赖,增加其财政的自给程度。在支出方面,需要增加地方政府的支出规模。     

财政分权下的减贫政策研究

政府有效的减贫政策需要考虑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两个方面,地方政府的信息优势要求财政支出分权,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要求财政收入集权,由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为地方政府提供均衡的减贫支出需求.因此,"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收入集权"的部分财政分权模式更适应于政府的减贫工作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财政分权实践以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为标志,可以分为完全财政分权和部分财政分权两个时期,通过实证研究对比两种模式下政府的减贫绩效,部分财政分权优于完全财政分权.     

财政分权、政府创新偏好与区域创新水平关系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面板模型对2011-2021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考察了财政分权的区域创新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不同标准衡量的财政分权程度均对区域创新水平形成了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影响。相较于收入分权,支出分权不仅更为显著地提升了区域整体创新水平,对区域实质性创新水平也具有更好的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财政分权通过影响政府创新偏好对区域创新产生影响,支出分权水平的提高能够更为显著的影响政府的创新偏好,提升科技支出强度,从而比收入分权有更优的区域创新效应。因此,应通过合理界定科技领域内政府间权责,强化绩效考核机制的创新导向以及提高财政支出政策对于实质创新的精准支持力度等途径,促进区域创新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地方财政分权、产业集聚与企业出口行为

本文从出口参与和出口规模、出口进入与退出、出口质量和结构三个层次考察地方财政分权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并引入其与集聚经济的交互作用,讨论基层财政权力下放对集聚出口效应的影响。采用2000—2009年的制造业企业数据,应用二值选择模型、断尾回归和Heckman估计等方法进行研究,基本结论如下:地方财政分权程度的上升,显著提高了当地企业的出口参与和出口规模,动态地看,促进了新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减少了退出出口市场的概率;地方财政分权对于发挥集聚经济的"出口溢出"效应有积极作用,且在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中同样存在;地方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不利于出口企业产品质量的提升,同时提高了企业出口上游度,使其更接近产业链上游。     

解构政府间财政关系：打破集权与分权的循环

尽管分权的优势已经由理论和经验所验证,但目前中国存在非常复杂的政府间财政关系,分税制改革仅属于形式上的财政分权。本文着重考察了中国目前财政分权的真实特征,并对背后的逻辑进行分析。进一步改革的关键应是明确各级政府的财权和支出责任,最大限度地纠正目前地方政府财权和支出责任极度不对等的现象,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财政自治权,而更为根本的改革方向在于改变目前的＂分权式威权＂制度。     

税收分享、征税努力与地方公共支出行为——基于全国县级面板数据的研究

本文将政府间基于共同税基的税收分享定义为共享税收分享,把按地方所产生税收在政府间的事实归宿定义为实际税收分享.基于全国县级面板数据,我们实证分析了两类税收分享对地方支出行为的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不同性质税收分享对地方支出规模效应不同:共享税收分享具有激励效应,其每提高1％,地方支出规模增加0.08％;实际税收分享有抑制效应,其每增加1％,支出规模降低0.112％.共享税收分享对生产性和福利性支出分别存在显著正向和负向效应,而实际税收分享的效应恰恰相反.此外,共享和实际税收分享对地方支出结构的效应也显著不同.地方征税努力是税收分享对支出行为作用的一个传导途径:税收分享通过征税努力产生间接收入效应,并与税收分享的直接收入效应综合影响地方收入,从而影响支出规模并促使地方调整支出决策.     

财政分权与基础教育供给关系研究——基于中国不同省份小学教育的面板模型分析

本文分别构造了关于财政分权与基础教育投入的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并使用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相关结论。实证发现,财政收入分权和支出分权对基础教育的供给的影响模式迥异:支出分权有利于地区基础教育投入水平的提高,收入分权则对地区基础教育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同时,模型还解释了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区人口结构对基础教育投入的重要影响。本研究希望为以后的相关课题提供借鉴,这些结论对于我国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政府间收支安排上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本文的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存在许多值得深入探究和有待验证的地方。     

关于财政分权后果的理论述评

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纷纷推行财政分权改革.面对财政分权改革,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财政分权后果.学者们主要集中于财政分权对政府规模、政府行为、经济增长的质量、分配公正性、竞争和创新机制的影响等几个方面的研究.本文对国内外这几个方面的研究做了一个详细的综述并给予简单的评析.     

地区差距、财政分权与中国地方政府规模

本文根据中国28个省区市1978-2004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总量和人均财政支出分权指标,以Brennan和Buchanan(1980)与Oates-Wallis's(1988)的财政分权假设和共谋假设为基础,检验了中国的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规模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以及政府共谋程度的提高都导致了地方政府规模的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