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源“系族”金融链

<正>在当前的资本市场上,通过快速扩张控制多个公司并组成关联的“系族企业”是一些企业 快速成长的基本路径。系族企业中当然也不乏经营优秀的案例,但是,近来资本市场上 系族企业频频出事,从周正毅到德隆,从顾雏军到张海,值得深入分析与反思。 特别是系族企业兴衰之短暂,轨迹之相似,都值得从产业整合、价值链扩张、民营企业发 展等多种角度进行分析:作为系族企业并购扩张赖以支撑的金融链条为什么会断裂,断裂之 后为什么会造成系族企业的全面溃败？     

内部资本市场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基于中国“系族企业”的经验证据

“系族企业”是内部资本市场主要载体之一,内部资本市场对系族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存在正反两方面的效应：多钱效应和代理效应。多钱效应使企业倾向降低现金持有水平,代理效应则刚好相反。本文利用中国“系族企业”2000—2013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实证结果支持了上述理论预期。更进一步,在分时段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检验结果表明,多钱效应对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有显著增强趋势,代理效应对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呈减弱趋势。     

系族企业与分析师预测准确度——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系族企业在我国资本市场中非常普遍.以2008-2018年中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系族企业对分析师预测准确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非系族企业,分析师对系族企业的预测更准确;上述结果在公司经营不确定性较高时更加显著.结果 性分析表明:系族企业分析师预测准确度高能发挥积极的信息治理效应,主要表现为系族企业信息披露质量更高和股价崩盘风险更低;系族集团上市成员公司越多、涉及的行业多元化程度越高时,分析师预测准确度越高.     

系族企业的特征:一个初步描述

我国近年来出现了各种类型的系族企业,这是与其它发展中国家很相似的情形.但是,在系族结构形成之后,实际控制人是否不同程度地进行圈钱,实施对中小股东的资本掠夺呢？这是亟待研究的问题.本文以目前能够确认的37个系族、114家上市公司为研究组,与一个按照行业等标准选择的对照组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发现:系族企业在股权结构、盈利结构和股利行为等方面都与对照组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系内企业转移资产和转移利润的疑点,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依据和切入点.     

如何监管和处理系族金融链条危机?

<正>金融风险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特征是风险的扩散性和易传 染性。 风险控制能力低下 在过于绷紧的资金链条下,资金的缺口在过于扩张的 融资能力下,会形成更大的金融风险。德隆、格林柯尔、农 凯这些系族企业,在出现资金链紧绷后,都采取了一定的措 施应对危机,但是目前惯常采用的拆补头寸、隐瞒债券等方 式,客观上只会加速资金链的断裂。 从已经出现经营失败的系族企业看,他们对于整个集     

完善金融先行战略体系助推中国对外承包企业“走出去”进程

为顺应经济全球化需要，政府和各大金融机构通过政策扶持和金融支持，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对外承包企业是“走出去”的一支主力军，中国对外承包企业“走出去”方式经历了从项目分包到项目总包，再到项目投资的提升过程。而每一次阶段陛升华都建立在金融支持与创新的基础之上。企业能否高效、顺畅的“走出去”取决于相关金融政策和金融服务的支持是否已经就位，即是否已经“金融先行”。     

系族企业内部资本市场存在性及效率研究

本文首先检验了ICM的存在性,然后,运用敏感性托宾Q和敏感性现金流法度量系族企业ICM有效性,并构建了资产集中度指数和公司治理综合指标,最后,运用二元逻辑回归模型分析了资产集中度和公司治理对系族企业ICM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资产规模越大,资产集中程度越高,ICM效率越低;系族上市公司股权集中程度与ICM效率成显著正相关关系;我国资本市场可能存在过度融资行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生态环境与中国OFDI企业“走下去” —基于资源基础观和制度基础观相结合的视角

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支撑,也是决定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关键.“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国家金融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中国已经“走出去”的企业面临能否“走下去”的困境.本文创新性的基于“制度基础观-资源基础观”视角,构建金融生态环境评估体系,从微观层面深入分析东道国金融生态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企业经营绩效影响的机理,重点关注金融生态环境对企业内部融资约束的调节作用.以2013-2017年204家上市企业在30个沿线国家的投资为样本的实证检验发现,东道国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生存能力,并缓解企业内部融资约束.跨国并购和国有企业短期内“风险偏好”的特征得以证实.     

民营银行:中国金融改革的“第三种力量”

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历经了约20年的历程,畸形的市场结构和银行经营模式却仍然制肘着金融的深化和稳定,尤其当前,我们即将向世界敞开金融大门,这些体制陈旧、竞争力低下的金融企业和结构混乱的金融市场是决难加避的软肋。金融改革的历次实践充分说明仅仅依靠体制内力量是很难带来根本性突破的,要从体制外引入制度创新,由外而内地进一步推动变革。民营银行,毫无疑问是这种“第三种力量”的中坚。回顾整个改革的历程,“体制外经济”－三资企业、个体私营企业等的飞速发展,填补了体制内企业在提供商品服务、安排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留下的空,直接带来了经济改革的成功。中国的金融制度改革完全可以借鉴其经验,从体制外入手,在内部“金融存量”没有变动的情况下,在外部的“金融增量”上狠下功夫,组建股份制民营银行这些真正意义上的“体制外”银行。并以此为突破口,打破体制内银行的市场垄断,实现从计划金融到市场金融的根本改变,增强我国金融体系的整体竞争力。     

普惠金融：从服务“双大”到服务“双小”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长期以来，中小微企业融资问题被称为“世界性难题”，融资难、融资贵长期制约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国有大行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普惠金融责无旁贷。纵览历史和其他国家的经验，破题普惠金融绝非易事，小微市场也从来不是大型商业银行的强项所在。作为先行者，建行从一家专注于大行业、大企业的传统大行，到如今市场上普惠金融供给总量最大、普惠贷款余额超过2.3万亿元(1)的金融机构，只用了不到5年。建行探索的“数字普惠”新模式于2021年入选G20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会议经典案例，《亚洲银行家》2022中国奖项计划“中国最佳银行普惠金融实践”奖也花落建行。面对小微企业融资这道“世界性难题”，建行作出了哪些努力？     

普惠金融与“中国梦”:思想联结与发展框架

目前,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步入新时期,并进入“顶层设计”视野,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途径.普惠金融与“中国梦”在思想逻辑上是一脉相承的,但实现我国普惠金融的“中国梦”还需要解决一些关键性难点问题.未来,我国发展普惠金融需要在坚持创新、公平和可持续性原则的前提下明确发展思路,形成对普惠金融的正确认识,加强顶层领导规划,从“存量”和“增量”途径构建普惠金融服务供给体系,开展普惠金融业务和技术创新,构建普惠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加强政策引导与激励.     

“跨境金融”的魅力

2011年5月，招商银行领先国内商业银行，推出“跨境金融”品牌，着力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打造全面、高效的境内外一体化跨境金融服务。     

新一轮“产业金融热”

我国企业在加深对金融战略的理解、把握金融运作规律、提高风险意识等方面还有较长的路要走。在言必称“韦尔奇管理”、言必称“GE金融神话”的同时,产业集团是不是也应该从安然、德隆们的崩溃中吸取些教训呢？     

对加入WTO“后过渡期”内中国金融开放的思考

金融开放是全球金融自由化浪潮中各国的必然选择。中国金融开放二十余年来,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入世以来,金融开放进入实质性阶段,尤其在当前的“后过渡期”内我们面临更多需要解决的新问题。2005年11月7日央行首次发布《金融稳定报告,》我国“后过渡期”内金融开放将在更大程度上体现为维护我国金融稳定的取向。文章将从金融开放的内涵探讨出发,对中国金融开放的历史阶段及其开放成果进行回顾,最后对我国入世“后过渡期”内金融开放的走势做出分析。     

金融助力企业“走出去”的重要作用及建议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在企业“走出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金融业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积极支持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与此同时中国金融业支持企业“走出去”过程中还存在力度不够、风险管控需要加强等问题,应下大力气解决,例如,着力扩大融资规模、丰富融资形式、优化海外金融机构布局、加强企业和自身的风险管控,以及建立与跨国经营相适应的经营和管理体制等。     

企业“走出去”的金融需求及金融支持情况调查

随着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规划的出台及进一步简化和改进直接投资相关外汇管理政策的逐步落实,企业“走出去”迎来重要战略机遇.在此背景下,本文通过一系列详实的数据和实例分析总结和论证了新疆地区“走出去”企业的境外投资现状和真实融资需求,结果表明:当前“走出去”企业金融需求主要以融资支持和结算、清算需求为主,金融支持企业“走出去”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仍面临较多制约因素,并提出了较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迎接“新金融”时代

当金融市场化与金融互联网化交织在一起,就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新金融”模式。新金融概念的提出,消除了互联网金融和金融互联网因工具一目的主次对立造成的“傲慢与偏见”,第一次将金融市场化和金融互联网化紧密结合在一起。     

浅谈金融企业文化建设

企业文化是企业职工在思想、道德、价值观念等方面共同推崇遵循的精神理念,是企业行为的内在依据,是支撑企业迅速发展的重要基石。它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企业文化建设要集中体现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建设独具特色的金融企业文化,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用先进文化武装全行干部职工,进一步增强职工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确保企业在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本文就加强金融企业文化建设谈点粗浅看法,以供商榷。一、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的目标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的目标,要始终体现代表中国先进文…     

金融创新中的“脱离本源”——来自关联担保型企业ABS的微观证据

金融创新中的“脱离本源”现象是当前中国金融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文章以2012-2020年中国企业ABS为样本,分析了放松担保准入引发企业ABS“脱离本源”的微观机制。研究发现,关联担保型企业ABS的违约风险更高,这脱离了“主体信用和资产信用应当隔离”的本源。机制检验显示,在将担保作为发行条件的中国企业ABS场景下,关联担保容易引发信用混同,具体表现形式是主体风险传染和资金腾挪。进一步分析表明,低信用主体发行的关联担保型企业ABS更容易“脱离本源”。此外,低信用主体腾挪资金的动机还会受到计划管理人管理能力和企业性质的影响。文章的研究为资产证券化领域监管政策的完善以及金融创新“回归本源”提供了重要启示。     

“新儒家”文化——中国企业的底蕴

我们看到,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顺应潮流稳健发展起来的中国企业为数不多,固然有体制不顺、机制不活、包袱过重等多方面的原因,但从中国企业发展现状来看,缺乏适合新时代的文化底蕴作基础是中国企业不成熟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短命的企业多,“短命”的企业家也多,无可奈何花落去,各领风骚一两年。国内外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让我们逐渐认识到,企业文化的创建和改革为现代企业参与竞争开辟了新的领域,成为企业竞争制胜的重要武器。一个缺乏经营智慧和管理人格的企业家,再多的有形资产,也难以让他逃脱“因偶然而成功,因必然而失败”的命运。 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