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贸区设立能否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制造企业的微观数据，分析自贸区政策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表明：自贸试验区政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异质性检验表明，自贸区设立对处于经济发达地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以及对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的正向作用较强；从影响机制看，自贸区通过增强技术创新效应、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高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地，调节效应揭示了营商环境优化在贸易便利化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研究有助于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推动企业数字化发展提供有价值的政策依据。     

连锁股东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吗？

高质量的环境信息披露是有效监督上市公司履行环保责任的前提。连锁股东通过资本关联能够对上市公司产生“公司—行业”的辐射治理作用，为推动整体环境治理水平创造了条件。以2007-2019 年中国沪深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连锁股东对上市公司环境治理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方向与作用机理。研究发现，连锁股东能够显著提升上市公司的环境治理信息披露质量，且这一作用在公司治理水平较低的公司更加明显，而在不同监管环境下无显著差异。机制检验表明，制衡实际控制人、监督管理层是连锁股东发挥影响的两条作用渠道，其目标是缓解融资约束，提升公司价值。本研究拓展了上市公司环境治理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也为连锁股东的治理效应提供了实证证据，为优化资本市场投资者结构、监督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提供了重要启示。     

地区数字化水平、绿色技术创新与制造业绿色转型

绿色转型已成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数字化为此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文章基于2010—2019年长江经济带省际平衡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SBM模型和ML指数测度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借助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地区数字化水平综合指数，检验地区数字化水平对制造业GTFP的影响及中介机制。研究显示：地区数字化水平显著正向影响长江经济带制造业GTFP；门槛效应检验发现，当地区数字化水平高于单一门槛值0.363时，才能发挥对制造业GTFP的促进作用；地区数字化水平对制造业GTFP的影响呈现上中下游逐级递减的梯度格局；绿色技术创新在地区数字化水平与制造业GTFP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经济后果分析发现，地区数字化水平通过绿色技术创新赋能长江经济带制造业绿色转型，提升了地区经济水平。最后，文章提出了包括加强数字化建设、强化地区间协调发展、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支持力度等政策建议。     

数字化赋能传统制造业发展的机制与效应分析

作为技术经济范式的重要新形式，数字化在关键要素、技术体系、制度框架、价值理念等方面呈现新的特征。基于数据要素及自然技术、社会技术、思维技术综合创新的视角构建新的分析框架，对数字化赋能传统制造业发展的内在机理进行深入分析，并运用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对传统制造业发展具有较强的正向赋能作用，其中数据要素是数字化赋能机制的基础，自然技术和思维技术的数字化创新具有较强的正向促进作用，社会技术的数字化创新则呈现滞后期牵绊效应和适应期正向效应的两阶段效应，产业竞争程度的提升也可以促进数字化赋能效应的发挥。为了更好地把握数字化进程中的历史机遇，传统制造业应更加注重数据要素价值的发挥，加快推进自然技术、社会技术和思维技术的数字化创新，并进一步消解社会技术创新滞后期的牵绊效应，促进其正向赋能效应的充分发挥。     

基础研究发展与企业技术创新——基于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的视角

国家重点实验室是中国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重要基地。文章利用2001-2016年城市层面的数据从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角度实证检验了基础研究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以国家重点实验室为依托的基础研究发展能够通过知识溢出机制显著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显示：省部共建、企业、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企业技术创新促进效应依次递减，表明了应用基础研究的企业技术创新驱动作用大于纯基础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推动作用由东向西逐渐减弱，说明了随着地区制度和市场环境的完善，基础研究越能发挥其企业技术创新促进效应。     

行政督察背景下环境分权能否实现减排增效的双重红利？

各层级政府间环保权责合理划分是协调经济与环境双重目标的制度保证。文章系统阐释环境分权对减排增效双重目标的影响及行政督察的调节作用，并采用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2003—2019年面板数据，以河长制实施、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分别作为环境分权、行政督察的政策冲击，运用多期双重差分及三重差分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环境分权并未对工业污水排放强度及经济效率产生显著影响，环境分权的减排增效机制路径有待完善；(2)行政督察与环境分权组合政策显著降低工业污水排放强度，同时促进经济效率提升，即实现减排增效的“双重红利”；(3)机制分析发现，环境分权提升了环境治理效率，行政督察提升了环境治理执行力，组合政策通过提升环境治理成效实现“绿色红利”，同时组合政策已经促使地方政府转变环境治理思路，借助产业升级与绿色创新统筹解决经济环境问题，最终主要通过促进绿色创新实现经济增效的“蓝色红利”。因此，本文的政策启示是持续推进环境分权与行政督察政策实践，进而完善围绕绿色转型目标的部门间横向协作机制。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

基于2015—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模型和有中介变量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重点探讨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和ESG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效率,且ESG的调节效应部分通过中介变量动态能力起作用,即存在有中介的调节效用;、相较于非高科技企业,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效率更加显著;、不同区位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效率影响存在差异,效率提升程度中部＞东部＞西部。     

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的“增量提质”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年报的文本分析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微观体现,在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上市公司2011—2019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通过爬取企业年报中的“数字化转型”关键词,构造微观企业层面的数字化转型指标,从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来全面反映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1）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提升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还显著提高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量,上述结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替换被解释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在作用机制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和提升产学研合作水平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提升,管理性交易成本机制并不显著。（3）异质性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提升效应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对东部和中部地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提升效应显著高于西部地区企业,对不同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提升效应没有显著差异。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研究结论为深化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具有重要的政策启...     

数字化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基于人力资本和交易成本传导机制的视角

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及与产业的渗透融合，企业数字化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一大基本特征。聚焦于数字化带来的变革，本文基于我国2012—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使用LDA主题模型构建企业创新指标，从多重维度考察了数字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化能够促进企业创新并成为驱动企业创新的新动能，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能够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降低交易成本来推动创新。异质性分析表明，高科技企业和高市场地位企业(行业领导者)的数字化发展具有更为明显的创新改善效应；与此同时，可以通过降低环境不稳定性程度、促进市场竞争和发展数字经济的途径来进一步发挥数字化提升企业创新水平的作用。本文研究结论对于依托数字化及数字技术赋能创新、以创新驱动引领经济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新基建发展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机制研究

新基建作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基于2015—2021年中国7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三种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新基建发展对城市产业结构水平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新基建发展能促进产业高级化水平，改善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状态，提升产业合理化水平；新基建通过发展物联网和激励城市研发创新两种间接路径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产生积极影响；新基建对产业结构水平的影响受到地方政府干预行为的调节作用，在地方政府合理的行政管理下，新基建对产业转型升级的积极作用更为明显；新基建发展对产业结构水平的提升作用具有区域异质性和城市规模异质性，在中西部地区和大城市地区的作用效果更为明显。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创新质量——基于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市的实证分析

中国创新驱动正由数量增长转向质量提升，提升创新质量是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文章基于2010—2020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在理论分析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城市创新质量内在机理的基础上，以“宽带中国”示范政策为准自然实验构建渐进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创新质量具有显著提升作用，且该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增强人才集聚、提高互联网发展水平和强化政府战略引领等途径促进了城市创新质量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长江经济带一般城市和上游、中游地区的创新质量提升作用更明显。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数字中国建设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如何更好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当今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从高管学术背景这一视角，探究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的关系以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高管学术经历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在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成立；研发投入在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研究结论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合理搭配高管团队、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数字化与企业绿色创新表现——基于增量与提质的双重效应识别

数字化赋予了国民经济与微观企业转型升级的动能。文章在对上市公司进行文本挖掘的基础上,综合MD&A部分数字化词频占比和无形资产数据等多个数据集以提高企业数字化指标的刻画质量,实证考察了其对企业绿色创新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对企业绿色创新表现具有"增量提质"的双重效应,并且该结论在创新性地采用清朝城墙数据作为历史工具变量和国家级大数据试验区建设作为准自然实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显著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这一促进效应在政府环保补助较高和内部管控成本较低的企业、非重污染行业企业中更为明显;而当地环境治理和知识产权保护则为该过程的实现提供了支撑。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作用于企业绿色创新的路径依赖于其缓解了(环境)信息约束问题,促使企业自主参与环境治理,并有效提升企业商业信用。文章研究不仅为理解数字技术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表现的影响机理提供了微观实证依据,也为未来实现数字化与"双碳"目标的"共赢"提供了重要启示。     

国家重点实验室与企业“卡脖子”技术创新——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卡脖子”技术对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产业安全和国防安全具有战略意义。为探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对企业“卡脖子”技术创新的影响，文章以2000—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探讨国家重点实验室设立对企业“卡脖子”技术创新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企业设立国家重点实验室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卡脖子”技术创新；内在机理分析表明，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设立通过吸引人才资源、加大研发投入促进企业“卡脖子”技术创新；企业所有权性质正向调节创新意愿对实验室与企业“卡脖子”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即存在联合调节效应；政策异质性检验发现，当企业主管单位为国资委、市场竞争程度较高或企业位于东部地区时，实验室的创新效应较强。文章检验了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设立的政策效果和机制，为实验室的优化设计提供实践启示。     

企业数字化对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是企业发展方式的重要变革,对提升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和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2007—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企业数字化对劳动力要素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显著提升了劳动投资效率;机制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主要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代理成本、优化人力资本结构三条路径提升劳动投资效率。区分劳动投资效率方向发现,企业数字化同时降低了劳动投资过度和劳动投资不足;区分不同数字技术发现,大数据、智能制造、信息化技术提升了企业劳动投资效率,而互联网商业模式没有提升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当企业属于民营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传统行业以及所处环境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更高、要素市场发展更好时,企业数字化对劳动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     

工业智能化转型的环境效应及其机制研究

工业智能化转型能够以其效率效应和智能化感知功能促进资源集约利用和降低环境污染，但现有文献对于中国工业智能化转型的环境效应仍存在分歧。本文基于海关贸易数据库和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的工业机器人数据构建城市工业智能化转型指标，实证检验了工业智能化转型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工业智能化转型能够有效抑制城市二氧化硫污染，微观层面的研究同样支持了这一结论。机制分析表明，工业智能化转型会抑制人均能源消费量，缓解资源错配问题，从而抑制二氧化硫污染。基于产业结构匹配和环境公平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发现，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都会强化工业智能化的环境治理效应。本文结论不仅扩展了工业智能化转型的生态效应研究，而且为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区域环境治理和推动工业经济绿色发展提供了实践依据。     

营商环境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08—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探究营商环境与企业劳动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良好的营商环境有助于提高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缓解企业劳动投资不足现象，这种改善效果在企业劳动密集程度较低、内部控制质量较差的情况下更为明显；进一步路径研究显示，降低企业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劳动纠纷风险、减少非生产性支出是营商环境发挥治理效应的作用机制；拓展性检验发现，营商环境的优化有助于改善企业人力资源配置结构。研究结论为更好发挥营商环境的治理效应、改善企业劳动投资效率提供了政策依据。     

数字经济与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的检验

数字经济为我国制造业增强价值增值能力与产业竞争力提供了重要机遇和动力。文章利用2011-2018年中国制造业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促进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总体作用、异质性影响和间接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总体上显著提升了我国制造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这一作用在技术密集型行业表现得更为显著。在替换被解释变量、采用工具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文章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中介效应检验发现，降低交易成本、促进技术溢出、推动产业融合是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三条基本路径。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还受制造业自身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程度的影响，表现出门槛效应，超过一定界限后，过度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反而会削弱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分行业看，相较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中智能化升级的门槛值均较低，智能化升级存在过度的倾向。为此，各地区应努力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夯实数字经济发展基础，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制度保障，有序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打造优良的数字经济产业生态。     

制度变迁、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区域技术创新

文章在阐明制度变迁、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提升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内在机理的基础上,选取2003~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系统GMM方法,实证检验了制度环境、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包括投入能力、产出能力、扩散能力、环境支持能力在内的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对于全部样本而言,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提升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是显著正效应,而制度环境无显著影响;东部地区的OFDI对提升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是显著正效应,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则不显著;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制度环境对提升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是显著正效应,而西部地区则不显著。     

薪酬激励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与门槛效应分析

“双碳”目标进一步明确企业绿色低碳发展，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是判断企业是否低碳发展的指标之一。文章以2013—2021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薪酬激励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直接影响，并检验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与门槛效应。结论表明：薪酬激励可提升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且环境规制增强了这一促进作用；环境规制存在单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达到门槛值0.021时，薪酬激励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效果最佳；相对于非国有企业、东部和西部地区企业来说，环境规制的正向调节作用只在国有企业和中部地区企业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