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技术创新模式的影响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数字技术冲击将深刻地影响实体企业的技术创新模式。本文以2007—2020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技术创新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合作创新，但是并没有显著地激励企业进行自主创新，并且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合作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降低企业面临的外部交易成本和增加企业间的研发溢出来实现。分样本回归发现，在不确定性较高的企业、成长期企业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地区中数字化转型对合作创新的推动作用更加明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分解发现，底层技术层面的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对合作创新均具有促进效应，而区块链技术和实践层面的数字技术运用对合作创新并没有显著影响。此外，数字化转型对合作创新的推动作用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本文探究了数字化背景下的企业技术创新模式，研究结论对于深入推进数字化转型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创新质量——基于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市的实证分析

中国创新驱动正由数量增长转向质量提升，提升创新质量是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文章基于2010—2020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在理论分析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城市创新质量内在机理的基础上，以“宽带中国”示范政策为准自然实验构建渐进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创新质量具有显著提升作用，且该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增强人才集聚、提高互联网发展水平和强化政府战略引领等途径促进了城市创新质量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长江经济带一般城市和上游、中游地区的创新质量提升作用更明显。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数字中国建设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数字化转型、企业生命周期与突破性创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本文使用2007-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识别企业数字化相关无形资产占比构建微观层面数字化指标，探讨数字化转型对于突破性创新的作用。研究表明：整体而言，企业数字化对于突破性创新具有显著积极作用。进一步的分样本回归显示，数字化促进了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并且这种提升效果在制造业、高科技行业更为明显。进而，以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识别数字化与企业创新间的因果关系，所得结论一致。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通过融资纾困、推动产学研协同研发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本文结论对于当前深入推行数字经济发展战略赋能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了启示与借鉴。     

数字经济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数字经济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能够通过降低能耗强度、驱动能源结构清洁化调整、加快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等路径促进经济社会的绿色变革。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就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和机制分析。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减少碳排放的作用显著，且现阶段主要通过降低能耗强度来实现。进一步发挥数字经济的减碳效应，应积极推动能源的数字化转型，加快清洁能源替代，全面提升数字经济低碳化水平，实施差异化发展策略，以缩小各地数字经济发展差距，在促进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同时，助推“双碳”目标的实现。     

激励性政策规制推动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机制研究

基于中国2010—2019年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国家政策创新对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考察创新政策的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激励性政策规制能够显著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以及工具变量估计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区位异质性分析发现，激励性政策规制对于政策质量型区域的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效应。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激励性政策规制对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受到创新升级驱动效应、产业结构驱动效应和市场发展驱动效应的调节。在全国层面上和政策质量型区域，激励性政策规制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可以通过提升知识资本水平实现。     

数字化转型、会计信息质量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以数字化转型—会计信息质量—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框架,选取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能够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分析表明,在国有企业、高治理水平、低融资约束的公司驱动作用更大。机制路径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升会计信息质量,进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金融集聚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基于企业年报文本大数据分析的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作为中国数字经济的最小微观构成,其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金融供给支撑。文章利用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集,分析金融集聚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集聚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特别是对于非国有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及位于初创期、成熟期的企业驱动效果更加明显。机制研究发现,金融集聚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改善企业预期和促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等三种传导路径助力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特别地,金融监管是金融集聚更好释放效力的重要外部基础条件,在金融监管强度大的地区中,金融集聚能够有效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活动。本项研究从新的视角为理解金融发展与企业创新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能否推动中国企业进口扩大——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分析

积极扩大进口对助推我国内需扩大和消费升级、促进贸易平衡、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文章通过整合2007—2016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并将其与利用机器学习方法提取上市公司年报文本构建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进行合并，系统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进口规模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进口规模扩张，且这一影响效应呈现边际递减特征，对进口规模较小的企业最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外部交易成本、推动企业生产技术升级和生产规模扩张三个途径来促进企业进口，从进口构成上来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进口额的促进作用主要源于国家层面和产品层面的进口集约边际和进口产品种类的增加。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不同类型企业和产品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主要推动了出口企业、民营企业、加工贸易企业以及中间品的进口扩张。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还有助于提升企业进口概率、延长进口持续时间以及提高进口产品质量和技术类产品进口份额。文章为数字经济背景下主动扩大进口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于进一步加快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出口“提质增量”

文章基于多目的国、多产品异质性贸易理论模型，利用2001～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和海关数据库匹配数据，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规模和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企业出口规模扩张，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就影响机制而言，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升企业生产效率、降低运营成本、提高出口产品和出口目的国多样性带动企业出口规模的提升，同时能够通过促进企业创新、提高企业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实现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私企、外企、技术密集型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的出口规模和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对国企、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中西部地区企业的促进作用不明显，且相对于出口到发达国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到发展中国家的规模和产品质量提升作用更明显。     

数字经济与区域创新——基于融资和知识产权保护的角度

数字经济在中国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文章构建了2011-2018年地级市数字经济发展的综合指标，以专利申请数量来量化区域创新产出，从融资和知识产权保护的角度，研究了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地促进了区域创新。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及采用工具变量控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文章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经济学意义上，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1%，区域创新产出增加1.05%。机制检验发现，数字经济通过缓解创新面临的融资约束和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来促进区域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发明型创新、实用型创新和外观型创新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虽然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在东部和非东部地区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是数字经济与区域创新之间的关系在东部地区和非东部地区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文章关于数字经济与区域创新之间的关系及其背后机制的研究对构建数字经济时代区域创新体系及实现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来自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能够为企业提升创新水平同时节约成本费用,从而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的作用,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选取2013—2020年我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从理论与实证角度探讨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的反应速度和灵敏度,从而对企业绩效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得出,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和降低成本费用进而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创新水平和成本节约发挥了中介作用。研究结论对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打造先进制造业高地具有重要意义。     

数据赋能与效能迭代：能源战略资源供应链数字化转型研究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打造数字化供应链不仅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更是推进企业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文章围绕数字经济为企业带来的巨大变革，以国勘公司供应链转型的实践为研究对象，对国勘公司从垂直过程管控到供应链数字化嵌入路径的演化进行深入分析。基于动态能力理论，探究企业供应链数字化转型促进供应链敏捷性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在数字技术驱动下，传统供应链由原本显著离散型的线性结构转变为智能灵活、互相联系的网络状结构，使供应链各个环节信息传递效率提高，供应链决策更加直观透明。供应链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业务流程、供应商管理、物流与库存管理三个环节的动态能力，从而实现供应链敏捷性的提升。研究为国勘公司以及相似的非数字化企业进一步走出国门、提升国际化供应链管理水平并增强海外市场竞争力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数字经济何以赋能西部地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已成为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文章采用2010-2021年西部地区12个省(区、市)面板数据，通过熵值法、基准回归、中介效应检验和异质性检验探寻数字经济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有效促进西部地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且数字技术的迭代创新可以促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提高旅游业发展质量。基于此，提出要深入挖掘西部地区数字经济潜力，发挥数字经济对旅游业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等方面的助推作用，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基于中台架构的国有交通投资集团数字化转型研究

在数字经济时代构建区域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国有交通投资集团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亟需以谋定长远的战略眼光，加速推进数字化战略转型，构建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的新发展格局，以应对新形势挑战、持续增强企业竞争力、创新力和抗风险能力。本文基于中台架构的数字化战略变革理论逻辑、数字化转型的最佳场景实践，剖析国有交通投资集团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内涵本质、中台架构体系及其关键技术、数字赋能的多跨场景应用，以及数字化转型进程中面临的挑战与展望，探究如何创新思维模式、业务架构及配套保障，精准把握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力、方向、时机和路径提供了建议，为重构创新企业管理价值理念、组织结构、商业模式，实现企业资源优化配置，激发数据要素创新驱动潜能，推动企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起到积极的战略支撑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进口?

在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数字化赋能外贸发展成为实现高质量国际循环的关键抓手。文章采用2007～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和中国海关数据的合并样本，系统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在企业进口贸易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扩大了企业进口规模，促进了企业进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进口的影响会因企业所有制、企业所在地区、贸易方式以及产品类型的不同而不同；作用渠道方面，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和生产率提升效应促进企业进口增量提质，并且数字化转型同时通过扩展边际与集约边际的渠道促进了企业进口产品质量提升；拓展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进口可能性和进口产品种类的增加，并且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在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进口中发挥了积极的调节作用。文章拓展了企业进口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对于推动中国数字经济与进口贸易融合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数字经济、城市创新与区域收敛

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数据已成为除劳动、土地和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之外的新要素，能否依托数字经济发展赋能城市创新？文章在对数字经济的概念和内涵进行基本界定后，借助微观大数据构造的"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实证分析了2015-2018年中国283个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创新及创新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城市创新水平提升。其中，人力资本集聚效应和创业活力增强效应是数字经济赋能城市创新的两条重要路径。在替换被解释变量、消除样本选择偏差、选择分位数回归，以及创新性地采用各地级市市长过去修习的专业作为历史工具变量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稳健成立。进一步空间杜宾效应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特征，不仅促进了本地区创新水平提升，而且对相邻地区的创新产出也产生了实质性影响，有利于缩小区域创新差距，实现区域创新收敛。此外，相较于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发明专利的影响更显著，说明数字经济发展推动的创新是真正意义上的质量创新而非策略创新。文章为评估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效果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支撑，也为理性看待数字经济、防止出现数字鸿沟，实现区域创新均衡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数字化创新准备、动态能力与企业数字化创新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创新已成为企业提质增效和培育新动能的重要引擎。文章基于动态能力理论，探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数字化创新准备影响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内在机制和边界条件。结果表明：数字化创新准备正向影响企业数字化创新，动态能力在数字化创新准备与数字化创新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与机械式工作单位结构相比，数字化创新准备在有机式工作单位结构中能够更好地提升企业动态能力，并且动态能力对企业数字化创新的正向作用也会得到增强，从而能够强化动态能力在数字化创新准备与企业数字化创新之间的中介作用。     

制造企业创新效率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数字化转型的视角

基于数字化转型视角，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对企业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和分解，并采用Tobit回归模型对企业创新效率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传统DEA模型结果显示，2007-2020年企业创新效率呈现出“U”型发展趋势，且整体上处于较低水平，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在数字经济和数字化转型的环境中，国有企业相对于民营企业的规模效率仍保持较大优势，但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的纯技术效率优势正逐步被替代。（2）似SFA模型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政府支持、行业竞争、教育环境和开放环境等是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重要外部环境因素。（3）调整后DEA模型结果显示，整体上剔除环境因素后企业创新效率有所提升，但仍处于较低水平。创新环境的改善主要通过提升企业的管理效率、技术适应能力等来提升创新效率。（4）Tobit回归模型的结果显示，企业规模、企业年龄、资产收益率、负债结构、独立董事比例、股权集中度和机构持股比例等因素是影响调整后创新效率的重要因素。     

数字化税收征管与企业研发操纵行为——基于金税三期工程的准自然实验

金税三期工程是一种数字化税收征管工具,它利用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来提高税务部门对企业经营状态的精准掌握与分析,深刻影响着企业的经营行为。借助我国金税三期工程分批试点的准自然实验,本文基于2008—2019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检验了数字化税收征管对企业研发操纵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税收征管对于抑制企业研发操纵行为具有显著影响,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有效。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税收征管通过提高企业信息透明水平、发挥规范治理作用两种机制抑制了企业研发操纵行为。调节效应分析表明,管理层短视主义不利于数字化税收征管抑制企业的研发操纵行为,而管理层积极语调蕴含的信息有助于数字化税收征管抑制研发操纵行为。本研究丰富了企业研发操纵领域的影响因素识别研究,同时也为数字经济背景下政府部门监管方式创新、数字化税收征管的微观经济后果的探讨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对河北省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人力资本视角

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基于数字经济的丰富内涵，通过熵值法对河北省各地级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算，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带动作用，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人力资本在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中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河北省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转型速度，且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来间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