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门户型中心城市流强度比较分析及能级提升

门户型中心城市在区域发展中具有强大的吸引能力、辐射能力和综合服务能力,本文运用区位商和城市流强度定量分析方法,对我国19个门户型中心城市的区位商、城市外向型功能量、城市流强度和城市流倾向度进行比较分析,揭示了它们发展中的空间差异,指出了我国门户型中心城市提高城市服务水平、加强城市流强度、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以整体提升城市能级的对策措施。     

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演变及其影响因素——以河南省为例

运用动态偏离-份额分析法、产业结构熵分析2000—2020年河南省资源型城市产业发展水平及产业结构演变趋势，借助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探索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研究区产业结构呈专业化发展；第二产业结构素质较优，对经济发展贡献较大；第三产业竞争力素质较优，对经济发展促进作用明显；消费水平和社会投资促进产业结构多样化；利用外资水平、科技创新和科教水平等促进产业结构专业化。最后，为推进区域转型发展进程提出建议。     

基于区位商的云南沿边地区产业结构分析

文章采用区位商分析法,对"十一五"期末云南沿边地区各州市三大产业及其内部结构进行实证分析。分析表明,云南沿边地区大多数州市产业层次总体虚高,三次产业中的优势产业仍然是第一产业,二、三产业无明显优势,甚至处于劣势。文章在对云南桥头堡建设语境下如何推进产业结构演进转化,提出一些建议。     

兰州都市经济圈城市流要素分析研究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传统的小城镇城市化的发展方式已经无法适应我国当代城市发展的进程，以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为主的都市经济圈逐渐成为城市化发展的趋势。兰州都市圈作为甘肃省经济发展的核心，对甘肃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城市流理论与方法，根据2010年甘肃统计年鉴以及2010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相关数据对兰州都市经济圈内各城市的区位商、外向功能量、城市流强度进行测算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兰州都市经济圈中外向功能量普遍较弱，城市流强度整体较低，有些地区由于过于贫困部分数字甚至出现“倒置”现象，都市圈内城市功能仍然较为单一，城市间经济联系强度较差，有待于进一步的发展。     

从区位商看重庆产业竞争力

区位商是反映某一行业在区际分工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指标，由于该指标数据的易得性，通常被用作分析区域产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主要依据。若区位商大于1则属于优势部门，小于1且属于劣势部门。区位商增加则发展势头上升，属于“朝阳”产业；区位商下降则发展势头减弱，属于萎缩部门或“夕阳”产业。     

基于产业结构视角的广东省县域经济发展研究

县域是城市与乡村的重要联系纽带。基于产业结构视角，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以广东省57个县（县级市）为研究对象，对2010—2019年广东省县域经济发展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发展水平层面，广东省县域发展水平仍然较低；产业结构层面，广东省县域三次产业增长量以“三一二”型为主，产业结构仍需优化；空间结构层面，广东省县域第一产业发展呈“西高东低”，第二产业发展呈“中间高四周低”，第三产业发展呈“沿海高内陆低”，三次产业空间发展不均衡。建议尊重客观规律，明确发展定位；优化产业结构，推进产业转型；立足不同区位，实现差异发展。     

产业空间集聚与城市化的互动关系研究

产业空间集聚推进城市化进程，第二、第三产业区住的形成与集聚是城市化的本质性内容；城市化是产业空间集聚必不可少的因素。对其起促进作用。通过对区位商和城市化水平的测度．可以分析两者的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分析浙江产业空间集聚与城市化互动关系这一典型案例，提出了在新一轮产业集聚中将如何进一步实现产业与城市互动发展。     

新基建发展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机制研究

新基建作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基于2015—2021年中国7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三种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新基建发展对城市产业结构水平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新基建发展能促进产业高级化水平，改善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状态，提升产业合理化水平；新基建通过发展物联网和激励城市研发创新两种间接路径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产生积极影响；新基建对产业结构水平的影响受到地方政府干预行为的调节作用，在地方政府合理的行政管理下，新基建对产业转型升级的积极作用更为明显；新基建发展对产业结构水平的提升作用具有区域异质性和城市规模异质性，在中西部地区和大城市地区的作用效果更为明显。     

城市级别对于老工业城市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

老工业城市要寻求转型升级，产业结构优化是必不可少的。然而，中国独特的城市行政管理体制在资源配置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本文从中国城市行政管理体制角度出发，采用2003年至2016年间中国116个老工业城市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旨在探讨行政级别与老工业城市产业结构优化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产业结构合理化还是产业结构高级化，都受到城市行政级别的显著影响。这意味着，行政级别越高的老工业城市，其产业结构优化效果越好。此外，城市创新能力在行政级别影响老工业城市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机制。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其一，把创新作为培育发展新动能的关键引擎，增强老工业城市产业创新的竞争力；其二，持续深化老工业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的高质量建设，把产业转型升级和城市更新有机结合起来；其三，正确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坚持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工作原则。     

促进福建漳州市花卉产业升级的对策思考

漳州地处福建东南沿海，发展花卉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潜力巨大。在向现代农业迈进的进程中，面临着许多的机遇和挑战，文章分析了制约漳州花卉产业升级的因素，提出促进漳州花卉产业升级、实现跨越发展的相应对策：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依靠科技创新，提高科技含量；注重经济效益，构建标准体系；完善市场建设，提高营销水平；推进漳台合作，实现互利双赢。     

成渝城市群创新空间关联及其时空演变研究

基于2010-2019年成渝城市群创新质量水平数据，采用修正引力模型，结合地理信息系统(GIS)可视化分析，对成渝城市群城市间创新空间关联强度时空演化过程进行探究，结果发现：十年来城市间相互作用不断增强，整体联系日益密切，但差异悬殊，不对称性显著，存在明显的地域分异；城市间需求与互补活跃，组团融合发展趋势明显，德阳市与眉山市是成德绵乐城市带发展的关键“节点”。城市自身创新联系强度总量“马太效应”突出，“头部效应”异常明显；“双核-两轴-半包围”空间格局凸显，整体呈外高内低的同心圆式分布形态；创新联系强度呈现出“西密东疏、西强东弱”的空间格局，成德绵眉城市带发展势头迅猛。     

城市创新行为改善生态效率了吗？——基于空间关联与溢出视角的考察

文章在理论层面探讨了创新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机制，并基于城市空间关联与溢出视角，采用我国2007-2016年260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检验了创新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效应及多维度的城市异质性。进一步地，文章还通过对不同距离阈值上的创新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估计，测算了创新空间溢出的距离边界，检验了创新空间溢出驱动城市绿色发展的最佳地理距离区间，从而为增强区域创新合作以提升区域整体绿色发展水平提供了可供参考的量化依据。研究发现：总体而言，创新具有的增长效应、资源与环境效应、结构优化效应是促进城市生态效率改善的重要途径，且产出端创新对生态效率的驱动效应强于投入端创新；但创新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城市异质性，依赖于城市区位、所在城市群、环境政策、资源禀赋、创新能力和市场化水平；城市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但空间溢出随距离变化呈衰退趋势，350公里以内为创新活动的密集溢出区；生态效率也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经济越发达且联系越紧密、要素流动越自由、创新对生态效率驱动效应越强的地区，生态效率的空间溢出也越强。因此政府应完善创新激励政策、为创新外溢创造良好条件、注重引导创新的方向，并根据区域及城市发展实际，采取差异化的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策略。     

解放思想 改革创新——深圳市龙岗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创新体制机制，谋求发展新思路

深圳市龙岗区委区政府以建设产业发达、平安和谐、生态优美、人文荟萃现代化新城区为目标，进一步推进城市化，打造东部海岸线、地铁3号线和深惠路沿线改造等亮丽风景线，坚持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环境保护与资源开发相结合、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推进改革创新。要实施产业高端化战略，优化产业结构；推进民主法制建设，加强城市和社会管理，确保社会和谐稳定；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改善发展的硬环境；加强环境保护治理，建设生态文明；全面实施优才工程，增强龙岗核心竞争力，     

浙中城市群的经济功能联系

浙中城市群已进入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外向功能联系阶段；同时义乌的城市流强度超过金华市区的城市流强度。[编者按]     

对新疆产业结构区位商的分析

以新疆为代表的资源富集区要实现富民强区的战略目标就必须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研究适合区域产业优势发挥的产业政策。产业结构调整是伴随经济总量扩张必然面临的经济过程,是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和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文通过对新疆产业结构区位商的计算,在新疆产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明确优势产业和劣势产业,分析新疆产业结构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新疆产业结构优化布局和提高优势产业的发展地位提供研究参考。     

产业结构视角下同城化对扬州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文章从产业结构相近程度、产业融合和商业集聚3个方面研究宁镇扬同城化对扬州地区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结构相似系数与GDP呈负相关,但负面影响越来越小;产业融合和区位商均与GDP呈高度正相关,能明显推动扬州地区经济更好发展。扬州应抓住宁镇扬同城化这一机遇,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与重组,实现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     

上海向西部地区产业转移的行业与区位抉择

我国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转移的产业和区位抉择，不仅受到转出区产业结构和区位特点的影响，还受到转入区产业结构和区位特点的影响。本文对上海及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进行了分析，并通过上海和西部地区的区位商判断上海最适宜转移的行业及转向的地区。结果表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在上海集聚，而其他制造业正从上海转移出去；上海未来向西部地区转移的产业，更有可能是转向重庆、四川和内蒙古三省。     

武汉与我国三大经济中心城市的产业结构比较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部地区发展的滞后,武汉市城市聚散和辐射功能日益难以承担中部经济中心的功能。基于2000~2006年武汉与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心城市城市产业结构截面数据,本文采用区位商和资金利税率偏离度模型对比分解各城市产业结构指标,试图找出武汉未能担当中部经济中心的原因。研究表明:武汉产业结构老化,资金利用效率低下,金融业发展滞后是制约武汉成为经济中心城市的核心原因。在武汉的产业结构未来选择中,金融业、商贸物流业、汽车制造业、信息产业应成为未来产业发展主要方向。     

创意产业发展与上海产业结构升级

大力扶持和积极推进创意产业发展，可以占据产业价值链高端，促进上海产业结构升级可以充分发挥上海的比较优势，使上海形成较强的产业竞争力和竞争优势；可以形成上海特有的产业风格，同时也可以优化市内区域的产业布局。     

市场化、增长目标约束与城市环境污染

文章以我国25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固定效应和Tobit模型分析市场化、增长目标约束与城市环境污染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发现：市场化显著抑制城市环境污染，增长目标约束会加剧城市环境污染进而侵蚀城市环境，市场化与增长目标约束两者交互项对城市环境污染起抑制作用，上述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市场化通过促进创新水平提升而抑制环境污染，增长目标约束通过抑制产业结构升级而加剧环境污染；进一步分析显示，市场化对城市环境污染的影响存在增长目标约束的门限效应，增长目标约束强度越高，市场化加剧城市环境污染的作用越强。研究结论对转变政府发展理念，改善城市环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