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与城市生态效率——基于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的实证分析

提升城市生态效率是实现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的关键。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长江经济带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模型与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显著促进城市生态效率提升,且这一提升效应存在结构异质性、城市区位和资源禀赋异质性;绿色创新效应、产业升级效应和资本配置效应是其重要的作用路径;数字金融赋能城市生态效率提升存在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符合梅特卡夫法则;本地数字金融发展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促进邻地生态效率提升。研究结论为深化数字金融改革、助推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文化产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

采用2013-2021 年我国30 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 模型测算区域绿色经济效率，分别在经济地理嵌套矩阵和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下，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来检验文化产业集聚及空间溢出效应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文化产业集聚能够明显提升本区域绿色经济效率，对邻近地区存在正空间溢出但效果并不显著；在文化产业不同集聚模式下，专业化集聚对本地和邻地绿色经济效率均具有积极影响，而多样化集聚对本地和邻地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均显著为负；异质性检验表明，文化产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综合效应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和文化制造业、文化批发和零售业的表现更明显。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加强产业集群的建设、促进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深度融合、完善文化产业集群的制度环境和竞争机制以及加强区域间的产业联动的政策建议。     

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能否促进绿色创新？

将三重差分模型与空间计量回归分析相结合，系统研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在服务贸易开放中的角色和地位如何影响绿色创新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具有正向影响。三重差分检验结果发现，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对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效应呈现差异性：与创新产出较少的地区相比，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创新产出较多的地区相对更大；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地区相比，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地区相对更大；与不受到国务院督查激励的地区相比，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获国务院督查激励的地区相对更大。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不仅对本城市绿色创新有正向影响，而且对周边城市的绿色创新有正向影响。应进一步发挥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对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断完善法律约束机制，正向调节对外贸易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     

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研究——来自京津冀城市群的经验证据

绿色发展是推进京津冀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举。文章基于2006—2019年京津冀城市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方法实证分析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在正、负外部效应双重作用下，产业协同集聚对京津冀城市群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倒U”型影响，同时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该影响效应存在产业异质性，制造业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更强的作用效果以及更高的拐点值，且产业协同集聚能够通过绿色技术效率及绿色技术进步“双引擎”作用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果可为如何依托产业协同集聚促进京津冀城市群绿色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是绿色虹吸还是绿色涓滴：低碳试点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邻里效应研究

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模式的关键力量，是协调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键因素，而在绿色转型过程中各地发展不均衡不一致现象逐渐显现。文章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5—2018年中国沪深股市A股上市公司的绿色专利数据，采用空间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该试点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邻里效应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试点政策在促进本地绿色技术创新的同时，遏制了邻地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且遏制作用主要体现在绿色发明专利申请上；城市创新能力越强、绿色发展程度越高，试点政策对邻地绿色技术创新的遏制作用越突出，这就造成了“以邻为壑”的不平衡局面。传导机制上，试点政策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本地绿色技术创新，通过抑制邻地产业结构升级并挤出邻地外商直接投资遏制了邻地绿色技术创新。邻里效应分解进一步表明，试点政策对邻近控制组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遏制作用，而处理组城市之间表现出正向溢出效应。文章对进一步完善相关低碳政策、促进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平衡发展提出了可行建议。     

城市蔓延对绿色发展的影响

基于2006—2019年中国28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城市蔓延对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蔓延对绿色发展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城市蔓延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中东部地区、未开通高铁城市、中小城市的绿色发展的负向影响更加显著;城市蔓延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效应,适度的城市蔓延有助于促进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但过度的城市蔓延则会对绿色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城市蔓延对绿色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会抑制本地及邻近地区的绿色发展。基于此,提出科学合理地划定城市蔓延边界、因地制宜地制定城市蔓延调控策略以及加强城市间城市蔓延调控的协同效应等对策建议,以提升城市绿色发展水平。     

雾霾治理影响外资流入吗?:来自中国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2009～2019年中国27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利用政府工作报告文本信息构建雾霾治理指标，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雾霾治理对外资流入的影响。研究发现：雾霾治理对外资流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机制检验发现，雾霾治理主要通过缓解空气污染、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促进外资流入；异质性分析发现，雾霾治理对外资流入的促进作用主要发生在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非资源型城市以及资源成熟型、资源衰退型城市；进一步研究发现，雾霾治理对周边城市外资流入具有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外资流入的增加部分来源于高技术制造业。文章拓展了外商投资区位选择理论的研究边界，为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制定与合理引进外资提供了现实参考。     

财政科技支出、人力资本与长三角区域协调发展

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构建国内大循环的主要动力，对于解决我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具有深刻意义，而提升科技支出和人力资本水平是增强区域协调发展内在动能的重要方式。文章从经济发展、居民保障、资源环境三个维度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指标，实证分析财政科技支出对长三角地区协调发展的影响，以及人力资本在这一过程中的调节作用与空间效应。结果显示：科技支出可以有效促进长三角地区协调发展，人力资本对这一过程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显示，科技支出主要通过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与优化资源环境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各都市圈内促进效果不同；进一步分析发现，人力资本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对科技支出驱动区域协调发展的调节作用具有边际效益递减特征。     

煤炭资源型城市工业生态效率及其绿色发展研究——基于山西省1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

工业生态效率是衡量绿色发展的重要指标，合理评价资源型城市的工业生态效率对促进经济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3—2018年山西省工业及环境相关数据构建工业生态效率投入产出指标体系，采用含非期望产出的SBM-DEA模型测算11个地级市工业生态效率，通过ESDA方法对其时空演进、空间关联以及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6年间山西省工业生态效率呈波动上升趋势，其发展可分为“低效发展期”“不稳定转型过渡期”“转型成效初显期”3个时期；空间上表现出“中间大，两头小，南高于北”的空间分布格局；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科技水平总效应为正，是促进工业生态效率提升的积极因素；产业集聚和对外开放总效应和间接效应为负，对周边地级市工业生态效率具有明显的抑制效应。     

数字金融对区域绿色创新的空间效应

通过空间相关性检验和构建空间权重矩阵，采用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对区域绿色创新水平的空间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显著促进本区域绿色创新，但抑制周边地区发展，并且两者具有空间聚集性；从异质性分析来看，主要是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分指数和中部地区的空间效应较为显著。最后提出因地制宜发展数字金融等相关建议。     

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及机理研究

数字经济为政府治理、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等领域带来了深刻变革，数字经济发展是否抑制了环境污染是亟需解答的问题。文章基于中国285个城市2011-2018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空间杜宾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多维度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环境污染的影响及其中介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降低了城市各类环境污染物的排放，运用工具变量估计、引入外生政策冲击、替换解释变量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数字经济发展对不同污染物的降低作用有所差异，对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的降低效应最明显，工业废水和工业烟尘排放量次之，对PM_2.5浓度的降低效应最小。中介效应分析表明，绿色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是数字经济降低城市环境污染物排放的重要机制。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周边城市各类环境污染物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空间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污染减排效应相比中、西部地区更大，且数字经济发展仅在东、中部地区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文章的内容丰富了有关环境污染影响因素的研究，也是对有关数字经济研究的有效补充，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助力环境污染治理提供了可靠的实证依据，同时为发展数字经济、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污染减排提供了政策参考。     

国家高新区能否提升城市创新水平?

文章基于2003年至2016年我国215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空间双重差分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了国家高新区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及其空间异质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国家高新区建设显著提升了城市创新水平，并且高新区设立带动的城市投资集聚是推动城市创新水平提升的重要原因。空间双重差分结果表明，国家高新区对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并非源于其对周边城市创新资源的掠夺，相反高新区设立对周边城市和省内城市均产生了显著的溢出效应，提升了本省城市和周边外省城市创新水平。此外，国家高新区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特征，在省会城市、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高新区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而能够显著提升一般地级市创新水平；随着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高新区建设对城市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呈现出先增强、后减弱直至不再显著的非对称"倒V型"变化特征。但是研究也发现，国家高新区对城市创新水平影响的区位异质性并不显著，高新区对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城市创新水平提升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数字技术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基于空间溢出的检验

数字技术是区域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重要推动力量，深入探索数字技术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对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我国区域创新效率水平和数字技术差距视角，探索数字技术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存在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创新效率水平跨越门槛值，数字技术发展显著缩小各省份经济差距；数字技术空间溢出效应表明，在创新效率高的区域内，数字技术发挥的空间溢出效应能缩小数字基础设施水平相近和地理相邻的各省份经济差距；在创新效率低的区域内，数字技术空间溢出扩大了各省份经济差距。     

要素禀赋、有偏技术进步与区域创新空间收敛

在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是激发全社会创造力的关键。文章基于CES生产函数构建具有异质性特征的两地区三部门内生增长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要素禀赋差异和有偏技术进步对区域创新空间收敛的影响机理，并从城市层面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要素集聚促进了区域创新，要素禀赋的空间非均衡性导致了区域创新空间差异。我国城市资本和劳动呈互补关系，技术进步方向总体上偏向资本。在有偏技术进步作用下，价格效应引致稀缺要素向发达地区集聚，技术进步方向的非同向性造成创新极化效应大于扩散效应，加剧了我国区域创新空间差距。研究结论为提高区域要素配置效率、促进创新空间收敛提供了重要启示。     

中心城市综合承载力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

高质量发展需要提高中心城市综合承载及资源优化配置能力，中心城市综合承载力提升对区域经济增长将产生重大影响。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型无法考量其空间相关性，因此需要深入探析中心城市综合承载力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文章构建双向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中心城市综合承载力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中心城市综合承载力具有空间外溢性与空间关联性，不论是中心城市综合承载力对经济增长，还是资本与劳动产出对经济增长均有空间溢出效应。同时，中心城市综合承载力作为资本与劳动集聚的空间载体，其通过资本与劳动的聚集作用与空间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此外，分空间区域检验中心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京津冀地区对其经济增长有较强的虹吸效应，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对其经济增长有较强的辐射及空间扩散效应。     

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创新空间关联网络演化分析

文章基于2006—2020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绿色创新能力的评估，运用耦合引力模型构建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创新空间关联网络，并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法对其结构演化特征及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整体绿色创新能力存在明显差异；城市绿色创新空间关联网络的关联强度呈现上升趋势，但仍处于较低水平；上海、苏州等城市长期处于网络核心，随着区域一体化进程加深，出现了武汉、长沙、重庆等次级网络中心；城市绿色创新空间关联网络可分为四大板块，各板块间差异明显；城市开放程度、环境规制等差异因素对城市绿色创新空间关联网络呈显著正向影响，而产业结构、地理距离等差异因素则呈显著负向影响。     

激励性政策规制推动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机制研究

基于中国2010—2019年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国家政策创新对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考察创新政策的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激励性政策规制能够显著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以及工具变量估计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区位异质性分析发现，激励性政策规制对于政策质量型区域的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效应。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激励性政策规制对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受到创新升级驱动效应、产业结构驱动效应和市场发展驱动效应的调节。在全国层面上和政策质量型区域，激励性政策规制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可以通过提升知识资本水平实现。     

数字经济、创新差距和中心-外围城市经济差距——基于新经济地理的视角

采用新经济地理模型,基于数字经济的空间知识溢出效应,推演出数字经济对经济地理格局的重塑机制。该模型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改变城市创新差距,重塑了区域经济空间结构。利用2005—2022年我国23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时间和区域双重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有助于缩小外围城市与对应中心城市的经济差距。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显著降低了城市创新差距,从而有利于缩小中心-外围城市的经济差距。此外,异质性分析表明,与对应中心城市地理距离越远的外围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缩小其与中心城市经济差距的作用越大。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外围城市应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建立健全区域数字基础设施无障碍分享机制、深化区域数字要素市场一体化改革等政策建议。     

环境政策的空间溢出与城市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

偏向于能源节约的技术进步是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所在。本文在现有技术进步方向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区域间贸易成本，构建两区域多部门的异质性企业模型，演绎外生环境政策冲击影响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的空间溢出机制，并将其分解为企业研发效应与企业迁移效应，进一步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为例，运用空间双重差分等方法开展经验研究。研究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够促进本地节能偏向技术进步，且具有非线性的U型溢出效果。机制研究表明，低碳试点政策显著影响企业研发和迁移行为，政策溢出效果在空间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研发补贴与环保处罚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的研究拓展了现有环境政策空间溢出机制研究的边界，为如何更好地实现全局环境目标提供了有益借鉴。     

售电侧改革、空间溢出与区域绿色发展

基于中国售电侧改革政策，采用2009-2020 年30 个改革试点（不含西藏自治区）面板数据，构建空间DID 模型对比分析了各试点售电侧改革对空间关联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售电侧改革通过要素流通、产业升级、政策学习机制促进空间关联区域绿色发展；同时通过政绩竞争、示范- 模仿、生产关联及社会监督效应助力本省绿色发展。文章精准识别售电侧改革绿色效应溢出机制，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电力市场提供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