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长三角27个中心城市的实证分析

通过熵值法,对2011-2019年长三角27个中心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且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证实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积极影响,在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水平等三个维度上均存在正向促进作用。通过门槛模型的验证,证实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非线性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区域异质性,在大中城市和中心城市,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乡村产业振兴——基于新疆十四地州市的实证检验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本文立足于新疆地区,基于新疆各地州市与根据熵值法测算的新疆乡村产业振兴指标体系,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来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第一,新疆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发展;第二,根据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来看,提高支付便利性与缓解流动性约束同样能给新疆乡村产业振兴的发展带来有效的促进作用;第三,根据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来看,南疆五大地州的发展增速要高于北疆九大地州市;第四,以数字普惠金融为门槛变量时,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乡村产业振兴存在明显的非线性影响,存在单一门槛,且跨越第一门槛值后,正向促进效果明显增强。     

数字普惠金融、市场化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来自我国217个地级市的证据

文章将数字普惠金融与市场化水平相结合,为深入探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提供了新视角。文章基于2011—2019年中国21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市场化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市场化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市场化水平的正向调节作用在中、小城市以及中部地区显著;进一步基于门槛效应分析发现,当市场化水平跨越第一和第二门槛值后,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因此,提升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水平,提高市场化水平,有利于“十四五”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机制——基于不同创新层次的维度

基于全国278个地级市2011—2020年的数据,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有显著的增益效果。分维度看,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对区域创新的促进效果最为显著,其次是使用深度,再次是数字化程度。分地区看,数字普惠金融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对区域创新的效果存在一定差距,对中部地区的区域创新活动增益效果显著大于东部、西部地区。分创新层次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各个层次的区域创新水平有突出的正向驱动效果。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提升金融效率和市场化水平进而促进区域创新。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民增收——基于农户创业中介效应的再考察

数字普惠金融是数字化技术赋能金融的新产物，也是促进农户创业、提升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手段与方式。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增收效应；农户创业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但中介效应不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和收入结构的异质性。因此，在共同富裕目标下，强化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推动数字普惠金融支持政策与农户创业扶持政策重点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引导农户创业类型的多元化成为当前进一步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增收效应的现实选择。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促进我国区域创新吗？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不断推动着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助力区域协同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运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地区专利申请数据,就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区域创新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水平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同时,对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等分维度及东、中、西部分区域样本的探究发现,不同维度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区域创新的作用存在差异,数字普惠金融对东、中、西部创新的驱动作用也存在异质性。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会显著提升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而助力区域创新水平提升。     

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吗？——基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分析视角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对经济发展的质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如何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便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双循环”分析视角出发，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得出如下研究结论：（1）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子维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一影响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段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2）产业结构升级、消费结构升级与进出口贸易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都发挥着中介效应。（3）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传统金融超过门槛值后会显著增强，但一级数字鸿沟与二级数字鸿沟则会分别对中部、东部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负向的调节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企业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数字普惠金融能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本文选取2011―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深入剖析了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作用机理及金融监管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但数字普惠金融不同维度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结构性”差异，其中使用深度促进作用最强，数字化程度次之，覆盖广度最弱。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科技型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和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样本中表现更显著。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具有资源效应、治理效应和信息效应，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改善公司治理水平和提高企业股价信息含量来共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拓展性检验表明，金融监管在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在有效的金融监管下，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强。本文研究结论丰富了数字普惠金融经济后果和企业高质量发展驱动因素的研究，对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居民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分析——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数字普惠金融视角，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8年的平衡面板数据，结合我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利用有序概率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居民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具体影响及其异质性。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显著降低我国居民家庭经济的脆弱性，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表明研究结果稳健。从收入层面看，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升居民家庭收入水平降低居民家庭经济的脆弱性。相较于西部地区，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更显著；提高数字普惠金融水平可以显著降低城镇家庭经济的脆弱性，但对乡村影响不显著。     

外资银行进入与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基于传统与数字对比视角北大核心

伴随着中国金融业的开放，外资银行进入对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探讨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传统与数字普惠金融作用的差异性。研究发现，相比于依赖“硬信息”的传统普惠金融，外资银行进入更有效地推动依托“软信息”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从作用异质性看，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金融发展程度低和互联网技术水平高地区的普惠金融促进效果更明显。从作用渠道看，除直接效应外，外资银行进入会通过竞争和技术两个渠道对中国普惠金融产生显著的间接效应，且其中的竞争效应主要作用于传统普惠金融，而技术效应更显著地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为此，本文建议通过鼓励外资银行积极参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激励中资银行拓展普惠金融业务、统筹外资银行进入区域分布等措施推动中国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创业活力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基于2011—2022年的省级面板相关数据,运用熵值法测算了我国各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然后通过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东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更强;创业活力在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创业活力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传导作用上更为显著。最后,文章从加强数字普惠基础设施建设、激发创业活力、因地制宜制定发展策略,对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与空间溢出研究——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数字化是时代特征，数字普惠金融将金融体系与数字科技融合，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动力机制。本文通过采用中国30个省份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碳排放量的影响机制和空间效应。通过本文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中国各省的碳排放量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及更换控制变量后结论依然成立；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普惠金融抑制碳排放的重要中介机制，通过推动各省产业结构升级来减少碳排放；对中国各省以经济发展区域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东、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碳排放量关系显著，中部地区系数为负但不显著；通过对空间面板模型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碳排放和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作用，其中对碳排放表现为负自相关性、正空间溢出性；对产业结构升级则表现为正自相关性、负空间溢出性。     

数字普惠金融、农村劳动力就业与农村居民消费

当今时代,数字经济不仅是社会发展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也成为影响居民生活方式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2011-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会显著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分项消费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主要作用于基本生活资料消费。分区域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在西部地区更明显。从影响机制看,数字普惠金融会对农村劳动力就业产生正向影响,从而提高农村居民消费。     

数字普惠金融、资源配置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利用2011—2019年中国28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从资源配置的视角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和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2）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和资源配置结构优化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传导机制；（3）数字普惠金融的正向影响对传统金融欠发达地区、强金融监管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发挥得更充分。最后，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时空演进与发展趋势

在依托"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20)"对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核密度估计、传统马尔可夫链和空间马尔可夫链方法解析中部六省所辖82个地级市数字普惠金融的时空演进分布特征,嵌入"经济金融共生"理论,构建共生指数,从省域层面刻画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共生状态。研究发现:近10年来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整体上呈现出非均衡性跨越发展态势,区域之间、年际之间发展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传统马尔可夫链分析显示,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保持稳定的概率至少为56.86%,同时也存在"马太效应";空间马尔可夫链分析表明,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生转移的概率存在空间依赖性。共生状态测度表明:中部六省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共生关系处在正向非对称共生状态,且逐步向正向对称共生状态收敛。为此,应从完善基础设施、优化协同机制、拓展应用空间、打造良性生态四个方面着力,提升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整体发展水平。     

数字普惠金融与城镇居民就业质量研究

城镇居民高质量就业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一种依托数字技术的新型金融模式，可促进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既能助力经济发展，又能促进就业结构的优化。然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能提升城镇居民就业质量以及影响机制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基于2011—2020年我国城镇居民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城镇居民就业质量指标体系，并结合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镇居民就业质量的影响机制。可以发现：第一，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有效提升城镇居民的就业质量；第二，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化程度、使用深度和覆盖广度三个特征，分别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和提升社会保障水平三个维度间接提升就业质量；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对就业质量的提升存在区域差异，且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区域提升作用更加明显。研究结论有助于提升数字普惠金融的政策靶向性，助力城镇居民就业质量的提升。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31个省份2011-2015年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一个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不仅对本地区减贫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时也能够显著降低其关联地区的贫困率,即本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关联地区产生了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为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利用偏误修正的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从长期和短期两个角度,深入考察数字普惠金融与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发现短期内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减贫具有显著正向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从长期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减贫的直接影响仍然显著,但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驱动乡村产业高质量融合的影响：指标构建与机制检验

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降低金融服务门槛,拓宽产业融资渠道,为乡村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提供关键引擎。选取2011—2021年我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为样本,深度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融合的影响及作用渠道。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融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该结论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激发农村创业活跃度和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两条传导途径间接驱动乡村产业高质量融合。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融合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和信息化程度较高地区更为显著。对此,未来应建立健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体系、多角度深挖乡村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潜能、制定差异化乡村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战略,以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区域异质性与动态一致性研究

为揭示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时空演变过程、区域异质性与动态一致性,基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中的省级层面数据,运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区域异质性的大小、结构和变动趋势;使用绝对收敛模型和条件收敛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的动态一致特征。研究发现: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区域间总体差距在缩小,但是地区发展不均衡问题仍然突出,数字普惠金融的地区差异基本是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直接表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收敛性和正向空间外溢性。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收敛性研究

采用2011—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建立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测算我国28个省份的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基于测算结果分析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收敛性。结果表明: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区域差异,东部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最高,其次是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在全国及区域层面上均呈现收敛性特征,东部地区收敛速度最慢、中部地区最快。同时进一步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借助条件收敛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收敛效应。总体表明:无论是从全国层面还是从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来看,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与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高了全国及东部、中部、西部的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收敛速度,有利于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区域均衡发展。